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毓嵣先生回忆伪满时代的溥仪

永昌源注：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伪满时代傀儡皇帝溥仪的一些旧事。毓嵣先生是溥仪的远房侄辈。其父溥倬与溥仪系同曾祖兄弟。1932年，溥仪爬上了伪满执政的宝座。毓嵣则来到长春，在“宫内府”学习，陪伴溥仪，直至伪满覆灭。嗣后，在苏联战俘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都和溥仪在一起，是溥仪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毓嵣曾担任吉林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举国上下无不义愤填膺，而溥仪却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宠儿，被偷运东北，充当傀儡戏的主演，紧锣密鼓，在长春粉墨登场，这场丑戏共演了14年之久。

1932年3月，溥仪身穿大礼服在“新京”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伪执政府开始时，是在原吉长道尹公署旧址，后迁到原吉黑榷运局和盐仓旧址(即今吉林省历史博物馆及其西院长春市第70中学和回族小学)。发表了《建国宣言》，据说这个《宣言》，是张勋复辟时“辫子兵”的参谋长万绳栻起草的。

当时北平的旧王公子弟们，听到消息，纷纷蠢蠢欲动，认为又有了“盼头”。溥仪开始拼凑班底，招揽“旗罗伞报”，俨然还要以帝王自居。我就是这时，以充当“护卫”的名义，被召到长春来的。

初见溥仪

1932年8月初，溥修从天津静园派溥仪的原侍从福隆阿(当时40多岁)到北平找我们，并规定日期到前门车站集合。我们乘火车到塘沽，改乘轮船经大连，再换火车抵长春，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这一行人有：马元通(旗人，后充警卫处警卫)、毓英(旗人，后充承宣科科员)、晏光(旗人，后充伪满飞行队中尉)、庄王府溥绍之子毓惒、怡亲王后代恒枢载澜之子溥俭(即我俭六叔)，加上我共有二十多人。下车后，住在站前一个小旅馆，等候第二天入“宫”叩见“天颜”。

阴历八月十六日上午，由福隆阿率领这一帮八旗子弟到伪宫内，按着皇宫的规矩，由奏事官派随侍吴天培(溥仪由天津静园带来的贴身侍从之一)引入，就在这天上午，在缉熙楼正式“引见”。溥仪站在楼上的晒台，身穿蓝色长袍，头戴瓜皮缎帽，还戴着他那个特制的近视墨镜接见我们。这时，跪在下面的这些八旗子弟，囿于传统的宗法观念，确实是“战战兢兢”地接受了“召见”。我们在楼下院内先行“三拜九叩礼”(拜三次，每次叩三个头，故称三拜九叩礼)，然后跪着聆听“圣训”。但是并没有听到说啥，只听说：“你们都来啦！以后好好学习。”又告诉吴天培：“其他人都下去，叫溥俭、毓嵣留下。”溥仪就退回楼上西南角他的书斋。吴又把我们叔侄引上楼。我们一进楼看见趴在楼门旁的两只大狮子狗，吓了一跳。吴说“不要怕，这是从天津带来的，可‘仁义’啦！”

上楼往西走，在他那不大的书斋里，再行那繁琐的“三拜九叩礼”。礼毕，溥仪叫“起来”。这回不像方才跪着听了，而是站着低头听。为什么单叫我们爷俩？原因是他人都不是近族，以示对我们惇邸的重视，用这个来笼络人心。溥仪问我们都多大岁数啦？念过书吗？在京时常见二位主子(指荣惠、敬懿皇贵妃)吗？而且问得还比较亲切。当我们一一“上奏”后，便说：“下去吧！”我们这些被召见的，全都安置住在“中和门”东边那两间房。虽然这里与溥仪近在咫尺，但像远隔重洋一般。

不久这些人全部都参加了军事训练班学习，以备给溥仪当“护军”，作他的守卫亲兵。

军事训练班

溥仪办军事训练班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他自己的亲信武装。他虽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他也做过恢复“大清江山”的美梦，所以还要象前清那样，宫廷门外设御林军。而这些人又必须是他的心腹，一旦需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假若再扩大武装力量的时候，这些人又可以成为他的亲兵骨干。

我们这个军事训练班，是溥仪自己决定成立的，由警卫处长佟济煦负责。佟是郑孝胥任北京小朝廷内务府大臣时，带入宫内充当“堂郎中”的亲信，后来跟溥仪在天津，侍侯他，并专给他照相，又跟随来东北，是宫内的大管家。班主任是一位东北讲武堂毕业的侍从武官叫金纯善，专管军事训练和学习，又派严桐江来管理班内总务。严与李国雄(大李)、赵荫茂、曹宝元、吴天培等都是在1921年前后收进来的。当年黎元洪任大总统，对宫内有所放松，小朝廷就一方面解除了些太监，但又偷偷地收了一些男童仆。这些人入宫侍候溥仪，后跟到天津静园，现在又随来东北，是溥仪的亲信随从，一直跟到伪满垮台为止。

训练班的学习内容有：

(一)军事学，由伪军政部派来两位助教担任：一位是李学明中尉，一位是魏树桐少尉。

(二)“四书”、“孝经”、“掌故”，由近侍处长陈曾寿教。陈是前清翰林，在天津静园时，与陈宝琛、胡嗣瑗、郑孝胥等同为溥仪的“股肱”。他这次跟溥仪来东北，原想当个大官，结果没弄到手，溥仪只好安置他到身边，以示优隆。他讲“掌故”都是依据《东华录》，虽然他的湖北口音难懂，但讲的材料丰富、娓娓动听。当陈老师不在时，掌故部分，由商衍瀛讲。商老师也是清朝的遗老，广东驻防旗人，清末翰林，当过溥仪的“南书房行走”，还和张学良有过联系，是东北卍字会的名流。这时也来到溥仪身边，所以也给我们学生讲课。

(三)“数学”，由宫内府警卫处职员谭老师讲授。

(四)日语，由掌礼官岸名幸基(日本人)教，学习时间是一年。成员除了前述的八旗子弟外还有从天津带来的随侍霍福泰。他是沧州人，会武术，后来也成了溥仪的亲信随侍，一直跟到大栗子沟，最后还为“善后工作”而奔走。

训练班的那个院，后来改修同德殿(今吉林省历史博物馆)，当时的房子是原盐仓的青砖瓦房仓库。我们学习的这段时间，也是溥仪为当“皇帝”做准备的时期。当我们学习结束的时候，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皇帝登基”。

“护军事件”

1934年3月，“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也由“执政”变为“皇帝”。这时，他的亲兵——护军也成立了。

护军总队队长由佟济煦兼任，下分三个队：第一队队长是吴天培，第二队队长是李国雄，还有第三队。佟戴少将肩章，吴、李戴中校肩章,与伪满军不一样，肩章是顺着肩的。护军共300人，其中有三部分人：

(一)由天津带来的原在静园的护卫，多是沧州人，都会武术；(二)从东北招的蒙古族，胳膊粗，力气大；(三)由军事学习班训练出来的八旗子弟，除毓惒因考第一，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伪满末年，当伪军少校，我们从长春出逃前，他来宫中串门，也跟去大栗子，后来听说他投奔他姻亲蒙古卓王，解放后，在西安从事建筑工作，现已退休)外，全部当了护军。我被分到二队当上等兵，俭六叔当少士班长。我们这些宗室多在这个队。

伪皇帝登基，去长春西郊祭天，那些场面，我虽未亲临其境，但他们出出入入，也有所了解。记得3月1日那天，在其伪宫内府勤民楼举行“登基大典”。在此之前祭天时，溥仪穿的是清朝的朝服，由赞引官宝熙引导，后扈官胡嗣瑗随后，回宫后又换上大元帅军服。因为那时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在中和门西侧站岗，这地方很重要，所以不是一般地站大岗，而是近在咫尺，为“皇帝陛下”护驾，如同过去在宫内的“乾清门七品带刀侍卫”一样。

寒来暑往，为溥仪站了3年岗，不知何故而得到了“圣眷”，把我和溥俭调离护军，一同到宫内，与新从北平来的我们惇邸的子弟共同读书。这时，这支护军，仍然存在。第二年，也就是“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蓄谋搞垮这支溥仪的私人武装。

1937年6月28日，趁星期日护军放假，去逛大同公园(今长春市儿童公园)时，日人制造摩擦。据护军们回来讲：当时，他们欲买船票准备划船，旁边并没有日本军人，只有几个穿便衣的日本男男女女野餐。后来这些人也去争购船票，因而与护军发生争吵。日本人放出狼狗咬，被这些会武术的沧州人和胳膊粗、力气大的蒙古人给打败，并踢死了狼犬。旋即关东军宪兵队出动，逮捕了护军多人，并用电话通知宫内府。最后还是溥仪告饶，派佟济煦赔礼道歉。这就是“护军事件”。

善后的处理是佟济煦当了替罪羊，罢职丢官，警卫处改组为皇宫近卫处，换日本人长尾吉五郎为处长；人员减少，变为警察性质；原来的长枪一律收缴，改佩短枪。溥仪这一点点可怜的私人武装，也不准存在了。这也是日本主子有意识地给他的高级奴才一点颜色看看。

伪宫廷院内的布局

伪皇宫虽然面向南有两个大门，但同德殿前面的那个大门，从来关闭，只走西边的大门(即今长春市第70中学的西南角大门)，然后再从面向西的兴运门入院。入门左侧有宫内府(尚书府也在这里办公)，通常以中和门为界，以北为办公事的地方，叫“外边”，以南就是溥仪居住的地方，叫“内廷”。缉熙楼就在内廷，而勤民楼则属于外廷，溥仪就在这里接见和“办公”。

后盖的同德殿，则是溥仪“便见”的场所。对比起来，同德殿还现代化一些，接见外宾，有时就在这里。但在此处被召见的人，又均须从中和门那幢房东头的小角门穿过去东院。象日本裕仁天皇的弟弟除了秩父宫亲王是1938年5月来访时，同德殿尚未竣工外，其余的如1940年6月来访的高松宫亲王，1942年8月来访的三笠宫亲王，还有1939年5月来访的昌德宫李王垠和1942年6月来访的日本皇族闲院宫春仁，以及后期的几任关东军司令官，就都是从这个小角门到东院去觐见的。

1943年春，汉奸汪精卫来东北，溥仪是在勤民楼接见的。当时未等溥仪下座，汪抢先向溥仪行三鞠躬礼，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傀儡戏两个主角的合演。溥仪因与汪有杀父之仇，在未来之前，曾很伤脑筋，不接见吧，又怕日本人见怪，最后，还是看在日本主子的面上，真个化敌为友了。随同来的还有汪的秘书溥僡(恭亲王溥伟之弟)，也同汪一齐行了鞠躬礼，因而受到了宗室人们的普遍谴责，说他怎么能同汪精卫一样呢(意思是应该行三拜九叩礼)。

汪来东北时，到处声嘶力竭地高喊：“过去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永远是同胞。”颇又迷惑了一部分人，甚至还有人认为“汪精卫不一定是真心给日本鬼子当傀儡”。溥仪在宫中还对汪赐宴。

“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

“帝室御用挂”这个名词是日本语，有的翻译为皇帝机要秘书，我看不如说是皇帝的看管人或大管事更为妥切。

这位日本军人，是个矮个，高颧骨，留个日本式小胡子，长得一脸横肉。据说溥仪在天津时，他经常出入静园给“讲时事”。后来，溥杰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他当战史教官。我是1937年认识他的。当时，他只是中校军衔，不过他军服前经常挂着参谋带，因为他还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出入宫内，高傲无比，对我们学生从不理睬。10年间，逐级晋升为陆军中将，他是溥仪的监视人。

溥仪对吉冈安直是言听计从，吉冈就成了关东军和溥仪中间的传话筒。溥仪每次接见外人，他是照例参加，站在最前面。对宫内看管很严，例如有人求见溥仪，由兴运门入内，先到奏事处，正东面就有与吉冈通气的日军宪兵队，看得清清楚楚，假如奏事处引见，经过中和门时，日本宪兵队更要严格记录。总之院内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记录，只有我们学生例外。

“七·七”事变前，还不严格，以后一天比一天紧，甚至溥仪到了沈阳被苏军俘获，吉冈在旁边还向苏联将军要求允许溥仪去日本，日本的宪兵曹长浪花还一步不离，一直到通辽下飞机，才被迫与溥仪分手。他与溥仪谈话，不用翻译,有时用他那日本式的英语与溥仪交谈，经常使用的是“协和语”。

建国神庙

1940年,溥仪去日本庆祝日本神武天皇2600年大庆，接回来了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器：八咫镜、天丛云剑、八坂琼勾玉。这3件东西的模制品，在日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

溥仪秉承关东军太上皇的意旨，在同德殿东南角院外，又修了一座用白木头造的建国神庙，进院子的通道上铺了白、红、绿三色的雨花台石子，在庙内供上了那3件宝。现成立了一个祭祀府的机构，由退役的前关东军参谋长、宪兵司令官、陆军中将桥本虎之助任总裁，清廷的旧臣沈瑞麟为副总裁,还为此颁布了一个《国本奠定诏书》。每月初一、十五日，溥仪带头去神庙祭祀，全东北的人民也被迫每日向神庙遥拜。这种愚民的事情，一直搞到伪满垮台为止。

溥仪与日本人

溥仪和日本主子的关系，是傀儡和主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七·七”事变前后又有所不同。以前日本人在形式上还留点面子，有些重大事情，还要走走“御裁可”的过场，一些伪大臣们还要不断地去勤民楼觐见。那时候每天都唱“国歌”(据说是郑孝胥作的词)：“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只有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家已齐，国已治，此外何求。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

这些鬼话，固属荒诞不经，然而却如实地道出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万恶罪行，也逼真地勾勒出一副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汉奸形象。尽管如此，那时溥仪为了当傀儡皇帝，确实在骨子里真跟日本人“一德一心”。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主子对这个傀儡在形式上也不怎么需要了，索兴“过场”也不走了。所以在溥仪的心中，就是维持个“皇帝”名义，“保命”就行，对日本人更加奴颜婢膝。假戏还得真唱，这样的场面很多，如伪满后期，“大东亚战争”已经筋疲力竭的时候，吉冈来和溥仪谈，要他对“圣战”有所表示，溥仪满口答应，并立即执行。他下令把伪皇宫的铜物器皿、宫灯、楼梯扶手等都卸下来，进行“金属献纳”；把自己的一些不值钱的日用品，也交出来表示他个人“献纳”的忠心。但是真值钱的好东西，包括他的白金表却都藏起来。

还听说他第二次访日时，见了日本皇太后，又行礼、又搀扶，极尽阿谀之能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4年春天，在同德殿南晒台上，他接见日本青年“敢死队”时，我们几个在他身后不远的屋内偷看热闹，亲眼看到庭院内站着一帮龇牙咧嘴的“肉弹”，他们都是准备“玉碎”的日本青年兵。溥仪在上边，一面讲话，一面痛哭流涕。我们这几个都感到他在那里“演戏”，由于这种闹剧，演习惯了，所以虚伪也仿佛真的一样，表演时动作自如。在大栗子听到日本宣布投降时，那个动作可以说是最后一次登峰造极的表演。

本文取自1993年出版的《伪满史料丛书—殖民政权卷》，原标题《伪满时代的溥仪》。根据注释显示丛书中的这篇文章，节选自1985年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作者爱新觉罗·毓嵣，周克让、李澍田、关大虹整理（丛书误将关大虹写作吴大虹）

特别鸣谢贾大为先生对此文提供精美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