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牛河梁与凌家滩看中国史前文化遗址上层远距离的交流

目前，在对世界各地区前国家复杂社会的研究中， 社会上层获得和维持权力的方式（leadership strategy）备受关注，而建立远距离交流网普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美国考古学家皮波斯在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史前社会的经典研究中指出，表达身份与等级的物品的价值是由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决定的：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的价值越高；从地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的价值越高。 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建立，不仅提供了获得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均远离民众的高价值物品的有效渠道，而且交流活动本身就是很好的表现身份和地位的形式，有效地强化了社会上层在各自社会中超越一般民众的地位。

美国学者赫尔姆斯在对前哥伦布时期巴拿马酋邦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活动的研究中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通过交流获得的不仅是标志威望和财富的物品，还有与仪式活动有关的神秘知识，这些知识的学习往往比物品的获得更重要；二是社会上层的亲身远距离旅行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 她指出，社会上层的旅行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游学可以掌握本

地民众难以获得的神秘知识和物品，使自己超凡脱俗；另一方面，充满传奇的长途旅行是值

得夸耀的经历，是塑造自己英雄形象的最佳方式。她还特别指出，神秘知识远距离交流在考古遗存中的表现是两地器物的形态有差别，但反映的理念相同。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约公元前3500年是中国史前时代的转折期，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基本同步在飞跃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 地区间交流互动也进入新的阶段，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 笔者曾对此进行过简单讨论。 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探讨这一交流网的形成及其重要意义。

红山牛河梁和凌家滩相隔1000 余公里的凌家滩遗存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相似性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最明确的例证。两地玉器特殊的相似性已经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 归纳起来，相似的玉器种类有玉人筒形器、猪龙、双连璧、镯（图一 ∶ 9、二 ∶11）、璧和石钺 。 此外， 笔者曾提出凌家滩墓地出土玉鹰（与红山文化玉勾云形器可能是同类器物。最近有学者提出，凌家滩墓地出土玉梳背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玉凤为同类器物[8]。 考虑到此墓随葬有玉人、筒形器等与凌家滩墓地有密切联系的器物，此说令人信服。有学者认为上述相似性是独立发展的结果[9]，但很难让人相信在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会达到如此相似的程度。 两地的玉器材质不同，形态也有差异，可见社会上层交流的不是玉器成品或原料，而是当时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关于玉料采集、玉器制作、宇宙运行和以玉器为法器沟通天地的知识。

上述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跨越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强、新的社会上层出现的背景下，地区之间的交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 交流的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 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知识。 各地的社会上层积极参与到交流中，以获得本地民众难以企及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 目前的考古资料所揭示的只是交流的部分内容， 当时发生的交流一定更加深入和广泛。

上述远距离交流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西方学者重视社会上层旅行这种直接的交

流方式，原因有二：一是交流的内容包括最高级的知识， 需要面传身授； 二是对于社会上层来说， 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经历， 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 中国史前时代的转折期很可能发生这样的直接交流。 红山和凌家滩玉器表现出的相似性就是直接交流的有力证据。 有学者提出大汶口文化在红山和凌家滩之间扮演了中介的角色[42]。 但大汶口文化中未见玉人、鸟猪合体器、猪龙、凤鸟等红山和凌家滩共有的重要器物； 筒形器均为骨质或象牙质， 形态与红山和凌家滩玉筒形器有别；玉器在随葬品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与红山和凌家滩以玉、石器为主要随葬品有别；缺乏宗教气息浓厚的遗物和遗迹。 因此，大汶口文化虽然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中介作用，但红山和凌家滩社会上层只有发生直接的交流才能达到如此高的相似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牛河梁N16M4出土的玉人、筒形器、凤和环均为与凌家滩有密切联系的器物。 因此，相隔1000多公里的红山和凌家滩大墓的墓主们在生前可能进行过互访。

这一交流网具有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各地区的社会上层在交流中采取的是各取所需

的态度，充分考虑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因此，虽然交流形成了很多传播广泛的风尚，但各地区仍然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43]。第二，各地区在交流中相互影响，没有明确的中心。有些地区在某些知识的传播中可能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大汶口文化可能是与龟灵崇拜有关知识和仪式的传播中心，但总体上各地区间的交流是自愿和平等的

张光直在1986年提出了 “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并强调其形成标志着“最初的中国”的出现[44]。由于受资料的限制，他列举的考古证据主要是各地区陶器形态的相似性。 新的考古资料显示，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对于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密切的交流中，各地区逐渐形成并共享相似的文化精粹，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 这是中国史前时代的重要事件。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