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重庆市委书记，1984年被降为县委书记，说：在农村也有出息

曾经，他是重庆市委书记，却在1984年又被降为县委书记，面对这样“跌宕起伏”的仕途变化，他也只是说：“在农村也能有出息。”这个“他”就是王茂全。

说到人民的好干部，大家想到的应该都是“焦裕禄”，但其实，在他那个年代，还有许多同样殚精竭虑为群众做事的干部们，王茂全就是其中一位。

王茂全是1933年生的，原名叫王茂，后来才改的名。刚出生的时候，他家里的日子真是苦的没边，日本鬼子占着东北，国民党却还忙着打内战，村里的地也都被攥在地主手里。

他家世代都是佃农，要靠天吃饭不说，还得受地主的盘剥。小时候的王茂全没有机会读书，早早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镰刀磨破了手，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收的粮食大半要交了租子。

后来想起那段岁月，他也忍不住感叹：“那时候最大的盼头，就是能吃上顿饱饭。”

1949年，新中国成立，16岁的王茂全第一次觉得日子有了奔头。土改的时候，他家分了地，再也不用看地主的脸色。从“佃农娃”变成“土地的主人”，这转变让他打心眼里感激党。

2年后，村里选农会主任，大伙看着王茂全踏实肯干、办事公道，都把票投给了他。这是他第一次当“干部”，虽说管得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他还是干得格外认真。每天天不亮就往地里跑，天黑了还在村民们家里串门，听每家每户的难处。

后来国家搞农业合作化，把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种，王茂全又成了初级社、高级社的社长。可堡堂村的自然条件摆在那儿，就算人心齐，粮食产量还是上不去。

1963年，王茂全当上了堡堂大队党支部书记，上任头一天，他就领着队干部在村里转了一圈，看着地里稀稀拉拉的庄稼，又去了几户缺粮的村民家。看着灶台上那少半碗的野菜糊糊，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天晚上，王茂全在大队部的煤油灯底下坐了半宿，琢磨着怎么才能让大伙吃上自己种的粮食。可这堡堂从根上就穷，在十里八乡都是出了名的“穷窝子”，满山都是石头疙瘩，还常常闹旱灾。

那时候堡堂村最大的难题是缺水。村里没有大河，就靠几口老井，一到旱季，井里的水连人喝都不够，更别说浇地了。

1964年，又赶上了天灾，全大队的粮食总产量都不够村里人吃的，年底还是靠着国家的返销粮才勉强过得去日子。这让王茂全更加难受了，他在社员大会上忍不住说：

“咱不能总问国家要，得自己找出路。先把用水的问题解决了吧，有了水，庄稼才能长好。”

说干就干，王茂全挑了100多个精壮社员，组成了治水队。当时正是冬天，天寒地冻，他们要去十几公里外的大槽修水库，还要挖水渠把水引到村里。王茂全也没把自己当书记，跟社员们一起扛锄头、挑土筐，手上磨起了水泡，破了又结茧，他也没喊过一声累。

有一次挖渠的时候，渠底结了冰，一社员脚下打滑摔进了冰水里，王茂全二话不说跳下去把人拉上来，自己的棉衣湿透了，冻得嘴唇发紫，却笑着说：“没事，活动活动就暖和了。”

就这样干了几年，他们先是修好了大槽水库的病害工程，后来又在村西头修起了能蓄水100万立方米的毛里水库，还挖了5口山湾塘、56亩囤水丘，铺了5000多米长的支渠。

当第一股清水顺着渠流进田里的时候，社员们都围在渠边拍手，有的老人还哭了，这辈子没见过自家的地里能有这么多水。

那年年底，堡堂村第一次不用吃返销粮，家家户户的粮囤里都多了几袋谷子，王茂全看着社员们脸上的笑，心里比自己家丰收还高兴。

水的问题解决了，王茂全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老鸦井山。

这座山光秃秃的，全都是石头，还占了村里大半的面积，别说种地了，就连野草都长不了几根。可王茂全觉得，要是把这山改一改，村里不久能多不少耕地了吗？

1969年的时候，中央推广大寨经验，王茂全一看，觉得既然有人能做到，自己怎么不能试一试？他在社员大会上说：“大寨人能把荒山变成良田，咱堡堂人也能！老鸦井山不是不能改，就看咱有没有这个劲头！”

可话是这么说，真干起来还是逃不过一个“难”。山上全是硬石头，一锤下去只能砸出个小坑，社员们白天用钢钎凿、用二锤砸，晚上还要借着月光运土垫地。王茂全每天都第一个上山，最后一个下山，有时候晚上还要去工地看看，怕有人因为累偷懒。

有一回，他的大腿上长了个恶疮，疼得站不住，社员们劝他在家歇着，他却找了块布把腿裹紧，拄着棍子还是去了工地：“大伙都在干，我哪能歇着？”

就这么在老鸦井山上忙活了几年，硬是将原来的石头坡，改成了“大寨式”梯土。更让人高兴的是，这梯田的产量还不低。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村子的人都来参观，说堡堂人真是创造了奇迹。

王茂全不仅肯干，还特别讲原则。

有一回，他弟弟王茂华在队里当保管员，跟生产队长串通，把队上扎的扫帚换成草纸，想运到贵州换粮食私分。他爹知道后，赶紧把他叫回家，让他“护着点弟弟”。可王茂全听了，当场就火了，冲进弟弟家，抓着王茂华的衣襟说：

“队上的东西是集体的，不是咱自家的！你现在就把草纸还回去，还要在社员大会上检讨！”

王茂华不服气，说：“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茂全却铁着脸说：“再难也不能走歪路！我是大队书记，得对全体社员负责，不能因为你是我弟弟就搞特殊。”

后来他还专门开了社员大会，不仅让弟弟和生产队长作了检讨，还把自家也摆出来说：“不管是谁，只要损害集体利益，都得管，就算是我家里人也不行。”

这事之后，社员们更信任他了，都说跟着王茂全干，心里踏实。

堡堂村的变化，很快引起了上级的注意。1973年4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陈永贵专门来考察。当陈永贵站在老鸦井山的梯土上，看着整齐划一的田地，忍不住说：“我还以为回到大寨了！你们学大寨学到了点子上，这是真开花结果了！”

同年6月，四川省委在重庆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把堡堂村定为先进典型，还提出了“全省农业学大寨，赶化林、超堡堂”的口号。

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专门播了关于王茂全的节目，堡堂村一下子出了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因为工作突出，王茂全的职务也一路上升。

1974年，他从大队书记直接被提拔为重庆市委常委，后来又当了重庆市副市长、市委书记，1977年还当选了中央委员。这么快的晋升速度，在当时很少见，家里人都以为他当了大官，能帮着解决点事。

他儿子从部队复员回来，想让他帮忙找个城里的工作，可王茂全却说：“你要是块金子，在哪都能发光。农村现在也需要人，回家种地一样有出息。”最后，他儿子还是回了堡堂村，跟着乡亲们一起搞农业。

后来女儿想让他帮忙推荐上师范学校，也被他拒绝了：“上大学得凭自己的本事，不能靠父母。我要是给你走后门，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不仅对家人严，对亲戚也一样。他舅舅、姐姐来找他帮忙安排工作，都被他劝了回去：“我这个官是老百姓给的，只能为老百姓办事，不能谋私利。”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发展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像王茂全这样在特殊时期提拔起来的干部，职务也有了调整。

1984年，51岁的王茂全从重庆市委书记调任江北县委书记，级别降了不少。有人替他抱不平，说他干了这么多实事，不该被降职。可王茂全却没当回事，他说：“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能上能下，在哪都是为老百姓办事，县委书记离基层更近，更能帮着解决实际问题。”

在江北县委任上，他还是老样子，天天往乡下跑，看农田、访农户，帮着解决灌溉、修路的问题。后来他又当了綦江县人民政府顾问，还牵头办了綦江县老年大学。当时不少退休干部没事干，生活单调，他就想着办所老年大学，让老人们能学点东西、找点乐子。

老年大学开了唱歌、舞剑、门球这些课，每周上两三节，老人们都很喜欢，都说王书记考虑得周到。

2009年7月17日，76岁的王茂全因病去世。临终前，他还惦记着堡堂村的庄稼，问来看他的村干部：“今年的水稻长势怎么样？水渠有没有漏水？”

村里人知道他走了，都很伤心，说他是个“一辈子扎在田里的老黄牛”，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