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婚催生，大概是当下不少年轻人最耳熟的“关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晚婚晚育已经成了社会常态，专家的“催生锦囊”也隔三差五上热搜，只是常被吐槽不接地气。

但就在这样催不动的大环境里，有一个省份却显得格外另类，那里的年轻人似乎格外愿意生娃，不仅不需要催，还连续七年达到全国出生人口第一。

而这个生育意愿高涨、几乎不需要催的地方，就是广东。这不禁让人好奇，广东的年轻父母们，为何生育意愿如此爆棚？究竟是什么魔力，让这里的年轻人更愿意生育呢？

中国最愿意生孩子的省

2025年初，国家育儿补贴政策正式落地，为全国三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每年提供3600元支持，各地政府还在为提振生育率绞尽脑汁，广东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全国人口总量持续下滑的背景下，广东的人口数据却逆势上扬，2024年末全省常住人口达1.278亿，较上年新增74万人，贡献了全国过半的人口增量，新生儿数量更是高达113万，相当于每天有超过3000个新生儿诞生。

这里不仅连续18年蝉联人口第一大省，更创下连续5年成为唯一出生人口破百万的全国独有纪录，生育率高达8.89‰，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自然增长率也保持在3.69‰的稳健水平。

广东人为何这么愿意生孩子？归根结底还是生活中多重压力相对比较小。

广东人为什么愿意生孩子？

作为连续18年在全国人口总量方面独占鳌头的经济强省，广东构建起独特的生育支持生态圈。从省级政策到基层实践，一张覆盖生育全周期的激励网络已然形成。

粤港澳大湾区7.5万亿的经济体量创造了巨大就业池，2024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超130万人，稳定的收入预期削弱了生养焦虑，尤其对占人口四成的外来务工群体，落户门槛持续降低，增强了定居意愿。

同时均衡的产业布局使不同学历群体都能找到发展空间，东莞电子厂普工与深圳科创企业白领共享相近的生育信心基础。

岭南文化里“多子多福”的老观念，在现代社会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实际、更接地气了。

与《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揭示的全国平均68万元养娃成本相比，广东全省5.6万所幼儿园的公立资源降低教育支出，利用密集的城中村改造项目配套托育中心，将平均送托距离缩短至1.5公里。这种特质使生育决策更少受极端焦虑影响。

在东莞万江街道新村社区，二孩家庭可获万元补助，广州南岭村则实行阶梯式奖励，生三孩直接补贴三万元。这种真金白银的激励政策，让广东家庭的生育行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肯定。

更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生育支持的普惠性特征，与许多地区侧重补贴二孩、三孩不同，广东不少社区对首胎同样给予补贴。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年轻家庭的生育起步门槛，并精准回应了当代年轻人的现实顾虑，不是不愿生，而是不敢轻易生。

全国2024年出生人口虽实现七年首增但仍处低位，广东3.69‰的自然增长率就显得格外亮眼。

生育意愿的分化本质是区域发展差距的镜像，人口问题不能脱离发展现状单独看待。生育率不仅是数字指标，更是区域吸引力的一大体现，但经济基础只是前提，政策创新才是点燃生育热情的火种。

女性肩膀上的大山

生育意愿与生育成本间的巨大鸿沟，是当前全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就曾揭示了当下社会的现实因素。

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至17岁的平均成本达53.8万元，相当于人均GDP的6.3倍，这个比例几乎是全球最高，地区差异更加惊人，上海、北京的养育成本突破90万元，而即便是相对较低的省份，成本涨幅也普遍超过10%。

报告显示，养育0-4岁幼儿会导致母亲总计减少2106小时有偿工作时间，而父亲的职业时间几乎不受影响，而且每生育一个孩子，女性工资率平均下降12%-17%，远高于欧美国家7%的水平。

托育服务短缺迫使母亲们只能选择弹性工作，很多工作晋升机会都会因为养孩子中断甚至流失，生育成本实际上主要由女性承担。

这种结构性压力，正是许多职场女性想生不敢生的根源。

2025年国家建立起育儿补贴制度：

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满3周岁。

虽说首次在全国层面确认了生育的社会价值，但单一经济补贴仍然治标不治本，破解低生育率困局需要重构整个支持系统。

政策维度需要形成三支柱支撑体系，除了现金补贴外，更需住房优惠、税收减免等组合政策，还需要核心是落实男女同等的育产假制度，推动企业接纳弹性工作制，重点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解绑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压力。

广东部分企业试点育儿工时银行，允许员工累积加班时间兑换育儿假期，这也是当地年强人愿意生孩子的一大重要因素，也为全国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样本。

996工作文化严重挤压了家庭时间，职场还将生育视为女性职业发展的减分项，仅靠政策难以扭转生育意愿，企业应认可员工育儿贡献，公共场所普及母婴设施，社区发展互助育儿网络。

受全国整体生育率下降的影响，2024年全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较上年锐减509万，小学招生数减少261万，这种断崖式下跌预示着教育资源供需关系的根本性转变。

这种转变需要教育资源配置模式进行具有前瞻性的改革，一方面可根据学龄人口的变化构建动态预警机制，以师资的柔性流动应对区域差异。

另一方面，学生数量的减少恰为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了契机。试点小班化教学、发展特色校本课程、加强学生个性化指导，这些曾受规模压力掣肘的改革，如今有了实施空间。

教育转型的核心在于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导向，这种适应不仅缓解了资源错配，更在为未来培养高素质人才奠基。

广东蝉联七年第一生育大省，本质是社会支持体系与个体生育意愿的同频共振，伴随着国家育儿补贴的落实，我们更需看见那些未被补贴覆盖的隐性成本，母亲的职业中断、双职工的时间贫困、优质教育的资源焦虑，进而破解这些难题。

生育意愿从来不是靠催生得来，而是用看得见的支持与摸得着的未来共同滋养的结果，广东省为什么能蝉联七年生育第一，也为全国提供了可解题思路。

主要信源

研究：中国养娃到本科毕业平均花费68万元——央广网2024-02-21

梁建章：中国养娃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6.3倍，几乎全球最高——钱江晚报2024-02-21

“生三孩奖励50000元，每月还发500元……”当地回应——观察者网2025-04-03

小学生教育费用60万？现代人不再满足于把孩子养大——海报新闻2021-07-16 15:37

113万！广东去年出生人口全国第一，连续7年成为第一生育大省——九派新闻2025-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