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同时也便于您进行讨论与分享，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

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板仓街头，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蹲在墙角，捧着破碗要饭。

谁也没想到，这副肮脏外皮下藏着一条秘密通道，正通往上海的一间小客栈——那里，有人等着接走三个孩子。

枪响之后，家门外的眼睛越来越多

杨开慧是在一场没打响的战争中牺牲的。

长沙，1930年深秋，南门外枪声断断续续，抓人名单被反复修改，杨开慧的名字最后一次被圈红。何键亲自批准了行动。

清晨未亮，门被踹开，几名宪兵闯进院子，翻箱倒柜，毛岸英被惊醒时，手里还捏着半页作业纸，三兄弟被赶到厅堂，脸贴着冰冷的地板。

“你是毛泽东的妻子？”为首的军官指着她问。

她没回答，有人甩出一份声明，让她签名：脱离关系，配合调查。

杨开慧盯着那张纸，没有动笔。

审讯持续三天，长沙警备司令部专设审讯室，木椅无靠，地砖冰冷，她咬着牙不发一语。

看守递来饭，她推回去，有人拿孩子威胁：“再不说，连你儿子也走不了。”

那一夜，她开始咳血，窗外天色暗得像墨水倒在地上。

被带走的第二十一天，押赴刑场，沿途没有人围观，没有高喊，没有喧哗，一声枪响，在岳麓山下消散。

尸体没归还，家属收不到任何通知，板仓村的街头却多了人影。

有的推车卖货，有的抱柴走路，还有的每天中午，蹲在杨家门口晒太阳。

李崇德起初没察觉，直到有一天岸英悄声提醒：“那个烤地瓜的，一天三次，跟着我去打水。”

孩子被放出来是半个月后，邻里没人敢问理由。

谣言四起：有人说何键要借孩子逼毛泽东露面，有人说孩子已被秘密改编成“人质组”，没有人知道真相。

杨家陷入死，向振熙，杨开慧的母亲，烧掉了所有来信，夜里点灯抄地图，把湖南到上海的铁路线，一寸寸描在旧窗纸上。

“这仨娃不能留。”她看着油灯说，“不走，是等死。”

出去？怎么出去？送谁走？谁能接？这些问题没答案。

答案，是乞丐带来的。

乞丐来敲门，带着一只破碗和一张纸条

1931年春，冷雨连日，板仓街头泥泞不堪。

乞丐第一次出现是在一个清晨，披着麻袋，蓬头垢面，蹲在杨家对面墙角，他不说话，眼神游离，只有破碗一摇一晃地响，像故意撞人神经。

岸英站在门缝后看了他半晌。乞丐忽然咕哝一声：“岸英。”

声音极轻，像被雨水冲掉的名字。

李崇德端着洗衣盆停住脚，她蹲下来，看了他一眼，乞丐手里把碗举起来，碗底垫着一团油纸。

她接过碗，进门转身抽开油纸。

四行小字，笔迹粗重：“务必速送三兄弟至上海，拉斐德路天生祥。后天启程。”

落款没有名字，右下角一个不起眼的红印，是湖南省委曾用过的秘密标识。

她没有再看第二遍，转身锁上院门，乞丐站起身走远，拐角处消失得无声无息。

当天夜里，家里开了三次会，向振熙拿出那张旧地图，指着白水火车站到汉口一线，分析沿途盘查情况，决定自己亲送。

“只要能出白水，就有希望。”

她把米袋剪开，夹层缝进干粮和棉布，把三个孩子一个个藏进去，用旧红布蒙上。岸英被放进最下面，旁边塞了鸡蛋和糖包。

“就当自己是礼物。”她摸着篮盖说，“哪也别动。”

出发那天，下着雨，街头寂静。她背着篮子，一路走到村口。

两名便衣站在岔口。

“去哪？”

“去侄媳妇家吃满月酒。”

她笑着递出火车票和两块大洋。便衣没开口，盯着篮子看了三秒，挥手放行。

白水火车站更紧，安检口有士兵持枪，抽查行李。

她低着头，拎篮走在队尾，见查得紧，故意跌了一跤，把篮子摔在地上。鸡蛋滚出，糖洒一地。检票员一边招呼人让开，一边帮她扶篮。

篮里静得出奇。检票员瞄了一眼，只看到鸡蛋、红糖、两件小衣物。他咂嘴：“满月酒，还带礼。”

车厢里人不多，她占了一个角落，靠窗坐下。火车开动时，她终于松口气。

窗外的水田倒退成一幅幅模糊影子，篮子里没动静，她没有多看，只把手放在篮盖上，像在压着一块沉木。

命门

板仓到白水只有五十里，却像跨过一道命门。

清晨的火车站人不多，一半是挑担子的乡人，一半是拎包的逃难客。

风从铁轨那头灌进来，刮得人睁不开眼，李崇德一步步挪着，背后篮子沉甸甸，篮沿下是红布，布下是三双冻得发紫的小脚。

岸英藏得最深，靠着米袋最底那层。几天前，他主动跟岸青换了位置，说“我个子大，底下不透风，正好。”

检票时，旁边那户人家包裹太多，被拦下检查。

特务顺手翻了一件棉袄，竟抽出一捆书，那人慌了，嘴硬说是祖宗留下的笔记，没几句，就被拖走了。

李崇德趁乱跟上另一队旅客，眼盯着前面一名抱小孩的妇人。

她学着对方的语气撒娇：“孩子太闹，我早想送回娘家省心。”检票员扫了她一眼，点点头，“快点，上车了。”

站台尽头，向振熙一直没敢靠近。

她只站在一棵槐树下，隔着人群望着李崇德走进车厢。

汉口站前，广播响起——“全体乘客注意，临时安检，证件请备好。”一阵骚动。

这趟车上的客人不少从湖南来，有几个长沙口音的被叫下车。

李崇德往篮子里按了按，篮中传来一阵轻颤。她低头捂住，故意咳嗽了几声。

车停了四十分钟，才再次启动，汉口的夜色翻过车窗，像黑布罩了过来，那一刻，岸英终于说了句完整的话：“我们走出来了。”

到上海前，一共换了三次车，每次换乘，都提心吊胆地守着篮子。

进站检票、出站登记、途中盘问，李崇德装作农妇，有几次干脆装疯，嘴里念着“过年了，过年了”。

进上海那天，下着小雨，火车停靠时，一名身穿呢大衣的中年男子，在站台尽头等着，手上提着一包茶叶，没走近，只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她抱着篮子跟了上去，两人一句话没说，穿过两条街，进了一家杂货铺后门。

铺内堆满麻袋，空气里是霉味和豆油味。男子掀开米袋，从中抽出一封信。

信中只有一句话：“交给天生祥。”

天生祥酒店在拉斐德路，是一间开在街角的小楼。

前厅经营茶水，后院住的却全是“亲戚”，带三兄弟进去时，店老板看了眼篮子，“来得巧，再晚两天就不好了。”

兄弟三人由毛泽民接手，那晚他们洗了个热水澡，换了新棉衣。

李崇德没留下，没等晚饭就离开了，只留下一句话：“照顾好他们。”

保育院废墟上的孩子

上海地下党组织在1931年春遭到重创，源头是一个名字——顾顺章。

这位原来的红色保卫干部，在被捕后迅速叛变，供出了大量党员信息。

拉斐德路天生祥酒店，很快被“清查”，保育院关闭，能撤的全撤，来不及的四散逃亡。

毛岸英三兄弟，住在董健吾安排的旧楼内，只待两天。

消息传来那晚，楼门被敲响三下，两下停顿，一声长响。开门后，来人一脸惊色：“马上走。”

李崇德从菜场接到通知，赶来时房间空了，只剩墙角一本撕烂的连环画。

她开始四处寻找，上海滩大，孩子小，没人知道三个孩子去了哪。后来听说躲进了法租界的一间阁楼，靠卖报为生。

岸英从不叫苦，每天骑着一辆坏掉的黄包车，穿街走巷送报纸。

遇上警察查票，撒腿就跑。

有一次摔了个大跟头，膝盖破了，回到阁楼装作没事。岸青守着家中灶台，一边熬粥一边给岸龙讲“红军的事”。日子一天天熬着。

1933年，组织重新联系上三兄弟，安排去江西避风头，但形势又变。

两年后，张学良、李杜出面协调，设法安排毛岸英、毛岸青出国。

这件事极其隐秘。从上海到广州，再到香港，最后搭上前往海参崴的苏联货轮。

船仓黑暗，冰冷刺骨，毛岸英用旧报纸裹住脚，彼时年仅十三岁。

他们在莫斯科落脚，住进国际儿童院。

生活稳定下来后，毛岸英被送往军事院校，后加入苏联红军，参加卫国战争，战后重回祖国。

谁也没料到，这个从长沙牢中活下来的孩子，后来会站在抗美援朝的战场前线，牺牲于1950年，年仅28岁。

毛岸青回国后一直沉默寡言，做事稳重，毛岸龙身体不好，少年时常年生病，最终早逝。关于他留下的资料很少。

那名乞丐，再没人见过，党史研究者曾试图查找其身份，有人猜是湖南省委交通线的成员，有人怀疑是曾做过长工的地下联络员，但都无从查证。

有人说，他后来死在路上，也有人说他回到乡下当了哑巴。总之，再没有“岸英”的呼唤出现在板仓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