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历史分水岭：卢沟桥枪声下的民族觉醒

事变非偶然，而是民族命运的抉择时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撕碎了“和平幻想”。

毛泽东精准定义：“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更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他痛斥两种危险思潮：迷信日本“和平保证”的妥协派，以及漠视民众力量的精英抗战论者。

历史证明，只有把事变视为民族存亡的抉择时刻，才能打破“战争或可避免”的迷梦。

这个坚定立场不仅是军事判断，更是对民族精神的唤醒，当石狮染血时，中国已无退路。

02 未雨绸缪：中共的战略预见与政治奠基

真正的准备不在枪响后，而在思想觉醒时

事变爆发前两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已批准“1935年以来的新政治路线”（《论联合政府》）。

这一未雨绸缪的布局，使中共在事变次日即发布《抗日宣言》，随后推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强调：“这些都证明我们对抗战方针是坚持不懈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历史昭示：危机应对的核心在于预判能力。

当国民党仍寄望外交调停时，中共已完成从理论到行动的战略转换，用政治远见填补军事劣势。

03 民心长城：《十大纲领》的系统革命逻辑

救亡图存需制度重构，非仅军事抵抗

毛泽东将《十大纲领》定位为“符合马克思主义与革命三民主义”的救国蓝图（《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其革命性体现在三方面：

政治再造：要求“改革政府机构”，建立民主统一战线；

经济革命：提出“废除苛捐杂税”“改良人民生活”；

全民武装：号召“武装人民发展游击战争”。

他尖锐指出：“只有国民党政策全部彻底转变，实行此纲领，才能救中国”（《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纲领的本质是以制度革命激活民心伟力：没有土地改革的动员，就没有地道战的奇迹；没有民主参政的实践，就没有“母亲叫儿打东洋”的悲歌。

04 胜负密钥：“全面全民族抗战”的战略哲学

战争胜负在民心向背，不在武器优劣

毛泽东提出划时代口号：“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其内涵远超军事范畴。

空间维度：城乡协同、敌后与正面战场配合；

主体维度：工农商学兵共同参战；

方式维度：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维斗争。

他警告：“因循坐误，责有攸归；全国丧亡，嗟悔无及”（《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这一战略直指战争本质：现代民族战争是体系对抗，其根基在民众组织度。

台儿庄的坦克与平型关的伏击背后，是千百万推小车、送军粮的民众铸就的“移动长城”。

05 穿越时空的启示：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的治理密码

人民立场与系统变革是应对挑战的通则

毛泽东的抗战思想对当代具有镜像式启示。

风险预判的智慧：如中共在1935年即调整路线，今人更需在“灰犀牛”事件前构建预警机制；

系统动员的法则：抗疫实践印证“全民战争”模式的生命力，全国一盘棋正是新时代“民众总动员”的演绎；

制度创新的必然：当年要求“改革政治机构”，今日全面深化改革也需要打破利益藩篱；

民心政治的永恒：“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大炮的历史证明，任何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根本在于民心凝聚度与制度包容性。

毛泽东在1937年的警示仍如黄钟大吕：“一切和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当单边主义与地缘冲突重塑世界格局时，“全面全民族”的团结哲学，正是抵御外部风险的最基本、最核心依靠。

卢沟桥的石狮静默矗立，铭刻着毛泽东的战略远见。

民族存亡绝续关头，只有以革命纲领唤醒民众、以制度变革凝聚合力，才能在危局中开新天。从《十大纲领》的“改良人民生活”到新时代的“共同富裕”，从“统一战线”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那穿越烽火的核心智慧依然闪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洪流的真正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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