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叶剑英元帅视察武汉，何长工向叶帅透露：你最近要注意点

“1981年3月的一天夜里，我听老钟说你刚到东湖，得空吗？”电话那头，何长工的声音里带着久违的热切。叶剑英握着听筒笑了笑：“老伙计，我可躲不了你的叮咛。”一句寒暄，把两位并肩战斗半个世纪的战友，再度拉回同一条时间轴。

对于年过八旬的叶帅，这趟武汉之行原本是调养身体。可飞机刚落地，他照例先去了军区机关——一连听了两份工作汇报，还和几位年轻军官聊到深夜。第二天清晨，他拄着拐杖在东湖堤岸散步，春雾缭绕，水面像磨得发亮的钢板。他忽然停住脚，跟身边随行医生说：“南昌起义那会儿，我二十来岁，转眼六十多年。”短短一句，掺了几分感慨，却听不出疲惫。

很多人不知道，叶剑英身体亮起红灯，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他当时主持中央外事、国防多条战线，几乎日日连轴转。北京医院保健组反复催他做系统检查，他总是用一句“忙完这阵子”搪塞。直到年底，他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时突然手抖得拿不住茶杯，才意识到问题严重。那年冬天，他被确诊为帕金森综合征，伴随慢性支气管炎。医生的话并不委婉：“控制得好也只是延缓，治愈希望极小。”

即便如此，他仍然把主要精力投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粉碎“四人帮”之后，军内外对邓小平能否重新主持大局存在杂音。叶帅几乎跑遍大半个中国，见一位说服一位，先后在南京、广州、成都召集老将座谈。有位军区司令回忆：“叶老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只停下来咳嗽三次。”外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他自己心里，推动改革、稳定军心，比诊疗报告更急迫。

武汉视察结束那晚，何长工赶来东湖。两人自1928年井冈山“红军学校”任教以来，已53年未在夜色下对酌。灯下，何长工细看叶帅，眉眼依旧锋利，但动作明显迟缓。“你最近要注意点，”何长工压低声，“中央少不了你，可你得先顾住这口气。”叶剑英端起酒盅，微微一笑：“先前和阎王打交道的机会不少，这回想歇歇脚。”

老战友这样的提醒并非客套。1980年到1983年，叶剑英平均每年三次入院。每逢病情缓和，他又把病房变成办公室：会议记录、军队院校改革材料、对港澳长远规划，全堆在床头。护士劝他休息，他摆手：“纸上几句话，能救几年工夫。”

转折发生在1984年初。那天清晨，他在中南海散步，突然剧烈胸闷，被紧急送入301医院重症监护室，深度昏迷六十多个小时。中央卫戍区封闭了部分道路，一队又一队专家赶来会诊。保健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心功能较1979年下降近一半，肺部出现严重感染。形势危急到什么程度？七月底，中央警卫局已拟定天安门区域交通管制预案，追悼会方案同步进入打印阶段。

当时，一位年轻的广州医学院医生钟南山被紧急调往北京。他提出以纤维支气管镜吸痰、定位抗生素联合免疫增强的新方案，颇具冒险性。邓小平只说一句：“只要有一线希望，放手去做。”团队连轴抢救七十二小时后，叶剑英的血氧数值终于回升。九月中旬，他坐在病房窗前，看着院子里枯黄的杏树，第一句话是：“还得多活一年，咱们的事情没完。”

从1984年到1986年，他实际只在家中或医院里度过。但就在这段生命尾声，他依旧批示了《陆海空军干部交流报告》《关于军队裁编师级机构的意见》以及《香港问题谈判备忘》。秘书后来回忆，叶帅常对年轻人说：“多写两行字，就是给后人省十年弯路。”这种近乎倔强的责任感，让身边人时常忘记他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1986年10月初深夜，叶剑英再次因急性心衰转入抢救室。心脏按压持续二十分钟无效，医护已然力竭。仪器示警声不间断，窗外国槐被秋风刮得沙沙作响。22日凌晨0时9分，监护仪上的曲线归于平直。值班护士把白色床单轻轻拉过额头，泪水打湿了口罩。

七天后，人民大会堂庄严肃穆。会场内外无鲜花、无横幅，只见深色西装和墨绿军装密密排开。邓小平在致辞中对叶帅的评价简短却沉重：“他为党、为军队、为国家，矢志不渝。”从北京到广州，沿途火车站不断有人自发列队目送。广东老乡在站台上高喊：“好走，叶叔公！”声音哽咽，却震动夜空。

叶剑英遗愿中没有豪言壮语，他只要求骨灰回到珠江边。1987年春，他的骨灰盒安放于广州白云山麓，碑石上仍是那三个遒劲大字。碑前不铺大理石，只种一片木棉。每年三月，木棉花燃成一抹红，那是南方最朴素的军礼，也是老兵的颜色。

有人统计，叶剑英一生历经北伐、抗战、解放、改革四个时代，参与过近百次重要决策，却在晚年最看重自己推动的“干部年轻化”与“科教兴国”。他走后不到两年，十四大报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随后香港谈判进入冲刺阶段——这些工作铺垫都藏着他的手笔。若问他最大的遗憾，大概唯独没能亲眼看见祖国奥运会开幕。

试想一下，若没有那次东湖夜话，何长工是否仍会把“注意点”三字挂在嘴边？答案恐怕是肯定的。因为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个人生命和国家命运从来绑在一起。走到生命尽头，他们对后辈最大的嘱托，依旧是那句朴素的话：把事情办好，别让先人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