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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1948年9月，汉口陆军医院，军人看病，伤兵住院，一位军官夫人深夜进了走廊，再出来时，鞋没了，衣破了，嗓子喊不出话。

深夜医院，女人被拦在走廊尽头

汉口陆军医院有一间17号病房。

9月9日那天，住着几个喝醉的军官，凌晨1点，楼将亮的太太走进走廊，去给丈夫打水。

穿一身蓝布长衫，脚上穿绣花鞋，手里拿着水壶。走到门口，灯灭了。

六个人从病房里站出来，动作快，门关上。

走廊里没人，灯坏了，站岗的卫兵换班，门从里反锁，外面敲不开。

陈愉被拖了进去。嘴被纱布堵住，双手反绑。长衫被撕开，裤衩扯裂。

第一个人姓崔，叫崔博文，湖南人，喝过酒，嘴里喊着“她是楼团长的老婆”。

第二个叫凌志同，第三个叫石盘，还有三个记录没留下全名，只记了姓查、姓袁、姓曾。六个人轮着上，没人劝，没人停。

陈愉试过挣扎，嗓子发不出声。有人按着她肩膀，有人用绷带绑腿。她咬断了一块纱布，牙也崩了。

事情持续一个多小时，走廊依旧没灯。

凌晨三点，六人散开，各回床位。她一个人穿着撕烂的衣服，从门缝挤出来，没鞋，头发乱了，脸肿得说不出话。

她走到楼团长病房门口，靠着墙坐下。护士来查房时才发现。

当时没报警，医院值班主任说“这是私事”。

申冤被挡，丈夫无声

当天上午，楼将亮从床上起来，见她坐在门口。问她，她不说。脸肿着，眼神飘。

楼将亮知道出事了，让人去查17号病房，几人都还在，衣服穿好，躺得整整齐齐。

他去找院长，被拦门外，中午，他托人给军法处打电话，下午，军法处来人，一看名字是楼团长，也没敢怠慢，带陈愉做笔录，问了三小时。

她说得很清楚，从头到尾，谁第一个，谁第二个，谁穿短裤，谁用牙咬她肩膀，她说她记得“崔博文戴戒指，手上压过来时硌得疼”。

军法处的人记下来了，却没立案。

晚上八点，医院来人说，楼团长“带走情绪不稳的家属影响不好”。话没说明，意思很明白。

第二天，楼将亮写报告给武汉行营，按程序转送白崇禧，又给在重庆的郭德洁写信，说“媳妇遇辱，依法求援”，没人理。

第三天，医院把那六个军官悄悄调离，档案显示“病愈出院，返回原部队”，查无下落。

楼将亮情绪崩溃，第四天，开始绝食，第五天晕倒，第六天转院，陈愉被送回娘家，人在屋里不出声。

门外有人盯着，一天三次来敲门。

第八天，地方妇联来人，一位姓贺的妇女陪陈愉再报一次案。这回陈愉只说一句话：“我要那六个人关进去。”

她说完就哭，哭了一天。

第十天，白崇禧批示：调查属实，依法拘押相关人员，第十二天，崔博文等六人被带进九区补给军法处看守所。

拘押不等于审判，拘押也没开庭。

九区军法处的记录上只写了六个名字，写了“候查”，后面空白。

从此没人再提这件事，楼将亮三个月后转调湖南。陈愉没再露面，报纸没登，电视没说。

这个案子消失了，只留下一份民间妇女会的内部通报，四页纸，编号4271。

那份通报现在藏在台北档案馆，查阅申请需通过特许。

白崇禧出手，六人关进看守所

案子拖到第十二天，白崇禧批示到了九区补给司令部，命令很直接：查明真相，拘押六名涉案军官，军法候审。

那天下午，看守所来了军车，带走了崔博文、凌志同、石盘、查姓上尉、曾姓军医和袁姓兵员。

拘捕记录写得很细，每人被带走时只准带换洗衣物，不准带书信，不准接电话。

有人在走廊看见崔博文脱帽低头，嘴里小声说着“倒霉”。

看守所设在汉口郊外的一栋旧厂房，改成了关押军人用的戒所，里面湿，墙上渗水，窗子蒙铁丝。

崔博文被关进独间，编号17号，三天后，他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两页纸。

第一句话写着：“对方无声反应，我以为是愿意”，后面写“酒后糊涂，未能判断对错”，签名落款日期：1948年9月24日。

这份说明没有传给陈愉，军法处说“调查阶段不便公开”。

第十七天，陈愉再一次报案，请求正式立案，军法处说：“已在调查，需等指令。”

再往后，没人通知她进度。

第十九天，她找人写请愿信，交给驻汉美军顾问团，希望外事部门介入，信写完后，被军警收走，说内容不当，未送出。

第二十二天，汉口市警备司令部召开例会，决定不公开此案，理由写得清楚：“防止影响军纪士气。”

崔博文等人被关了三个月。期间没有开庭，没有公审，没有对外公布案情。

他们没交保释金，却一个个消失在年末转押名单里。

十二月底，九区军法处，把六人“暂押送后勤司令部处理”，处理结果未记。档案只写：“转交原部，不再归档。”

从此，没有人再见过这六个人出现在军中记录里，名字没在除名名单，没在复职名单，也没在开除通报。

楼将亮问过三次，对方只回一句：事情处理完了，别再追问。

档案消失，人也没了

1950年以后，这个案子彻底没了下文。

陈愉没有等来判决，没有等来道歉，她也没再出现在任何官方记录里。

有人说她去了香港，也有人说她留在武汉亲戚家，再也没出门。

楼将亮改任警备旅旅长，转到湖南，一年后因病退役，退役档案里，没有记录配偶姓名。

妇联的通报后来成了唯一书面证据。

四页油印纸，盖章编号，记载六人姓名、军衔、涉事过程和处理意见。

最末一行写着：“个案审结，军方未交结果。”

这份通报在1955年后列入“非官方案件”卷宗，编号4271，属于“仅供内部回顾”资料。

当年负责军法档案的一位上校在口述历史中提到过此事。他说：

“有几个案子，我们压下来了，不是想掩盖，是因为动不了。里面涉及军中派系，牵扯太杂，处理不慎就炸锅。”

后来人问他，那个案子处理了吗，他说：“人关过，没判。没判也就没罪，也就不用再提。”

崔博文那张“情况说明”，最终没进任何军事审判卷宗。

有人在旧档案馆里翻到那份纸，纸张发黄，边缘有撕痕，落款没有军号，只有“崔”字。

其余几人的材料，全都归类为“未归档杂件”。

这是一种特殊处理方式，等于默认从未存在。

很多年后，一位地方党史工作者查阅地方妇女组织旧案，翻出那张“4271号”通报，曾尝试整理成专辑，但终止于“资料不全，无从核实”。

这个案子再没被媒体公开过，也没有人对外正式提起。

从头到尾，有人喊冤，有人出手，有人批示，有人关押。可到最后，什么都没留下。

六个军人，无罪释放，一个女人，活着沉默，一个丈夫，断了话头，一个案子，消失在历史纸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