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笔记347 ：1848年德意志革命统一与自由为何要等权力来敲门

1、1849年春天，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议员们收拾文件时，脸上满是失落。他们折腾了近一年，想让德意志既成“民族国家”又成“宪政国家”，这梦想太沉，自由党和民主党根本扛不动。可谁也没法降低要求——对统一和自由的渴望，是神圣罗马帝国1806年灭亡后，四十年攒下的念想，就像压在心底的火，不烧出来不罢休。最后拿出的《帝国宪法》虽成了废纸，却成了后来人跟旧势力讨价还价的“硬通货”。理想就像挂在天边的月亮，看得见却摸不着，可正是这束光，照亮了后来人脚下的路。

2、1848年5月18日，圣保罗教堂挤得满满当当，代表们坐在一起，可“德意志”到底是啥模样，谁也说不准。那会儿大家想当然地觉得：说德语的奥地利，肯定得算德意志一份子，就像面包配黄油一样天经地义。直到年底年初，大伙儿才慢慢醒过神：哈布斯堡帝国那摊子太乱，想把它劈成“德意志部分”和“非德意志部分”，纯属异想天开。春天时，或许不用跟奥地利、俄国打架，还能搞个“小德意志”（不含奥地利），可那会儿谁都觉得这主意太寒酸。等一年后大伙儿松口了，这方案早成了泡影——真要干，就得跟奥、俄开战，而该挑大梁的普鲁士，早吓得缩起了脖子。机会这东西，就像春雪，错过了时辰，再想要就只能等来年了。

3、1848年夏天，普丹为石勒苏益格打起来，这事把一个理儿摆得明明白白：没普鲁士，德意志在国际上说话就像蚊子哼哼。就像一群人出门闯江湖，总得有个能打的带头，不然只能挨揍。所以温和自由派从来没真想过废了普鲁士这个“士兵之国”——民族大业还得靠它，只能让它继续横着。也正因为普鲁士在革命里没伤筋动骨，到了秋天，国王才敢腰杆一挺，扛起反革命的大旗。你指望的靠山，有时偏偏就是挡路的那块石头，这世道的绕弯子，总让人哭笑不得。

4、那会儿的“德意志问题”，不只是“大”还是“小”的选择题。1813年，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就喊：“什么是德意志祖国？凡是说德语的地方！”要是议员们真按这思路，用语言、文化划地盘，阿尔萨斯、洛林的一部分就得算德意志的。可议会还算清醒，没这么干——不光是不想按语言划线，更舍不得那些不说德语、却跟德意志绑了几百年的地方。就像老邻居哪怕方言不同，住久了也成了家人，哪能说分就分？民族这东西，从来不是尺子量出来的，是日子熬出来的。

5、1848年6月5日，阿恩特在议会上拍着桌子说：“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跟了我们一千年，以后也得接着跟我们！”这话听着霸道，却代表了不少人的心思。议员们还觉得，特伦托周围说意大利语的“韦尔什蒂罗尔”，既然在德意志邦联里，就得进未来的帝国；石勒苏益格虽不在邦联，可跟荷尔斯泰因缠了那么久，哪怕好多人说丹麦语，也得整个儿划进来。历史这根绳子，缠得太久，想解开就得扯断些什么，谁也舍不得下手。

6、有意思的是，德意志人只在东普鲁士那些同化了其他民族的地方，才认法国那套“民族归属看个人愿不愿意”。最让人跌眼镜的是，自由派在波森问题上，压根不承认“自决”——为了把说波兰语的地方划进来，找的理由不是“历史上是我们的”，而是“对我们有用”。革命刚开始时，大伙儿还可怜波兰被欺负，可几个月后，威廉·约尔丹7月辩论时喊的“健康的民族利己主义”就占了上风，之前的同情被说成“瞎感动”。利益面前，同情心就像薄冰，看着结实，踩上去就碎。

7、德意志的极左派倒是还抱着老梦想：跟波兰搞好关系，让所有爱自由的国家团结起来，圆“各民族之春”的梦。可他们喊着要跟反动的俄国打场全欧解放战争，这让他们成了孤家寡人。沙皇俄国确实坏，可1848年那会儿，欧洲列强没一个真愿意跟俄国动手。普鲁士的自由派外交大臣海因里希·冯·阿尼姆-祖考夫想过这事儿，结果被国王怼回去，6月20日就丢了官。想靠“人民战争”打败俄国？说白了就是做白日梦。有时候，理想太烫，捧不住就会烧到手。

8、1848到1849年，保守势力能那么得意，说到底是没多少人想跟过去彻底掰了。左派想要的那种革命，后果谁也说不清——德意志共和国、社会革命、内战，甚至像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世界大战，想想都让人打哆嗦。绝大多数人觉得，老样子再差，也比未知的将来强。不光是有钱有文化的，连小老板、农民、工人也这么想。温和自由派一个劲儿往右靠，左派就变得更激进；左派越激进，又越觉得温和派在投降。这就像拉橡皮筋，两边都使劲，最后只能僵着。革命这出戏，从来不是唱独角戏，得看台下观众愿不愿意鼓掌。

9、不光自由派往保守派那边凑，保守派也在偷偷学自由派。国家法学者弗里德里希·尤里乌斯·施塔尔，父母是犹太人，自己改信了路德宗，是国王的亲信，向来主张“基督教国家”。1849年初，他在《为一个保守党拟定的草案》里说，“法律秩序不能碰”，因为这是道“栅栏”，既能挡“人民专制”，也能防“诸侯专制”。这么看，法治国家成了“不断革命”的解药，宪法反倒成了防民主的堡垒。保守派没丢“国王最大”的老规矩，只是在新条件下松了松绑——就像给旧瓶子装新酒，瓶子还是那个瓶子，味儿却变了点。

10、1848年12月5日的普鲁士宪法，是政府硬塞给大家的。后来经国会两院改来改去，君权思想贯彻得明明白白：国王又成了“君权神授的统治者”，政府只对国王负责，军队、官吏、外交，议会压根管不着。虽说国王的命令得有人签字，可指挥权牢牢在他手里，说白了就是给专制套了层宪政的壳，不少人骂这是“假宪政”。最让人气的是，1849年5月30日，国王用“三级选举制”代替了平等普选——这制度合了温和自由派的意，却惹恼了民主党，他们说“不玩了”，1849年7月的选举真就没参加。权力这东西，总爱披着“规矩”的外衣，让人看不真切。

11、1850年2月5日，修订后的普鲁士宪法公布，好歹还是个立宪君主制。奥地利就不一样了，1851年12月31日，皇帝一道诏书，把1849年的宪法废了，又变回专制帝国。这么一来，1848年后，南部、中部德意志邦国和普鲁士有了个共同点——都是宪政国家，这在以前可是没有的。这是革命结出的意外果子，就像种麦子长出了豆苗，当时看着不起眼，后来在1866年、1870到1871年的战争后，才显露出分量：从包括奥地利的老文化圈里，慢慢长出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国家。历史的拐弯处，总藏着意外的礼物。

12、革命没解决该解决的问题，却把问题摆得清清楚楚，影响远着呢。1848到1849年的教训，才让自由主义者明白：德意志问题首先是“权力问题”，跟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死对头”关系脱不了干系。1853年，斯图加特出了本书，叫《权力政治的原则》，作者是自由派评论家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豪。这哥们儿年轻时还参与过抢军营，被判终身监禁后逃到法国，1848年才回来。不管是他发明了“权力政治”这词，还是借了别人的，反正这词火了，成了政治圈的口头禅。有些道理，总得摔过跤才明白。

13、罗豪在书里说：“统治就是用权力，有权力才能统治。这是所有政治的硬道理，也是历史的钥匙。”这话戳中了自由派的痛处——革命失败，就是因为把局面搞乱了。在他看来，自由派太天真，没看清奥地利的利益和德意志的利益根本拧不到一块儿，也没明白普奥矛盾的根儿：“普鲁士要活，就得发展；奥地利要活，就得按住普鲁士——这就是真相。”承认现实比抱着理想硬扛，有时更需要勇气，就像赶路的人，总得看清脚下的坑才能走得远。

14、罗豪没放弃“大德意志”的梦，可他觉得“小德意志”是必经之路。普鲁士的利益能跟德意志民族合上拍，奥地利却不行。而且普鲁士是宪政国家，就算有缺点，也是“德意志的政治学校”。守住宪政总比左派的激进口号强——那些口号看着热闹，最后可能帮了反动派的忙。罗豪不想丢了老理想，可他知道：靠理想实现不了理想，得用权力的手段。只是他没料到，后来不少人把这话听歪了，觉得搞权力政治可以不管理想，最后变成了赤裸裸的抢地盘。理想和权力，就像马和缰绳，少了谁都跑不远。

15、1848到1849年，对德意志历史来说是个大拐弯。自由派和民主派自己没本事实现统一和自由，这事儿像块烙印，让德意志人的政治意识总带着点唯唯诺诺。可当年没实现那“统一加自由”的双重目标，也未必全是坏事。要是革命者真按计划来，引发一场解放欧洲的大战，对旧大陆来说，说不定是场更大的灾难。历史的路从来不是直的，有时候绕个弯，反倒是躲过了悬崖。有些没实现的梦想，可能是命运在悄悄保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