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一场雪

门才启开一道缝，一股子清冽的寒气便迫不及待地钻了进来，还裹挟着星点细碎、凉沁沁的琼屑，扑在脸上，激灵灵的。我蓦地一怔，随即心头倏然亮堂起来——是雪！果然是今年的第一场雪。那几分蛰伏的倦意，被这股子清寒一激，霎时烟消云散。我将门缝推得更阔些，探身而出。夜色尚未褪去，天幕沉沉如墨，借着屋内透出的昏黄光晕，已能望见空中纷扬的、密密匝匝的倩影。那不是雨，是絮絮的雪绒，斜斜地织成一张素净的网，悄无声息地落满肩头、铺遍檐角。小区的地面上，已然匀匀地覆了一层银霜似的白，世界静极了，仿佛还沉眠在一个未醒的、纤尘不染的梦里。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心底却漫上来一股近乎童稚的欢喜——这雪，终究是盼来了。

我对雪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这份偏爱，大抵要追溯到那再也回不去的童年光景。我的故乡，是江南腹地一座小小的山村，藏在黄山余脉的褶皱里，偎着东至的青山绿水。记得也是这样凛冽的腊月天，我约莫六岁，夜里簌簌落了一场极豪奢的雪。天刚蒙蒙亮，我便雀跃着推开门，那满世界的白皑皑，晃得人睁不开眼。院子里、屋檐上、远山的松枝桠上，全都裹着厚厚的雪衣，胖乎乎的，憨态可掬。天地间只剩下一种纯净到近乎圣洁的白，涤荡着世间所有的喧嚣。

父亲那时还年轻，兴致正浓，笑着喊上哥哥、弟弟和我，一头扎进院子里滚雪球。雪是蓬松的，滚着滚着便沉甸甸起来，不多时，我们的小手便冻得通红，像饱满的水萝卜。可心里那团热烘烘的快乐，早把这点儿冷意烘得无影无踪。我们滚了两个浑圆的大雪球，一上一下垒起来，用黑炭嵌出乌溜溜的眼睛，插一根脆生生的红萝卜做鼻子。父亲还把自己的旧草帽拿来，歪歪地扣在雪人的头上。一个憨态可掬的雪人，便咧着“嘴”，立在了我们简陋却盛满温馨的小院里。母亲倚在门框边，袖着手，含笑望着我们爷儿几个胡闹，嘴里却嗔怪着：“你也跟着疯，活像个孩子头！还不快把娃们带进来，仔细冻着了！” 父亲拍拍手上的雪屑，抬眼望望漫天飞雪，又低头看看院里的喜人光景，朗声笑道：“‘雪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好啊！这场雪下得好，明年咱家，咱全村，准又是个五谷丰登的好年成！”母亲那点嗔怪，便在这朴素而坚实的希冀里，化作了眉眼间更暖的笑意。就是从那时起，在我小小的心坎里，雪，便不只是玩闹的伙伴了。它和父亲的笑声、母亲的目光、还有那金灿灿的“馒头”紧紧连在一起，成了丰年的吉兆，成了寒冬里一份踏实的、可触摸的暖意。

雪的意蕴，除了兆丰年，在我成长的路上，又添了另一层厚重的滋味。上高中那年，雪下得特别早，也格外蛮横。记得是个星期天的午后，我要赶回葛公中学返校。窗外，雪片早已不是悠悠飘落，简直是裹挟着寒风砸下来，风吼得像一头失控的野兽，在山谷间肆虐。母亲拦在门口，眉眼间满是焦灼：“平儿，这雪疯了似的，三十里山路，你怎么走？缺一天课，不打紧的。” 我那时年少气盛，心里揣着一团火，对书本的渴望，对山外世界的憧憬，有着近乎执拗的执着。我们那个镇，只有一所高中，便是葛公中学。从我家所在的洪方乡出发，要走三十里弯弯绕绕、起伏不平的山路。那时洪方刚通公路，每天只有一班“客车”通往县城——不过是货车车厢里摆两排长凳，顶上覆着块绿色帆布，乡亲们都戏称它为“大篷车”。可就是这简陋的车，对闭塞的山村来说，已是了不得的新鲜物事。老人们见了，总要咂着嘴赞叹：“瞧瞧，人真是能耐，竟能让房子在路上跑！”

可坐车的人少，车票更是奢侈。我们这些山里的学生，大多还是靠一双脚板丈量山路。我背起母亲装好的七斤米和一竹筒干黄豆，不顾奶奶和母亲的百般劝阻，一头扎进了漫天风雪里。

才出村口不到二里地，走到大庙口的转弯处，风势陡然涨到了顶峰，像一堵无形的冰墙，死死地顶着人，寸步难行。雪粒被狂风卷着，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我侧着身子，几乎是用肩膀顶着风往前挪，每一步都像在淤泥里拔脚，费尽了力气。挣扎了许久，竟还是在原地打转。万般无奈之下，心里那团求学的火，被这冷酷的风雪浇得奄奄一息。我只得咬咬牙，掉头往村里走，先寻个地方避避风雪。

走到村口一里外的生产队畜牧场，我实在撑不住了，心想进去歇歇脚，等风雪小些再赶路。一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板门，一股混杂着草料香、牲畜气和炭火气的暖流，便瞬间裹住了我冻僵的身子。还没看清棚子里的人影，一双粗糙却温热的手，便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平伢！你这是从哪来？哎呀，看你这身上……”是六英娘。她是我家的老邻居，丈夫走得早，一个人拉扯着女儿，靠着给队里放牛，挤在这畜牧场一角的小棚子里过活，日子清苦得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杈。可她的心，却总是热腾腾的，比炭火还要暖。

她不由分说地把我拽到炭火盆边，麻利地拨旺了火，又伸出手，替我拍打身上的积雪。那雪早已化了，浸透了棉袄，湿漉漉的一片冰凉。接着，她从怀里掏出一条洗得发白的粗布毛巾，粗糙的掌心擦过我的脸颊和头发，动作有些重，却带着一种母亲才有的、不容推辞的疼惜。很快，一碗冒着热气的白开水，便塞到了我冻得发紫的手里。“下这么大的雪，你这伢子，出门做什么哟？”她蹙着眉问。我说要赶回学校上课。她一听，眉毛立刻竖了起来：“你爹娘也是！这鬼天气，怎么舍得让你出门？看我回头不念叨他们！今天说什么也不去了，听我的，就在这儿待着！”

我捧着那碗热水，暖意从指尖一丝丝漫上来，顺着血管流进心底。我知道，六英娘的“埋怨”里，藏着滚烫的关切。这小小的、昏暗的棚子，此刻便是这风雪飘摇的世界里，最安稳的港湾。炭火噼啪作响，橘红色的火光映得她的脸一明一暗。我小声告诉她，是我自己非要去的。她听了，轻轻叹了口气，不再多说什么，只默默地拿起我的湿棉袄，搁在炭火边的竹竿上烘烤。

一个多时辰后，风雪似乎弱了些，我的棉袄也烘得半干，透着淡淡的炭火香。我重新背起行囊，准备上路。六英娘追到门口，拉住我的胳膊，欲言又止，最后只是从怀里掏出两个还带着余温的烤红薯，硬塞到我手里：“路上当心……慢慢走，别着急。”

再转过大庙口那个风口，风依旧凛冽，我却鼓足了力气，几乎是手脚并用，爬过了山口积雪堆成的小丘。山路上早已绝了人迹，只有我的一串脚印，深深浅浅地印在雪地里，很快又被新落的雪絮掩去一半。天地茫茫，万籁俱寂，只有风穿过枯枝的尖啸，和雪沫落在颈窝里的冰凉。那三十里山路，我走了三个多时辰。当葛公中学那几排熟悉的青砖平房，在苍茫的暮色与雪光中隐隐浮现时，我几乎要瘫软在地，可心里，却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安然——那是战胜了风雪、抵达了目的地的释然。那一路的风雪兼程，六英娘炉边的脉脉温情，与抵达终点时的百感交集，交织在一起，让雪在我的记忆里，不再仅仅是诗意的浪漫，更沉淀了跋涉的艰辛与人情的厚重。雪教会了我：向往一处光明，有时总要穿过彻骨的寒冷；而人世最暖的温度，往往就藏在那些最朴素的屋檐下。

后来，我也成了在风雪中为别人奔波忙碌的人。2008 年那场罕见的冻雨大雪，席卷了江淮大地，东至的山山水水，仿佛都被一层透明的、坚硬的琉璃封冻起来。那时我已在镇机关工作，雪，不再是案头赏玩的景致，而是需要直面的 “敌情”。我们所有人，从书记镇长到普通办事员，全都披挂上阵，撒到了抗雪救灾的一线。铲除主干道上镜子般光滑的冰壳，爬上颤巍巍的屋顶为孤寡老人清除积雪，钻进低矮的平房里排查危房隐患，想尽一切办法把粮油、棉被送到最困难的群众手中……我那时还兼着宣传的差事，手里攥着一台沉甸甸的摄像机，跟着队伍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走在风雪里。镜头里，是铁锹与冰面撞击迸溅的火星，是党员干部背上沉甸甸的米袋，是老人家接过救灾物资时眼角浑浊的泪，是通宵值班室里泡面升腾的袅袅热气……那一场雪，是严酷的考验，冻裂了水管，压垮了棚顶，却冻不住人心的温度。也正是那一场雪，让我看见了一种别样的“雪景”：那是逆境中挺直的脊梁，是寒冷里相互依偎的体温，是职责在肩时，义无反顾的奔赴。雪的意蕴，在这里，升华成了一种凝聚人心的力量，一种“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

这份对雪的喜爱与懂得，我也悄然传给了儿子，如今又传到了孙儿的身上。从他们牙牙学语，能被我稳稳抱在怀里开始，每逢下雪，我总要牵着他们的小手，走进那片洁白的世界。抱着他们，让他们伸出肉乎乎的小手，去接那凉丝丝的六角花瓣，看雪花在掌心悄然融化；牵着他们，在平整的雪地上踩出一大一小两行歪歪扭扭的脚印，像一串串绽放在雪地里的花；领着他们，滚一个比孙儿还要高的雪球，再给胖乎乎的雪人戴上绒线帽，系上红围巾。记得孙儿四岁那年初雪，我教他背生平第一首诗，特意选了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他自然不懂诗里的千秋雪、万里船，只是稚声稚气地跟着我念，尤其偏爱“窗含西岭千秋雪”一句，念到 “雪”字时，小手还学着雪花的样子，在空中轻轻旋转飞舞。看着他红扑扑的脸蛋和亮晶晶的眼睛，我忽然觉得，这雪真好。它覆盖了尘世的喧嚣，带来了天地的静美；它镌刻了跋涉的艰辛，也孕育了人间的温情与希望；它从遥远的唐诗里飘来，又落在一个崭新生命的睫毛上。它连接着过往与当下，连接着记忆与未来。

“爷爷，快走呀，要迟到啦！”孙儿清脆的喊声，将我从漫无边际的思绪里拽了回来。雪还在下，不急不缓，从容自在，像天地间最温柔的絮语。巷子里的那层银白，又厚实了几分，温温柔柔地拥抱着这个渐渐苏醒的世界。我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那空气里，满是雪的清香。我伸出手，拉起孙儿温热的小手。

“走，咱们上学去。”我笑着说，“你看，雪来给我们送行了。瑞雪兆丰年，明年呀，肯定又是一个好年景！”（张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