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我驻希腊大使犯下严重过失，周总理震怒无奈，毛主席批示救场

1973年的国务会议上，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总理突然停了讲话，望着天花板长叹：“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主角是尼克松；中国出了雅典事件，主角还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谁都知道，总理刚做完膀胱癌手术，毛主席特意“强制”他休息，可化疗只做了两次，就因为国家大事重新投入工作——医疗小组组长吴阶平后来都说，“党、国家、部队都离不开他”，这么一位连病中都保持冷静的总理，究竟被什么事逼到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答案在一份来自外交部的报告里，主角是我国驻希腊首任大使周伯萍。

这年5月，周伯萍到希腊上任才两个月，正忙着落实希腊副首相的访华事宜。5月7日中午，他刚和希腊外交部谈完行程，回使馆的路上看到使馆区车流密集，还有不少警车，直觉是有重要外事活动。

他赶紧让随行翻译回馆查请帖。没过多久，翻译跑回来报信：“值班人员说收到请帖，科威特大使馆中午有国庆招待会，只剩10多分钟了！”

时间太急，周伯萍没顾上换衣服，更没来得及亲自核对请帖——按规矩，大使必须过目请帖，可他想着“车流方向肯定没错”，就匆匆带着翻译往“科威特使馆”赶。

到了地方，门口站着一位外交官，周伯萍以为是科威特大使，出于外交礼节主动握手。这一幕，正好被旁边的美国记者拍了下来。

第二天，周伯萍看到美国报纸的标题，脑子“嗡”的一声——“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

他这才知道，自己去的根本不是科威特大使馆，而是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那张被认错的请帖，实际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发来的，邀请他5月8日去出席国庆招待会，偏偏值班人员刚学英语不久，把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的首字母“K”当成了科威特，连日期也搞混了。

更糟的是，当天美国记者曾问他：“来这里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竟把“这里”译成了“雅典”，周伯萍还以为是西方记者故意挑衅，随口怼了回去，压根没意识到自己站错了地方。

直到第二天，他去参加捷克斯洛伐克使馆的招待会，罗马尼亚驻希大使悄悄跟他说：“你昨天去以色列代表处的事，报纸都登了。”周伯萍这才彻底慌了——当时中国没和以色列建交，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是死对头，这事儿要是处理不好，会影响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他当即拟了三项补救措施：先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各国使节说明是工作差错，再给外交部写检查，最后通报使馆所有人吸取教训。外交部很快批了，还急召他回国。

可这份补救报告送到周总理手上时，总理刚熬过一次尿血，身体虚弱得很。他看着报告，又气又无奈——周伯萍不是新手，之前在粮食部当副部长时就跟着他工作，后来到外交部也快10年了，“外交无小事”的道理早该刻进骨子里。

更巧的是，周伯萍和周总理同属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按辈分，周伯萍得叫总理一声“长辈”。也正因这份渊源，总理才会在国务会议上说出“周门不幸”的话，还把事件定性为“特大外交丑闻”。

报告最终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看后，拿起笔改了三处：删去“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在旁边批注“事件源于没有调查研究”；把周伯萍的认错态度从“较好”改成“很好”。

周总理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让外交部重新评估事件性质，没再追究周伯萍的重责。后来，周伯萍被调任驻阿尔及利亚、扎伊尔大使，继续做外交工作。

多年后，周伯萍在著书回忆这件事时，写下一句话：“深感莫大的幸运！” 他知道，若不是毛主席的批示，自己的外交生涯恐怕早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