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深圳经济特区初期的两次“大争论”

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存在各种不同的议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就是在人们的争议声中不断前进的历史。今天回过头来看，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争论中，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的两次“大争论”影响更为深远。

第一次“大争论”

20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这是一项重要而影响深远的决策，但在当时，这又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决策。办经济特区在中国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先例，没有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必须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敢于“试验”。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国内外的反应非常强烈。

当时改革开放毕竟刚刚开始，人们对在我国划出几小块地方，创办以吸引外资为主的经济特区还是很不理解，对经济特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讲好话、坏话和持怀疑态度的人都有。不少人仍然把经济特区看作“异端”，各种指责和非议不少。

在国外，不少人也对经济特区这个新事物有不同的理解，评头品足，在报刊上大量刊登文章，曲解、攻击中国的经济特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曾在苏联内部讲，搞经济特区是卖国，走修正主义。也有的国家党政代表团公然提出，你们搞经济特区，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有什么依据？如此等等。

为了正确地宣传中央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对一些不正确的理解、非议、攻击作出必要的回应，以消除投资者的顾虑，让他们放心到特区来投资，1983年，深圳市委决定建立发言人制度，由我担任首席发言人，林祖基、卢祖法、李伟彦任发言人。自此，我们一年数次邀请香港新闻界、学术界来深圳，向他们介绍情况，回答问题，使世界各国和国内各阶层更加准确地认识、了解深圳经济特区。办特区究竟是对是错，特区究竟办得怎样？中央领导同志脑子里一直装着这个大问号，促使他们南下广东来看看。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视察深圳，图片来源：文汇客户端

1983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第一次视察深圳，在新园招待所6幢2楼会议室听完深圳市委汇报工作之后，一边来回走动着一边高兴地说：“搞得不错，干部是努力的，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已经开创了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后来他又说：“我们在深圳创造了一个经济特区的典型，那儿蒸蒸日上。”他给深圳经济特区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来到深圳视察。邓小平说：办经济特区是我提倡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他目睹了深圳在短短几年内发生的变化，对深圳日新月异的建设面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题词。

邓小平的题词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仅充分肯定了特区的建设成就和发展方向，同时为有关特区的争论作了权威性的总结，此后对深圳发展道路的争论逐渐沉寂下来了。

1984年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沿海城市工作座谈会，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把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向深入。自此以后，各省市的主要负责同志、中顾委的同志、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以及中央机关部委、驻外使馆、各国驻华大使，还有当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朝鲜劳动党、东欧各国领导人等纷纷来深圳考察经济特区。

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尔希波夫来访。阿尔希波夫在1984年年底正式来深圳访问。年底这次访问由钱其琛陪同，外交部要求主要通过座谈让苏联客人弄清对经济特区的各种疑问。1984年12月25日，我以深圳市委秘书长的身份，在深圳迎宾馆向阿尔希波夫及其随行人员介绍了深圳经济特区的情况，并回答了苏联客人的一系列问题。阿尔希波夫对我的介绍表示满意，并在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举行的欢迎宴会结束时，对梁湘说：我们这次来，对你们的政策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以前我们听到的情况跟现在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

在此期间，我还接受了日本《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户张东夫的采访，回答了他提出的西方国家共同关心的十多个问题。其采访的全文于1984年5月8日在日本《读卖新闻》和香港《镜报》刊登，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次“大争论”

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时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再次引起海内外的轰动。一时之间，针对深圳经济特区的种种议论甚嚣尘上。有说深圳是靠国家“输血”的，有说深圳是利用黑市外汇发财的，更有认为深圳的建设是错误的。1985年六七月间，香港陈文鸿以“邓凡”笔名在《信报》大量刊登文章，仅在一个月内，就连续发了十多篇评论文章，其中包括《邓小平的讲话震动深圳》《建筑在假大空的基础上》《深圳大学是深圳特区的缩影》《有关特区“输血”的争论》等。这些文章一扩散就造成了思想混乱，尤其引起早期来深圳投资的外商的疑虑，他们很“理解”地说：你说是试验，失败了也是个试验，可你们要是失败了，我们的投资怎样收回来？我们的投资可不是给你们做试验的。这场风波不平息将严重影响特区建设者的信心、投资者的信心。

△市民在深圳市深南大道旁的邓小平画像前广场上休闲（2008年10月14日）。新华社发

为了应对第二次“大争论”，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安排下，我于1985年7月接受了香港《大公报》记者陈永平的采访，就深圳经济发展和香港《信报》的批评，作了态度诚恳、平和客观的解释。对“输血论”，我说，一开始建立经济特区的时候，中央就是“只给政策不给钱”，截至1985年，5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国家拨款仅1.3亿元，银行贷款12亿元，其余都是外商和内地省市在深圳的投资。对“深圳工业基础薄弱，仅靠转口贸易支撑”的说法，我说，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深圳工业的发展不能说十分让人满意，但并不脆弱，发展很快，工业产值从1979年到1985年6年时间翻了40倍。最后，我说，有了良好的条件，有了前几年的经验，相信特区经济一定会成功。

随后，我趁去香港公干之时，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杨奇和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彦一起会见了数十家香港媒体，当面澄清了一些问题。自那之后，这股风波才慢慢平息了下来。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发生的两次“大争论”，说到底都是经济特区姓社姓资之争，是大是大非之争。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与西方很少有经济交往，经济特区这个新生事物引起不同看法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必须针对各种影响经济特区发展的争论和观点予以解释、引导，否则，它会搞乱人心，吓跑外资，使经济特区的事业化为乌有，这是搞好经济特区建设的重要一环，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这个经验对现在也是有意义的。

摘自 | 《领导文萃》2025年6月下

稿件来源 | 《改革开放口述史》

本文作者 | 邹尔康

责任编辑 | 芜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