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冬,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一间冷清的宿舍悄悄亮起昏黄的灯光。
多年未同床的夫妻,在这里第一次真正以“夫妻”的身份相对。
但这一夜的亲密并未带来期待中的圆满,反而成了两人婚姻彻底崩塌的催化剂。
李玉琴和溥仪有怎样的纠葛?她为何在12年苦等之后,最终却选择离婚?
1943年的长春,15岁的李玉琴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推上了一条完全改变命运的道路。
那天,她和同学们在南关国民学校里排队照相,照片被送进了“伪满皇宫”。
日本人需要在溥仪身边安插奸细,所以选妃是最好的办法,而溥仪想要一定的自主权,所以他选择了一个称得上是孩子的白纸一样的学生。
几天后,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像一道惊雷般砸在了李玉琴的头上,末代皇帝溥仪,看中了她的模样,要她“入宫读书”。
她不过是个带着稚气的小姑娘,还未懂得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婚姻。
可当关东军的中将参谋吉冈安直亲自上门时,她的父母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
年幼的李玉琴既惶恐又迷茫,仿佛被一股巨大的力量裹挟着,不得不点头。
入宫那天,李玉琴像物品一样被消毒,衣服换成绸缎,走过长长的廊道,跪在冰冷的地板上。
她本该是个怀揣书本的学生,却在这一刻被迫叩头,成为皇帝身边的“福贵人”。
溥仪出现在她面前时,并没有摆出昔日帝王的架子。
那时她正因发烧而面色苍白,溥仪立刻吩咐太医前来诊治,还亲眼看着她吃药。
一个“关怀备至”的姿态,让这位年长她二十二岁的男人,在她眼里竟带上几分亲切。
而这,就是溥仪选择她的原因。
很快,李玉琴便被告知,她不是来读书的,而是来做溥仪的妻子。
十五岁的少女心中满是抗拒,却又无力反抗。
溥仪似乎对她格外宠爱,他带她在花园散步,还常常陪她用膳。
对外人看来,他们如同热恋中的情侣,但实际上,他们的亲密,只停留在拉手与拥抱之间。
起初,她只是困惑,于是她小心翼翼地问溥仪:“我们什么时候生孩子呢?”
溥仪没有回答,只是次日便命人不准再和她提起男女之事。
直到多年后,李玉琴才得知,溥仪早年在紫禁城里,因太监们的戏弄落下病根,难以行使丈夫的权利。
但在当时,溥仪并不愿承认这个现实。
他用“皇上与贵人是神仙,不该如凡夫俗子般”来搪塞。
又故作高深地对她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要做神仙眷侣。”
这番话,李玉琴竟真的信了,她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个安排。
但人都会成长的,溥仪看出李玉琴越来越烦闷,但他无能为力。
李玉琴在年华正好的时候,就被迫放弃了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权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瞬间土崩瓦解。
溥仪匆忙草拟退位诏书,实则已经惊慌失措。
次日,他带着弟弟、妹夫、侄子以及一干随侍登上飞机,准备逃往日本,留下了一句轻描淡写的安慰:
“你和皇后、二嬷等我接你们,我们很快再见。”
李玉琴站在乱局之中,看着丈夫远去的背影,那句“很快再见”,只是权宜的谎言。
果然,自那一别,她和溥仪竟整整分开了十年。
短短几个月,她的身份便从“福贵人”跌落为无所依靠的女子。
她只能辗转回到长春娘家。
可家中早已一贫如洗,母亲年老多病,兄嫂生活艰难,根本无力再供养她。
更何况,她的“皇妃”身份在动荡年代里成了众人忌讳的包袱。
起初,李玉琴甚至想过出家做尼姑,可她毕竟才二十出头,如何能真正断绝尘世?
在一位旧宫太监的建议下,她决定去北平投靠溥仪的父亲,却被冷漠的眼神挡在门外。
溥仪的姊妹们更是各自自顾不暇,没有人愿意接纳这个年轻的寡妇。
几番辗转,她被送到了溥修的府邸。
溥修是溥仪的族兄,昔年管理过溥仪在天津的房产与财物,算是家族中较有声望的一支。
刚到时,李玉琴心中还抱着一丝侥幸,盼着在这里能找到片刻安稳,可现实却远比她想象的残酷。
溥修家表面仍维持着“贵族体面”,可实际上家底早被坐吃山空。
米缸常常见底,柴火要靠邻里救济,连像样的衣服都难以添置。
李玉琴一个“贵人”,骤然沦为寄人篱下的食客,她心里的落差比饥饿更难忍受。
可即便如此,她依旧没想过另寻他路,而是默默在厨房里干活,替一家人张罗饮食,甚至想办法出去做点小活计贴补家用。
她坚信,只要溥仪回来,一切都会好转。
在旁人眼里,她的执拗近乎荒唐。
一个年轻女子,正值芳华,何必吊死在一棵枯树上?
可李玉琴心底或许清楚,她并不是盲目的执迷,而是被现实的需求所驱动。
对她来说,再婚并不能真正解决困境,因为那些追求者没有一个能承诺给她稳定的生活和保障。
她坚信,只有溥仪,才是她的依靠,只要他能回来,就能解决生活的根本难题。
这种近乎偏执的信念,支撑着她从1945年一直等到1955年,足足十年。
1950年,苏联把溥仪移交给新中国,他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长达十年的学习改造。
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特批下,溥仪被允许与家人通信。
李玉琴收到了那封信,信纸泛黄,字迹工整,开头的几个字却让她泪流满面,“亲爱的玉琴”。
短短几个字,仿佛把她带回了十二年前,她还是个稚嫩的少女。
泪水模糊中,她把信贴在胸口,喃喃道:“他还记得我,他还在等我。”
于是,从1955年到1957年,她前后五次奔赴抚顺探监。
每一次,都带着满心希望,带着自己最珍贵的心血。
可每一次,却又让她感受到婚姻裂缝的不断扩大。
第一次见面,她几乎没认出溥仪,昔日衣冠楚楚的“皇帝”,如今穿着灰色棉制服,背脊微驼,鬓角早生白发。
这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吗?
李玉琴哭诉这些年的孤苦,寄人篱下的冷眼,饥饿时的无助,亲友逼婚时的尴尬。
溥仪静静听着,偶尔插上几句。
分别时,李玉琴把自己一路上舍不得吃的糖、亲手织的布鞋递到他手里。
可离开抚顺的路上,她心里却一阵发凉,这个男人,已经不再是她曾经幻想的依靠。
第二次去探望,她凑不齐路费,只能向针灸大夫林永泉借钱。
她用旧毛线织了一身毛衣毛裤,又带上糕点和文具。
她心中满怀希望,想把这点心意换来丈夫的关怀。
可见面后,当她一再诉说找不到工作的困境时,溥仪却只是望着她,时不时冒出几句轻浮的情话。
出生于皇家、脱离现实多年的他,并不懂得什么是柴米油盐的压力,更无法体会她被失业和饥饿压迫的痛苦。
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只是铁窗的阻隔,而是整个世界的隔阂。
第三次探望,李玉琴内心已开始动摇。
那时她在长春拼命找零工,一边织毛衣补贴家用,一边到处求人帮忙。
可现实一次次让她失望,亲友避之不及,婆家更是不闻不问。
于是这一次,她带着更多的质问而去。
她追问溥仪的刑期,得到的回答却是“不知道”。
见到溥仪时,他却兴致勃勃地和她回忆昔日“伪满”的点滴,仿佛那些是甜蜜的往事。
李玉琴听着,那被囚禁的青春在他口中,却成了值得回味的“美好”。
那一刻,她真正意识到,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南辕北辙,再也无法交汇。
第四次探监时,她已在长春市图书馆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
可当“先进评选”因她的“皇娘”身份被否决,她的心再度跌入谷底。
她开始恐惧,害怕有一天自己会因溥仪而失去工作。于是,她带着泪水和纠结,第一次开口提离婚。
她或许只是想要一个答复,一个能让她安心的未来。
可溥仪给不了,她也只能咬牙说出“离婚”二字。
第五次探望,溥仪为了挽回妻子,破例请求让她在管理所留宿一夜。
这一夜,两人终于有了十四年来的第一次夫妻生活。
李玉琴心中百味杂陈,她以为或许这能成为新的开始。
可溥仪却只说:“这一次不一定怀上孩子,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在他眼里,她离婚的理由不过是“想要夫妻生活”“想要孩子”。
李玉琴听着这句话,只觉得刺耳,她要的从来不是这点迟来的亲密,她要的是安稳的生活,是能握在手里的未来。
1957年2月,这段维系了十四年的婚姻,终于画上句号。
溥仪永远都不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
当年的李玉琴,离开抚顺时心如死灰,她等了十年,盼来的不是依靠,而是一次次失望。
回到长春后,李玉琴把自己投进工作,这个职位来之不易,她格外珍惜。
她不再是那个困在皇宫里、被迫修身养性的少女,也不再是那个寄人篱下、日夜期盼丈夫归来的寡妇。
她成了一名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有自己的一张工牌,一个稳定的饭碗。
1958年,命运又为她推开了另一扇门。
她遇见了黄毓庚,一位在吉林省广播电台工作的工程师。
黄毓庚性格沉稳,知识分子出身,说话总是温和有度。
他并不在意她的过去,也不打探她与溥仪的故事。
和溥仪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不同,黄毓庚带给她的是踏实的生活。
他们一起在厨房忙碌,商量柴米油盐的小事,他会在深夜为她披上衣裳,也会在她劳累时默默端上一杯热茶。
那份日常的体贴,比任何虚无的誓言都来得真实。
同年,他们结婚了,后来,她还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孩。
她等了太久,她觉得自己的人生终于完整。
进入八十年代,她的人生迎来新的篇章,还当选了长春市政协委员。
她在政协会议上认真撰写提案,关心教育与公益事业,还曾捐出自己保存多年的宫廷文物,用于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展览。
她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她没有被过去的身份禁锢,反而在跌宕起伏的命运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平凡幸福。
命运再荒唐,人生仍能重来。
更新时间:2025-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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