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学者王干评“苏超”文化意义，特别提到宝应！

著名文化学者王干：

“苏超”的四重文化意义

“苏超”横空出世，火出了圈，也带火了很多产业，成为全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我看来，“苏超”的文化意义至少包含4个方面。

第一，“苏超”弘扬了体育文化。中国的乒乓球、巴西的足球能够长期傲立世界，都不是用金钱堆起来的，而是有着丰厚的群众土壤；日本足球的崛起，也在于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的中学生联赛办得很好。中国足球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贝贝杯”等青少年赛事很火，我到江苏宝应去，一个县里居然有一个联赛，每个周末都热火朝天地比赛，宝应出了李志高这样的国家队门将也就不奇怪了。现在的“苏超”必定会推动群众性足球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吸引很多青少年加入其中，“苏超”的爆火还催生“粤超”“豫超”“川超”等兄弟省份的足球热，这是多年难见的足球现象。

第二，“苏超”彰显了城市文化。这些年地方政府为了推介地方文化，可谓煞费苦心，有些短时间出圈了，后又归于平淡。江苏地域文化丰富多彩，汉风、吴韵、楚调、金陵腔各美其美，光是美食，就有南京的盐水鸭、无锡的水蜜桃、泰州的汤包、扬州的狮子头、盐城的蚬子汤、南通的脆饼、兴化的猪头肉、高邮的软兜这些名吃。江苏美食众多，但相互之间不一定能够交流起来，而“苏超”消除了地域文化的壁垒，打破了“十三太保”之间的藩篱。“苏超”精准捕捉了江苏人内心对家乡荣誉的认同与好胜心理，塑造了自身作为“江苏各市争夺城市荣誉的最高竞技场”的独特位置。官方与民间“玩梗”共舞，历史文脉的巧妙嫁接也为赛事增色不少，可以说江苏各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全国人民这么持久的热情与关注。

第三，“苏超”成为“人文经济学”的典型案例。一般来说群众性体育活动是不可能产生太大的经济效益，而“苏超”的创新实践表明，通过精准定位、文化赋能和多方协同，完全有可能以相对低的投入创造巨大的广告价值和旅游效益，其核心在于将赛事打造成“城市文化连接器”。之前的“村超”已产生了奇迹，贵州榕江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作为中国乡村体育赛事的现象级IP，发展成为全网浏览量近1000亿次、吸引全球50多个国家球员参与的国际性文化体育盛事，带动榕江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脱贫县跃升为GDP百亿县。而“苏超”的赞助商类型从江苏银行、紫金保险等本土企业扩大到京东、理想等知名大企业，从国缘、卡尔美等深耕体育赞助的品牌到中兴、安井等“新玩家”；赞助行业从与体育赛事接近的快消品牌扩展到了游戏、卫浴等领域，“苏超”整个赛季的官方赞助席位价格飙升至300万元，呈现“一席难求”的局面。江苏省体育产业集团预计，整个“苏超”赛季有望创造超过3亿元的综合经济效益，其商业价值不言而喻。

第四，“苏超”点燃了快乐文化。现在强调情绪价值，情绪价值的核心就是让老百姓快乐。我们传统体育赛龙舟并不是什么高端的体育项目，但各地各村的赛龙舟活动中老百姓获得快乐，不在输赢，而在参与。“苏超”自5月开赛以来，以其独特的“草根”文化和网络热梗迅速走红，“苏超”实施了10—20元的低价门票策略，这一低门槛吸引超过18万人次前往现场观赛、消费，“跟着苏超游江苏”正成为出行关键词。

“苏超”让大家快乐的原因是百姓的狂欢。运动员是场上的主角，城市也是场上的主角，观众是场上真正的主角。“苏超”创造了人民盛大的节日，为人民的欢乐提供了巨大的舞台。我作为老球迷，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北京工体、首都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南京奥体中心看过各种球赛，心仪的球队输了，短时间会有些郁闷，但整个过程获得的都是快乐。“苏超”以“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等为口号，但城市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却在加深，不是以邻为壑，而是以邻为乐。排名靠前的城市百姓固然开心，而目前排名垫底的常州队也没有输。比赛有胜负，竞争的目的不在场上的比分，而在于释放出来的情绪价值。

作者简介：王干，出生于江苏里下河，现居北京。作家，学者，书法家。散文曾获鲁迅文学奖，著有《王干文集》十一卷。

来源：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