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台秦始皇雕像。

窑址区正射影像（上为北）。

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山顶建筑与山下院落、窑址区位置示意图。

山顶建筑基址西侧发掘区三维模型(西北-东南)。

山顶建筑基址东北部排水管道（上为北）。

发掘出的排水系统陶构件。

窑址区出土秦代大型夔纹瓦当。

考古队员在修复文物。

　　昨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揭晓，6项跨越旧石器时代至晋唐时期的重大发现中，青岛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榜上有名。经过7年系统性考古发掘，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考古成果，不仅以山顶建筑群实证了《史记》中秦始皇东巡筑台的记载，更以夔纹瓦当、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文物，勾勒出早期封建王朝的海疆治理图景。此前，央视CCTV-1《金石探文明——秦七刻石》节目，将镜头聚焦琅琊台遗址与琅琊刻石，镜头下的夯土残垣、斑驳刻痕与考古队员的发掘现场交织，唤醒了秦帝国的“海疆记忆”，这座沉睡两千年的秦汉遗址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全国6个遗址上榜

　　记者注意到，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的6项发现，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秦汉和东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涉及河北、河南、山东、新疆等多地，全面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其中，河北阳原县新庙庄遗址发现的距今12万年到1.3万年间的古人类遗存，为探索华北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系统材料；河南新郑市裴李岗石器时代遗址、河北张家口市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展现了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景象；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青铜时代遗址、吐鲁番市巴达木东晋唐时期墓群，则见证了中华文明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互鉴。

　　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例证。遗址中既有秦帝国核心区域的建筑风格和文物形制，又融入了东方滨海地区的文化元素，反映了秦统一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文化整合过程。大量蕴含秦代制度、技艺和风格的遗存在东方滨海地区出现，说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并非抹杀地方特色，而是在多元基础上的融合与升华。这种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从秦代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密码。

　　“考古工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发掘文物，更在于通过文物解读历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琅琊台遗址考古队领队吕凯深有感触地说，7年的考古发掘中，最难忘的是每当有重要发现，队员们眼中的光芒和当地民众的喜悦。

秦代大型高等级建筑群

　　琅琊台遗址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南部，遗址三面临海，文献记载与周代齐国“四时主”祭祀、秦皇汉武东巡等历史事件有关。2019年至今，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共同对遗址进行了持续主动性考古发掘，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

　　考古发掘确认由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代大型高等级建筑群。据介绍，山顶建筑基址平面呈“T”字形，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呈层级状。最上层为主要殿堂，东、西两侧较低台面上发现依附于台基的房间、廊道、室内外排水设施、登台踏步、院落门址及石铺道路等。山体南坡发现“人”字形道路，分别连接山下院落和窑址区。院落位于山下正南偏东，平面为边长约120米的规则正方形，地面呈北高南低层级式，最高层级发现建筑基坑。根据夯土结构及出土建筑材料判断，山顶与山下建筑为同时营建，但生活用器的有无反映了其功能可能存在差异。推测山顶高台建筑更强调礼制功能及象征意义，山下院落则相对具备更多的生活功能。

　　山顶与山下建筑均有局部维修、改建迹象。出土大量建筑类遗物，分为两期：第一期为秦代，以绳纹瓦、云纹瓦当和素面砖为代表；第二期为西汉时期，主要为瓦棱纹瓦、“千秋万岁”文字瓦当和菱形、三角形纹砖等。秦代遗物中见夔纹大半圆瓦当和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可证实山顶建筑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所筑之琅琊台。

　　考古发掘中，首次在山东地区发现时代明确的秦代窑址。窑址区位于山下西南部，邻一条南北向冲沟。发掘区内发现10座半倒焰窑，均由操作间、火膛、窑床和烟道构成。冲沟内发现一道东西向条形夯土蓄水堤坝。发掘出土的大量秦代建筑类遗物，具有重要的年代学意义。窑址的发现不仅为遗址断代和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还充分展现了中央集权下资源调配与标准化生产制度。

发现早期琅琊重要线索

　　据介绍，琅琊山顶建筑正东约1200米处的海边发现一处依山体夯筑的大型台基，平面呈椭圆形，顶部平坦，未发现建筑遗存，夯土结构与山顶建筑差异巨大，夯窝圜底，呈现较早的时代特征。遗址东南部的濒海台地上，发现一处由长廊和院落构成的建筑群。长廊基址为东西向，复原为两面坡瓦顶，其东端发现长方形院落墙基。建筑群出土遗物年代为战国时期，具有齐文化特征，当与齐国经营琅琊有关。这些发现为探索遗址历史内涵和景观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琅琊台遗址内建筑遗存涵盖战国秦汉时期，揭示了秦汉王朝通过改造东方传统信仰空间，将齐地文化基因纳入大一统意识形态体系的过程。遗址的发掘不仅实证了秦始皇东巡的历史叙事，更以实物遗存集中展现了统一秦汉王朝的国家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同时还是古代中国海洋意识觉醒与海洋战略发展的重要体现，是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机制的绝佳例证。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3月至5月，考古队在营前村北遗址的两口古井中，发现了带有“琅县”戳印铭的泥质灰陶罐及陶片。“这是首次考古出土直接证实秦琅邪郡县建制的官方玺印类文物。”考古队员介绍，结合琅琊台的高等级建筑群和窑址遗存，可以还原秦王朝在东方滨海地区“设郡县、筑高台”的完整治理链条。而祝家庄遗址发掘的战国至西汉高等级建筑基址及金属冶铸遗迹，进一步印证了琅邪地区作为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为琅琊台遗址的功能定位提供了重要佐证。

延伸

填补建筑考古空白

　　专家介绍，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初步发展的重要阶段。伴随国家统一与封建王朝的建立，今山东地区成为秦汉帝王东巡的关键区域。周代齐国境内设有“八神”（或称“八主”）祭祀，《史记》等文献记载秦始皇、汉武帝等曾巡幸八主祠所在的芝罘、成山、琅琊等地，祭祀神祇并大兴土木。琅琊作为八主之一“四时主”的祭祀地，三面临海，中心为一座海拔183.4米的山峰。史料表明，琅琊台遗址与齐地“四时主”祭祀、秦皇汉武东巡等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三巡琅琊并“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遗址现存大型夯土台基、窑址等多处重要遗迹。自1973年起，历经多次调查、勘探及抢救性清理，该遗址于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总面积约3.8平方千米。

　　通过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考古队确认了遗址核心山顶夯土基址为“秦修汉葺”的高台建筑，其规模宏伟，规划严整，设计精妙。出土的夔纹大瓦当、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器物，结合早年发现的秦琅琊刻石，共同证实此建筑即为《史记》等文献所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所筑之“琅邪台”。

　　据介绍，琅琊台是统一秦帝国最早的国家工程之一，填补了秦汉时期京畿之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大量时代明确、具有标型意义的建筑材料，为山东乃至全国秦汉建筑及相关遗存的分期与研究提供了精确参照。考古发现串联起了秦皇东巡、设郡移民、工程营建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体现了秦汉帝国对沿海地区治理和开发策略。琅琊台“乃临于海”的国家工程，折射出秦汉时期积极探索的海洋意识与蓬勃发展的海洋战略。

　　琅琊台遗址是秦皇汉武“东抚东土”的“纪念碑”，是秦汉王朝宣示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考古成果再现了国家统一和多元文化融合过程，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形成进程的重要见证。

链接

琅琊台遗址考古主要发现

　　1.山顶建筑基址——“秦修汉葺”的高台建筑

　　考古队员详细勘探表明，山顶夯土基址呈“T”字形分布，“横”长约300米，“竖”由山顶向南延伸约180米，呈缓坡状，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基址直接建于经修整的基岩之上，夯层均匀（厚约8厘米），土质坚硬，夯面平整，质量极高。最高层台基东西长约61米，南北宽约39米。核心建筑区域虽被后期占压，但其西侧发现一级较低台面，东侧残留三级台面，推测整体原貌为层级错落的复杂高台结构。两侧台面揭露三期建筑遗存：第一期属秦代；第二、三期多为修补改建遗迹，地层关系表明其年代不晚于汉代。山顶夯土主体确认为“秦修汉葺”的高台建筑基址，其庞大的工程体量及高等级遗存，均可证实其为秦始皇所筑之“琅邪台”。台基东、西两侧发现的秦代建筑遗迹主要包括附属房间、排水设施、登台踏步、院落门址及石铺、瓦铺道路等。台基西南端发现由空心砖砌筑的登台踏步，每三级设一小平台供歇息，部分砖面饰凸线龙纹。发现两条南北向石铺道路，以规整长方形石块铺砌，两侧设路沿石，路面设计为凹面以便排水。基址东部的石铺路面西侧，对称分布两条石铺慢道，应通向一处面东的大型建筑。基址东北部揭露一门址，为院落的东门。门址高于两侧地面，南北连接夯土墙。门道两侧对称分布四块石础，推断原设门柱支撑瓦顶。山体南坡勘探试掘发现道路线索。道路沿山顶夯土“T”字形“竖”部向南延伸，向西转弯后再次向南，沿南侧缓坡小山分成两股通向山下。该缓坡分布多处与山顶结构一致但夯层呈倾斜状的夯土，推断道路与山顶建筑同期营建。出土遗物主要为建筑构件，分两期：第一期属秦代，包括绳纹板瓦、筒瓦、夔纹大半圆瓦当、云纹圆瓦当、素面砖、龙纹空心砖等；第二期为西汉，以瓦棱纹筒瓦、板瓦、“千秋万岁”文字圆瓦当及组合菱形、三角形纹砖为代表。

　　2.山下建筑基址——背山面海的阶梯院落遗址

　　据考古队员介绍，山下正南偏东方向发现一处秦代建筑基址，坐落于背山面海、高亢开阔的山前阶地上，南端距海岸约580米。勘探显示基址平面呈正方形，四面环绕夯土基槽，是一处边长120米左右的方形院落。发掘证实，院落内地面分级构筑，南低北高，最高层级地面上发现规模较大的房屋建筑基址，以南北向道路为中轴，呈对称布局。出土遗物多为秦代建筑构件，如板瓦、筒瓦、瓦当等，也发现较多生活使用陶器。院落与山顶有道路连通，结合夯土结构及遗物特征，推断其与山顶建筑同期营建、使用，居住生活功能更加突出。

　　3.窑址区——秦代砖瓦窑

　　窑址区位于山下建筑基址西约350米处，地势平坦，西邻一条南北向冲沟。发掘揭露10座马蹄形半倒焰窑，均由操作间、火膛、窑床、烟道构成，朝向西北-东南，操作间均面向冲沟。冲沟内发现一道东西向条形夯土遗迹，北侧见多层淤土，性质应为服务于窑址生产的蓄水堤坝。窑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包括板瓦、筒瓦、瓦当、砖及管道等，形制与山顶建筑第一期遗物一致。所出夔纹大半圆瓦当最大者复原直径约80厘米，与陕西秦始皇陵、栎阳城、辽宁姜女石等秦代高等级遗址同类器相同，是秦代高等级建筑的标准器物。据此可确定这批陶窑专为秦代建筑生产建材。

　　4.东部夯土台基——依山傍海的大型平台

　　考古队员在遗址东部、山顶正东约1200米处的海边发现一处大型夯土台基。该台基依托自然山体夯筑而成，与山体共同构成直径逾240米、顶部平坦的圆形高台。其夯土结构与山顶建筑差异显著：夯层不均，采用单棍夯，部分夯面保留明显圜底夯窝，呈现较早的时代特征。除早年试掘在夯土断面下部发现陶管道及少量夹杂陶片外，几乎未见其他古代遗物，表明台上未建大规模建筑物。如此庞大工程体量，显系官方营造的有特定目的、严密规划的大型工程，符合“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祭祀环境特征，推测与祭祀活动相关。

　　5.东南部建筑群——长廊和院落构成的战国建筑群

　　据介绍，该建筑群位于遗址东南部濒海台地上，主要遗迹包括长条形建筑基址和院墙基槽。其中，长条形基址南北两侧沟内发现筒瓦与板瓦相扣的倒塌堆积，推测其上原为两面坡屋顶的长廊建筑。基址东侧发现一处长方形基槽，内填碎陶片与土相间铺垫，为濒临院落的墙基。目前揭露部分应属大规模建筑群之一部。出土遗物主要为绳纹板瓦、筒瓦、半圆形素面瓦当及陶豆等，年代属战国时期，具典型齐国特征。此建筑群为遗址内早期大型工程，可能与齐国经略琅琊有关。

幕后

千年遗存“开口说话”

　　琅琊台遗址的发掘过程，也是现代考古技术赋能历史研究的生动实践。“在发掘中综合运用了全站仪测绘、无人机航拍等多种技术，实现了考古工作的精准化、科学化。”考古队员介绍，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三维建模技术，考古队构建了遗址的数字模型，清晰呈现了“大台”的层级结构；探地雷达则帮助考古人员在不破坏遗址的前提下，进一步了解地下遗存分布情况。

　　“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这段记载，在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琅琊台遗址是目前经考古确认的时代最早的统一秦帝国国家工程，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考古队员介绍，遗址的夯土基址年代、建筑规格、文物等级，均与秦始皇东巡筑台的历史背景高度契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先后3次东巡琅琊，其核心目的是宣示帝国权威、巩固东方统治。琅琊台的修建，既是一项政治工程，也是一项文化工程。”

　　站在琅琊台山顶，东望黄海碧波万顷，西眺平原沃野千里，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在这里登高望远，宣示帝国的统一与强盛。今天，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拂去尘埃，唤醒沉睡的历史记忆。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的发布，不仅是对琅琊台遗址考古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中国考古事业的激励。从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存到秦汉时期的帝国工程，从西域文化交流到东方的海疆治理，每一项考古发现都在为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新的华章。

来源｜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通讯员 吕凯 彭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