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5年专家预测“全面二孩”将带来出生人口激增，但实际数据“打脸”，预测与实际差距悬殊。

一、2015年专家预测及主要论据

- 核心预测：翟振武等人口专家在2014-2015年发表的论文和媒体访谈中预测，一旦全面放开二孩，中国年度出生人口将“井喷”，峰值可达4995万，四年累计新增人口将超过1.6亿。

- 依据模型：

- 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夫妇有9100万左右，其中城镇家庭占比大，生育意愿较高。

- 假定政策放开后“累积生育能量”释放，第一年新增出生人口可达3540万，峰值年份可达4995万。

- 预计总和生育率（TFR）短期将反弹至4.5左右，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4-5个孩子。

- 预测人口总量将在2028年达到14.5亿，比不放开多出4000万。

- 官方及学界共识：国家卫计委、蔡昉等专家当时也普遍认为政策调整会带来生育率显著反弹，只是对幅度有分歧。翟振武的预测被视为主流权威观点。

二、实际数据及与预测的对比

- 实际出生人口数据（国家统计局）：

- 2015年：1655万

- 2016年：1786万（政策放开后第一年，较2015年多131万）

- 2017年：1723万

- 2018年：1523万

- 2019年：1465万

- 2020年：1202万

- 2021年：1062万

- 2022年：956万

- 2023年：902万

- 2024年：954万（略有反弹，但死亡人口1093万，人口净减少139万）

- 对比结果：

- 峰值年份（2016年）出生人口仅为1786万，远低于预测的4995万。

- 四年累计（2016-2019）新增出生人口仅6000多万，不到预测值1.6亿的三分之一。

- 总和生育率（TFR）仅从2016年的1.7短暂微升，随后持续下降，2023年已降至1.0左右，远低于更替水平（2.1）。

- 新增二孩数量从2016年800多万逐步下降，2019年仅467万，之后更少。

三、专家预测失误的主要原因

1. 高估了生育意愿和累积效应：

- 专家假定40岁以上符合条件妇女仍有较高生育意愿，但实际上高龄产妇生育风险高、意愿低。

- “累积生育能量”释放远不及预期，实际反弹仅维持两年。

2. 低估了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的抑制作用：

- 经济压力：养育成本高昂，尤其住房、教育、医疗等负担沉重。

- 职场性别歧视：女性生育后收入大幅下降，就业难度增加。

- 婚育年龄推迟：初婚年龄从2010年24.9岁推迟至2020年28.7岁，生育窗口缩短。

- “丧偶式育儿”普遍，育儿责任多由母亲承担，家庭支持不足。

3. 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

- 20-35岁主要育龄妇女规模从2010年到2020年减少3000多万，导致出生人口基础萎缩。

4. 生育观念转变：

- “丁克”比例上升，90后、00后平均理想子女数仅为1.5左右，远低于更替水平。

- 疫情等不确定性加剧了生育意愿下滑。

四、专家反思与政策调整

- 翟振武等专家后续反思：

- 2020年后，翟振武在访谈中承认预测偏乐观，低估了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的抑制作用，强调“必须建立生育友好社会”。

- 2024年，他进一步指出仅靠放开政策不够，需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提升女性生育保障。

- 国家政策应对：

- 2021年放开三孩政策，2025年起实施3岁以下婴幼儿每年3600元补贴。

- 地方政府跟进现金补贴、延长产假、购房优惠、托育服务等措施。

- 政策重点从“放开数量”转向“综合减负”，但实际效果尚待观察。

五、权威出处与参考资料

- 翟振武等：《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

- 翟振武等：《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目标人群及新增出生人口估计》，《人口研究》2016年第4期

- 国家统计局历年出生人口数据

- 梁建章、育娲人口研究：《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

- 翟振武、李姝婧：《把握生育新态势 建立整体性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人口研究》2022年第6期

六、总结

2015年主流专家预测“全面二孩”将带来出生人口激增，但实际数据远低于预期，凸显人口预测的复杂性和现实经济社会因素的强大影响。预测失误主因是高估生育意愿、低估养育成本与结构变化。当前中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和低生育率陷阱，未来政策需更全面减负、提升生育友好度，才可能逐步缓解人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