郁翔越：安史之乱后，为何唐朝这艘大船反而以残破形态航行了更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郁翔越】

一骑红尘妃子笑，“有”人知是荔枝来。

《长安的荔枝》故事发生在安史之乱当年，也就是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是唐朝乃至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任何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忽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善于吸取教训的中国人对安史之乱起因的讨论从未衰减。

虽然《长安的荔枝》主要讲了一位职场“社畜”拼命上岸的故事，但也准确描摹了安史之乱起因的历史场景；如果对这些信息有所把握，那么既能对安史之乱的前因后果有理性认识，又能体会作者谋篇布局的苦心。

不止一位李善德

《长安的荔枝》故事缘起，是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非正式任务——将岭南的鲜荔枝运到长安城。李善德只是从九品的上林署监事，是芝麻官中的芝麻官，却接到了当朝皇帝的敕令，差遣他去从事荔枝运输工作。对于这种看起来不合常规的情节，作者马伯庸解释道：

这几年以来，圣人最喜欢的就是跳开外衙署，派发各种临时差遣。宫中冬日嫌冷了，便设一个木炭使；想要广选美色入宫，便设一个花鸟使。甚至就在一年前，圣人忽然想吃平原郡的糖蟹了，随手指设了一个糖蟹转运使，京城为之哄传。

这些使职都是临时差遣，不入正式官序，可因为是直接给圣人办事，下面无不凛然遵从。其中油水之丰厚，不言而喻。像卫国公杨国忠，身上兼着四十多个使职，可以说是荷国之重。所以一旦有差遣派发下来，往往官吏们会抢破了头。

这就解释了李善德接下的临时差遣的性质。这个叫“荔枝使”的职务属于使职范畴，油水丰厚，以至于后面李善德都怀疑韩洄“鼓励自己仗势欺人，做一个肆无忌惮的贪官”。

《长安的荔枝》剧照

使职，是一种差遣类职务，其特点是带有“使”之头衔的差遣。

中国古代的行政制度需要保持相对稳定，但行政工作的需求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所以皇帝根据行政工作的需要，在正常官僚体制之外设置差遣类职务，其中使职属于临时头衔，通常没有定额、没有品级（但有少数使职有品级）。和兼职不同，大多数使职所承担的工作以使职为准，只有少数还会兼有正式职务的职责。

学过中学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三省制中的“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首长，最初就是差遣性质的职务，后来才取代“三公”成为国家官僚体制中的正式职务。汉代各州刺史被称为“使君”，最初也是一种使职性质的临时职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督州军事制度，也源于差遣使职制度。唐代使职差遣是由皇帝名义派出的。关于使职的职责权限，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唐律疏议》卷二五云：

“若别制下问”，谓不缘曹司，特奉制敕，遣使就问。注云“无罪名谓之问”，谓问百姓疾苦，丰俭水旱之类。案者，谓风闻官人有罪，未有告言之状，而奉制案问。推者，谓事发，遗推已有告言之者。

皇帝通过使职“别制下问”，实质上就是解决日益增长的行政事务与相对稳定的官僚体制之间的矛盾。最初，唐高宗和武则天针对繁重的行政事务，扩大了尚书省的规模。然而，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中枢行政体系的扩大总有一定限度，即使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等部门员额有所增加，也难以应付当时官员选拔、边疆战事、财源扩张和酷吏政治的需求。

同时，面对地方行政出现的新问题，扩大地方官员额的方式同样行不通。于是，使职差遣制度便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得到广泛运用。使职差遣制度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为何又成了安史之乱爆发的一大诱因，受到小说中韩洄的警惕呢？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使职差遣制度到唐玄宗时期就变了味。杨国忠凭借他在经济领域的特殊才能，以度支员外郎、郎中兼领四十余个使职，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现象。更何况，杨国忠并非公忠体国之徒，这四十多个使职每一个都能让他捞到不少油水。

杨国忠 《长安的荔枝》

比如，杨国忠自天宝五载（746年）开始兼任的木炭使一职，其职责是向宫中和长安城内各官署每年供应至少十万吨木炭，由于这一职务牵涉到对京兆、岐、陇三地军政力量的统筹，再加上对关中地区水运的管理，因此哪怕只是为长安供应木炭的使职都有巨大权力和腐败机会。

正如韩洄口中所说的天宝时期使职派遣制度之下的腐败乱象：

圣人近年来喜欢设置各种差遣之职，因事而设，随口指定，全然不顾朝廷官序。这些使臣的一应开销，皆要从国库支钱，却只跟皇帝汇报，可以说是跳至三省六部之外，不在九寺五监之中。结果是什么？度支无从计划，藏署无从扼流，比部无从稽查，风宪无从督劾。我等只能眼睁睁看着各路使臣揣着国库的钱，消失在灞桥之外。

当然，大部分担任使职的官吏都不可能像杨国忠那样权倾朝野，但使职派遣制度造成的漏洞足以让李善德这种担任使职的芝麻官发一笔小财。《长安的荔枝》中就展现了担任使职的一个“妙处”：李善德在赴岭南的路上管吃管住，所以上林署所谓的“驿使钱”和“出食钱”，其实是不必要的。但是使职又超脱于诸司流程之外，符玺局、上林署和户部三者彼此并不联通，在三个部门无法对账的情况下，“驿使钱”和“出食钱”这两项公款都能进入李善德的腰包。

唐代长安城/示意图

天宝年间另一位权倾朝野的奸臣王鉷，也通过出任使职对唐朝各级政治生态造成重大破坏。

天宝年间，唐玄宗逐渐沉溺享乐，对能为宫廷敛财的“人才”有了强烈的需求，王鉷就投其所好，用无数小人物的血泪铺就自己升官发财的前途。他通过担任京和市和籴使、长春宫使、户口色役使、京畿采访使等使职得到唐玄宗和李林甫的赏识而发迹。王鉷担任户口色役使期间，恰好碰上唐玄宗下敕免除百姓一年的赋税，于是王鉷上奏征收百姓的“脚钱”（运输费），然后夸大数目，用这些运输费购买体积小但价值高的货物，这样使百姓在“免税”的情况下，反而承担了比赋税更严酷的剥削。

至于将各郡缴纳贡物损耗进行折算后重复征收、让本郡高等户充任运送租（田租）庸（力役）的脚夫导致其倾家荡产、向各郡县额外征收成百上亿的财物以满足唐玄宗赏赐妃嫔的需求等等，对王鉷来说都是和风细雨的小场面。

王鉷身兼二十多个使职，架子自然是小不了，他的宅邸附近就是使院，其中文书堆积如山，办理文书的小官请求他签字，竟然几天都找不到。和杨国忠相比，王鉷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见，天宝年间，以杨国忠、王鉷为代表的奸臣凭借他们身兼的使职所带来的权力，肆无忌惮地破坏官场环境，对原本的一整套官僚制度造成极大损害。但是，这些使职是为皇帝办事，必须得到皇帝授权，所以从使职差遣制度的“癌变”过程来看，天宝年间政治生态败坏固然奸臣有责，但负主要责任的只能是唐玄宗本人。

唐高宗武则天时代的使职，尚且有明确的权力边界，制度化运作也让使职受到有效制约，并且统治者有控制一人身兼数十个使职的状况出现，所以当时使职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在不盲目扩张官僚体制规模的前提下满足现实行政需要，发挥的作用主要还是正向的。但在唐玄宗时期，相当一部分使职已成为皇帝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

使职绕过三省直接听命于皇帝，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削弱了权力制衡机制，导致使职权力的膨胀和行政体制的紊乱，以及催生的严重腐败。对民众来说，使职造成“政出多门”的局面，频繁发生重复收税情况。行政体制的混乱，最终由群众买单。

从李善德刚刚接到荔枝使一职时的欣喜来看，当时的官场“老油条”都知道使职的含金量。按理来说，这种肥差不可能落到明算科出身的芝麻官李善德身上，直到看到“鲜荔枝”三个大字，李善德才明白为什么他会成为荔枝使——别的使职可以赚钱，他的使职只能要命。

不过，唐玄宗似乎察觉不到滥用使职造成的不良后果。这个为了博取宠妃一笑而向李善德下达离谱命令的老年天子，面对一片大好的局势，始终相信自己开创的盛世能一直延续下去。

自信的老舵手与脆弱的大船

对于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唐玄宗来说，他的人生可谓“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在祖母的统治下过了一段憋屈日子以后，唐玄宗凭借唐隆元年（710年）六月发生的宫廷政变登上政治舞台，刚出道就处死不可一世的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拥立父亲相王李旦为皇帝。先天元年（712年），他从父亲唐睿宗手中取得帝位；次年，在与姑姑太平公主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最终杀死太平公主并消灭其党羽。

1993年历史剧《唐明皇》中的李隆基

截至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在位四十余年，创造了超越曾祖父唐太宗的盛世。因此，即便年事已高，他始终相信自己拥有的绝对掌控力，任何政治力量都只是在他掌心跳舞的小人。

但正如《长安的荔枝》中杜甫所言，唐玄宗虽是不世出的英主，可惜“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其创造盛世的成就和对自己政治掌控力的自信，此时已成为阻碍大唐前进的包袱，也让他对盛世局面下的危机失去了判断力。

四十余年间，行政班子已经换了好几批，但唐玄宗的统治依旧稳固，这也是他极度自信的最大底气。从上文所述滥用使职就能看出，他经常跳过行政班底（也就是三省）任命自己信任的人去从事重要工作，这种以绝对的“人治”代替“法治”的行径，最终导致“小圈子”政治凌驾于官僚体制之上。而正是这种“小圈子”政治，培养出了玄宗朝盛世的终结者——安禄山。

安禄山的发迹，本就是玄宗时期选官用官制度被破坏的结果。先是安禄山打了败仗，按律当斩，但唐玄宗违反原则赦免了他。后来李林甫专权，为防止出现权位竞争者，就怂恿唐玄宗任用蕃将；蕃将大多目不识丁，即使战功傍身也无法入朝为相，这样李林甫的地位就能一直稳固下去。对于如何驾驭这帮蕃将，李林甫提出要“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这一方法被唐玄宗采纳。但其实，李林甫的建议的实质就是以情感纽带取代制度约束，以豢养家奴的方式任用国家官员。

于是，唐玄宗以个人感情为纽带笼络安禄山，在高官厚禄的物质基础上，还给予安禄山许多礼遇，其中一些明显超出了君臣关系的边界。安禄山认杨贵妃当干妈，可以自由出入后宫禁地，甚至与唐玄宗的妃嫔一起戏耍。唐玄宗自以为通过这种溺爱般的恩宠，就能笼络安禄山，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复旦大学教授韩昇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

宫内君臣的嬉戏胡闹，唐玄宗以为获得了安禄山的忠心，杨贵妃以为收了一个活宝般的养子，而安禄山心中却彻底看轻了这对老夫少妻，他借着游戏伸手索求，就像婴儿哭闹要喝奶一般，实实在在把一个一个官职拿到手里，把军需物资调往范阳，把耳目部署在京城，将朝中的风吹草动打探得一清二楚。安禄山和唐玄宗这对君臣，一个清醒，一个糊涂，一个用心，一个开心，各自玩着自己的把戏。

韩昇《盛唐的背影》

唐玄宗的自信还源于他可以居高临下观察朝中政治斗争，并利用不同势力间的矛盾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元后期，张九龄与李林甫在任用牛仙客为相的问题上产生矛盾，唐玄宗借机罢黜张九龄，并扶植牛仙客上位。后来，为了打破李林甫对中枢权力的垄断，唐玄宗破格提拔杨国忠，翦除李林甫的爪牙王鉷并逼死李林甫。

天宝十二载（753年），为了对如日中天的安禄山做最起码的制衡，唐玄宗封哥舒翰为西平郡王。面对杨国忠和安禄山这两位宠臣的争权夺利，他也能利用两人的矛盾进行互相制约。但是，唐玄宗所想的“制约”是权术上的制约，而非制度上的制约。如果对自己运用权术的水平有过高估计，那就会导致所谓“制约”的失效。

唐玄宗自以为能把杨国忠和安禄山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将杨国忠揭露安禄山图谋造反视作权力斗争的一部分，不予采信。甚至到了安禄山反叛的两个月前，他都认为群臣对安禄山的揭发是在内斗，正所谓“哪来这么多叛乱分子啊，它不就是你们内斗嘛”。

然而，无论是李林甫、杨国忠还是哥舒翰，他们都不是唐玄宗“小圈子”里最亲近的人。

唐玄宗用人“小圈子”的核心是高力士与陈玄礼。高力士在唐玄宗即位前就与其结交，陈玄礼则是在唐隆政变中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的实际执行人。《长安的荔枝》小说中李善德将荔枝成功运到长安后的惊险遭遇，就是杨国忠与高力士权力博弈的结果。

不管是高力士还是杨国忠，他们的权力都来源于唐玄宗，二人的权力斗争只不过是唐玄宗玩弄权术的抓手罢了。后来，在马嵬驿兵变中，面对政治生涯中最危险时刻，唐玄宗在高力士、陈玄礼与杨国忠、杨贵妃之间果断舍弃后者，接受陈玄礼的兵变诉求，并派高力士杀死杨贵妃。即使在如此不体面的情况下，唐玄宗仍能利用“小圈子”保住自己的性命，这也难怪他能如此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掌控力。

1993年历史剧《唐明皇》中杨贵妃被赐死的剧情

当唐玄宗用“小圈子”架空官僚体制以后，国家治理的失能就在所难免了。天宝年间唐朝治理失能的具体例子有很多，其中教训最惨痛的莫过于对外战争的失败。

唐朝自太宗以来开疆拓土，与周边民族共享漫长的边境线，因此统治者对边疆地理形势的掌握和军事地理知识的运用，是维持唐朝辽阔疆域的重要条件。到唐玄宗时期，开元年间，基于他对边疆地理形势做出的正确判断，唐朝对外战争基本全胜；天宝年间，则几乎完全相反。

开元年间（713—741年），唐朝的边患主要是北方的后突厥汗国、西方的吐蕃及东北的契丹、奚族。巨大的边防压力促使唐朝采取以战略防御为主、在必要情况下主动进攻的策略，最终改变了武则天时期在边防上的被动局面。

比如，在吐蕃方向，开元二年（714年），王晙、薛讷率军在武街驿（今甘肃临洮东）抗击入侵的吐蕃军队，最终以少胜多，吐蕃军全军覆没，死伤数万，洮水为之不流，此战遏制了吐蕃的东扩进程。次年，张孝嵩率军击败吐蕃与大食联合支持的阿了达，夺回对拔汗那国（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控制权，巩固了唐朝在中亚的影响力。

开元十年（722年），吐蕃入侵小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张思礼率军救援并大破吐蕃，斩获数万，维护了对帕米尔高原的控制权。

在与吐蕃的东线战场上，开元十七年（729年），唐军攻克了湟水流域与青海湖之间的战略要地石堡城（今青海湟源），大大减轻了吐蕃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在开元年间的对外战争中，唐玄宗对当时周边民族的地缘形势有准确把握，在唐朝军事力量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没有在同一时期针对两个及以上战略方向发动战役，在同一战略方向内也没有急躁冒进，而是将每次战役的小胜积攒为整个战略方向的大胜，逐步达到战略目的。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中期、后期形势图

然而到了天宝年间，无比自信的唐玄宗将此前的胜利经验抛在脑后，逐渐不再满足于此前的稳扎稳打，而是向周边各族发动全面战争。天宝六载（747年），高仙芝率军翻越帕米尔高原，消灭被吐蕃控制的小勃律国。天宝八载（749年），哥舒翰强攻吐蕃控制的石堡城，虽然重新夺回了这一重要的战略据点，但唐军死伤惨重。早期的这两场胜利，为后续的穷兵黩武提供了支持。

天宝九载（750年），高仙芝背信弃义偷袭石国，引发中亚诸国不满，第二年在怛罗斯之战（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附近，一说战场在今吉尔吉斯斯坦西部）中失败。同年，云南太守张虔陀制造与南诏王阁逻凤的摩擦，引发战争，鲜于仲通率八万大军征讨，虽深入洱海地区，但终被南诏、吐蕃联军击败，死伤六万余。

天宝十载（751年），安禄山为邀功固宠，率六万大军征讨契丹，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唐玄宗及其统治集团面对对外战争的全面失败，没有做出调整。天宝十三载（754年），李宓征南诏全军覆没后，杨国忠隐瞒败绩，继续发兵征讨，前后死伤二十余万。唐朝的对外战争彻底陷入低谷。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对外战争的全面失败在安史之乱前沉重打击了唐朝的国力，成了盛唐将逝的最大预兆。失败暴露了将领贪功、政治腐败、后勤困难、政策失误等问题，追根溯源，与唐玄宗的“小圈子”政治脱不了干系。“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最终，唐玄宗亲自驾驶着自己建造的华丽大船，以最快的航速撞向安史之乱大冰山，粉身碎骨。

当然，作为后人，我们可以“事后诸葛亮”，但当时的人们并不能用上帝视角观察时局，大多数人其实并未预感到盛唐将逝。哪怕对政治局势深有体会的李善德，听到安禄山叛乱后也只能“僵在原地”，完全没有预料。

历史学者黄永年先生曾提醒我们，要纠正将“开元之治”“天宝之乱”理解为开元之治进入天宝即乱的观点。从经济数据来看，在安禄山叛乱前，唐朝经济一直保持着上升态势。比如，天宝时期唐朝政府掌握的户数持续增加：开元二十年（732年）有7861236户，天宝元年（742年）是 8348395户，天宝十四年是8914709户。

此外，唐玄宗还解决了困扰唐朝统治者百余年的长安粮食供应问题。玄宗以前，由于关中粮食供应压力巨大，唐高宗、武则天只得长期住到东都洛阳就食。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从此以后“关中蓄积羡溢，车架不复幸东都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

但与这些“亮眼”的经济数据并存的，是政治腐败。

黄永年《北朝隋唐史论集》

当然，天宝年间也并非人人沉浸歌舞升平、盛世繁华。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唐代诗词、后人编修的史书中，藏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杜甫在《秋雨叹三首》其二痛心疾首地提到“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这句诗的背景是天宝十三载（754年）秋天，关中地区连月雨灾，唐玄宗忧虑灾害影响农业生产，但杨国忠献上饱满麦穗，谎称并无灾害发生，并压制地方奏报，导致“天下无敢言灾者。”政府也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长安的荔枝》中，杜甫被任命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此时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没传到长安，大多数人还沉浸在盛世美梦当中。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便写于此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至今读来仍感哀凉。

而唐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也使边塞诗一改往日积极向上的基调。高适在《燕歌行》中写下的名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揭露了唐朝边军内部尖锐的官兵对立问题。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则毫不留情地讽刺前线将领的骄奢淫逸，作为“真丈夫”的盖将军，竟是“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宴会上“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帐中歌妓“可怜绝胜秦罗敷”，而士兵却在“黄沙万里白草枯”的艰苦环境中战斗。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李白《战城南》）对外战争没有停息，战争的非正义性和连续的军事失败给前线士兵带来巨大苦难，这是盛世末期集体心态转变的一个缩影。

对于时局，一些在政治上颇为敏感的人也只能冷暖自知，他们对盛世之下的危机感到忧虑，但也无力改变一切。只要通过破坏制度实现大权独揽的唐玄宗没有做出改变，盛唐的逝去只是时间问题。

成败节度使

对唐朝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藩镇割据。“藩镇”是唐朝的特色，安史之乱的性质就是藩镇造反，藩镇割据的局面最终导致唐朝走向灭亡。要理解藩镇问题的产生，还得从使职差遣制度在地方行政中的运用说起。李善德与安禄山、何履光虽有云泥之别，但无论是荔枝使还是节度使，都带一个“使”字。

在唐朝初创的制度建设中，行政区划的层级是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这直接关系到中央对地方行政单位管理幅度的问题。对此，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概括道：

任何行政组织都要分成若干管理层次，每一层次有一定的管理幅度。层次和幅度之间存在反比例关系，层次级数多，则每个层次的管理幅度小；反之，层次级数少，管理幅度就大。一个国家的行政区划也同样要分成若干层次，而且层次级数是行政区划体系中最基本的要素。一般而言，层级越多，上下阻隔越远，政令不易贯彻，下情不易上达，中央政府也就越难进行有效行政管理。因此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要求有尽量少的层次，但受到管理幅度的限制，层级也不能随意减少。

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

行政区划层级的选择本就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过程，虽有先例可循，但重点还是要把握实际情况。秦汉时期实行郡县二级制，但随着郡目的增加，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一百多个郡幅度过大，因此汉武帝就在郡级政区设置十四个监察区，每部设刺史一人。汉朝统治者为维护中央集权，会根据地方行政的变化，增设使职差遣，这样既不会造成事实上的三级制，又能合理控制中央对地方管理幅度的规模。

然而，地方上的使职一旦转变为正式职官，就会对中央集权带来损害。东汉黄巾起义以后，为对抗农民军，东汉朝廷不得不派出中央九卿出任州牧，授予其行政权力和军事权力，形成了事实上的州郡县三级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县三级制长期存在，州级政区幅员过大，成为维持分裂割据的有利因素。隋朝统一之初，隋文帝改废郡存州，重新实行二级制。然而，这就又出现了汉代中央对地方管理幅度过大的问题。于是，和汉武帝一样，唐太宗于贞观元年（627年）按山川形便分全国为十道，作为监察区的预备。但唐初非定时的巡察并不能解决中央对地方管理过大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正式分天下为十五道，并明确规定每道设采访使。

唐十道地图

同样的，节度使的产生也是基于现实需要。唐朝自建立之日起便面对着复杂的周边地缘环境，边境的防戍体制关乎国家安危。唐初的对外战争，主要由行军总管、大总管统兵募、府兵和蕃兵临时出征，其中行军总管、大总管职务属于一次性授权，在战争结束后职务自动解除。然而从唐高宗后期开始，唐朝军事转攻为守，在边疆常设重兵分守成为必然。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就建议“敕边兵谨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以达到对入侵者“以逸待劳”的效果。随着边疆地区军镇的设立，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朝廷正式设置节度使一职。天宝元年（742年），八个节度使总共统领八十余处军镇，边疆地区的藩镇体制最终成熟。

天宝十节度使地图

设置采访使和节度使本意是好的，但制度的执行往往事与愿违。虽然唐玄宗规定采访使职责如汉代刺史，但在实践中，采访使已对各州行政首长（刺史）“废置由己”，在权力上俨然成为地方行政大员。节度使则在府兵制崩溃的背景下，越来越仰仗招募而来的“长征健儿”。本来在府兵制下，“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可以有效避免军人专权。随着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各藩镇自行招募的“长征健儿”只知有节度使、不知有朝廷，成为节度使的私人武装。安禄山在叛乱前就组织了规模八千人的特种作战部队“曳落河”（壮士），作为自己的军事“小圈子”。

采访使、节度使这两个使职在行政、军事方面享有较大的权力。如果这两个职务的权力合二为一，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最初，两个职务分开设置，但唐玄宗在“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思想指导下，对他以个人感情维系藩镇首领忠诚的能力过于自信，因此没有在制约藩镇权力方面进行有效的制度建设，反而带头破坏二使并立的体制，于天宝九载（750年）任命安禄山为河北采访使，后来又一口气授予其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方、陇右群牧、度支、营田等使职，给后者反叛以极大便利。

安史之乱前，唐朝“外重内轻”的格局已经形成，导致安禄山起兵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直捣东都洛阳。为了适应当时的战争情况，唐肃宗在乾元元年（758年）下诏罢省采访使，并设置观察处置使，由节度使兼任。此前，唐玄宗为了平叛，已经赋予各节度使财政、官员任免等行政权力。安史之乱平定后，由于朝廷已无力与安史旧部抗衡，所以就封安史降将为节度使，保留他们的军队。同时，朝廷在安史之乱中赋予节度使的行政权也无法收回，事实上的道州县三级体制正式确立。随着募兵制的成熟，“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新唐书》卷五十《兵志》）的状况时有发生。大家熟悉的藩镇割据局面就正式形成了。

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常被后人视为唐朝盛世的终结。比起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和晚唐，人们更熟悉生机勃勃的初唐和繁荣兴旺的盛唐。但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安史之乱爆发时，唐朝历史才过去不到一半，这艘大船反而以残破的形态航行了更久。后世都知道藩镇权力的膨胀引发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灭亡，但在上述的时间尺度中看到了一个似乎反常识的现象：藩镇割据延续了唐朝的统治。

面对这个问题，后世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尝试从制度史、历史地理学等角度出发，去解释“藩镇割据延续了唐朝的统治”。

唐朝诗人杜牧将中唐藩镇划分为四类：一是割据跋扈的河北藩镇，二是遏制河朔的中原藩镇，三是维护边防的西北藩镇，四是维系财税的南方藩镇。从中可以看出，真正威胁唐朝统治的主要是河北藩镇，中原藩镇作为朝廷防备河北藩镇的屏障，西北藩镇则发挥着节度使制度设立之初防止外族入侵的作用，而南方藩镇在财税重心南移的背景下成为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依靠。

根据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的分析，除河朔三镇外，绝大多数藩镇都是朝廷控制下的地方政权，藩镇割据具有区域性，所以四种藩镇之间的制约关系，维系唐朝相对稳定地统治了一百多年，直到黄巢起义才最终打破这一格局。

中西书局副总编辑李碧妍在《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中则提出，安史之乱既是边境藩镇危机最明显的体现，又给唐朝提供了化解这一危机的契机。从政治地理和权力结构层面讲，安史之乱是唐朝地缘和制度危机的总爆发，但在爆发后同样毁灭了危机本身，这使得唐朝在危机的废墟上重建，并度过了后半段一百五十余年的岁月。

“荔枝使”的背后

本文无意对安史之乱的起因做全面分析，只是截取《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所担任的荔枝使，介绍使职差遣制度的滥用如何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也早已成为人们理解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依据。《长安的荔枝》中写道，“大概是高力士向贵妃夸口家乡荔枝如何可口，才有了后面这一对麻烦”，最终改变了李善德、阿僮、林邑奴等小人物的命运。然而，对唐玄宗为满足宠妃的口腹之欲而征发民力、运输荔枝的行径，简单地给予“道义上的愤怒”，也并不足以让人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产生深刻认识。

唐玄宗让李善德担任荔枝使，是他破坏唐太宗君臣所建立政治制度的一个例子而已。为了一己私欲而随意调动本应履行法定职责的国家官员，并因此产生财政浪费和腐败活动，长此以往，唐玄宗将严肃的国家政治视作儿戏，把本应认真对待的治国理政简化为权力制衡的“法术”，最终将国家制度根基掏空。而安史之乱最大的教训恐怕就在于：制度建设极其不易，但制度的崩坏常常就在一念之间。

黄永年先生认为，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提到“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科学方法，使他从《资治通鉴》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释历史的陈腐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长安的荔枝》亦是如此，盛唐将逝之景、小人物命运之无常，看似由皇帝、宠妃、奸佞一时心血来潮所致，但更深的缘由来自“荔枝使”背后“一定历史范围之内”的制度文明与地缘政治。

因此，我们在品鉴历史时不能满足于吃普通“荔枝”，更应该找出园中最大的那枚“丹荔”，剥出瓤来，然后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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