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坚父竟是吴石殉难元凶

马场町的风还记得：那本被炫耀的刊物，如何让一位将军睁着瞎眼赴死

台北市立图书馆的角落里，锁着个旧木箱，编号“50-0310”。箱子里躺着本泛黄的小册子，封皮印着“光明报”三个字，边角被手指磨得起了毛——这是1949年的地下刊物，也是吴石将军生命倒计时的开始。很少有人知道，这本本该藏在墙缝里的秘密，是被一个叫王明德的年轻人，夹在课本里带去了约会现场。

一、那本不该出现在咖啡馆的刊物

1949年秋，台北衡阳路的“明星咖啡馆”里，台大学生王明德正把一本小册子往女友手里塞。“这可是‘内部资料’。”他声音压得低，眼睛却亮得像要发光——那会儿他刚入党三个月，觉得自己是潜伏在敌人心脏的英雄，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的“特殊身份”。女友翻开第一页，油墨味混着咖啡香飘过来，她没注意到，窗外有个戴礼帽的男人，正对着他们举起相机。

这本《光明报》，是中共台湾地下党传递消息的命脉。按纪律，每期印完就烧，传阅只能在密室，看完就得销毁。可王明德为了在女友面前挣点面子，硬是把这比命还金贵的东西，当成了“恋爱道具”。三天后，保密局的车停在台大校门口时，他还在宿舍熨烫约会穿的白衬衫。

二、从一支钢笔到一张江防图

审讯室的灯泡瓦数太高，照得王明德脸发白。特务把那本《光明报》拍在桌上，他手一抖，钢笔“当啷”掉在地上。“说吧，谁给你的？”第一个名字从他嘴里蹦出来时，连他自己都愣了——大同中学的季法老师，上周还请他吃了碗阳春面，临走塞给他两个茶叶蛋，说“读书人要保重身子”。

季法很快被抓，酷刑下供出了《光明报》的印刷点；顺着印刷点，特务摸到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1950年2月，蔡孝乾在台南乡下被堵时，怀里还揣着给家人的信。这个曾在长征路上走过雪山的硬汉，在牢里熬了不到一个月，就把“国防部”次长吴石的名字写在了供词上。

吴石那会儿是国民党的大官，办公室在台北博爱路的“国防部”大楼三楼。每天早上他坐黑色轿车上班，公文包里除了机密文件，总藏着张折叠的白纸——那是给大陆的情报。1948年冬天，他把长江江防部署图塞进空心钢笔，让交通员带给组织，钢笔尖划破手指，血滴在图纸上，他随手用袖口擦了擦：“这点血，比不过江那边的炮声。”1949年去台湾前，他对妻子说“最多两年就回来”，却不知道，蔡孝乾的供词已经在路上了。

三、囚室里的眼睛与六十年后的铜像

1950年3月15日凌晨，吴石家的门被踹开时，他正在写最后一份情报。特务把枪顶在他太阳穴上，他没反抗，只是慢慢把钢笔帽盖好——那支笔后来成了证物，现在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笔尖的划痕还清晰可见。

牢里的日子，吴石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了。看守说他“硬得像块石头”，竹签钉进指甲缝，他就用另一只眼死死盯着天花板，哼都没哼一声。5平米的囚室挤了7个人，晚上只能轮流坐，他总把靠墙的位置让给年轻人，说“你们身子骨嫩，别着凉”。直到1950年6月10日，囚车开到马场町刑场，他还对同车的朱枫烈士说：“记住，我们是为中国人站着死的。”

枪响的时候，王明德正在“感化院”里读报纸。他叛变后只判了“感化教育”，后来成了生意人，娶了当年那个女友，生了个儿子叫王世坚——现在总在电视上骂骂咧咧的那个。而吴石的骨灰，直到2000年才被迎回大陆，安葬在无名英雄广场。广场上的纪念碑刻着他的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风吹过碑文，像有人在低声念着什么。

四、有些债，六十年也还不清

前阵子去台北，我在马场町纪念馆看到张老照片：吴石戴着镣铐站在刑场，瞎了的那只眼睛闭着，另一只却睁得很亮。讲解员说，他牺牲前要求“整理好军装”，因为“不能让后人觉得我们这些人，死得窝囊”。

走出纪念馆时，手机推送了条新闻：王世坚在议会里拍桌子，说“要追究历史责任”。我忽然想起王明德晚年接受采访时说的话：“那本《光明报》要是没给她看……”话没说完就哭了。

其实哪有什么“要是”。隐蔽战线的残酷，从来不是“英雄与叛徒”的简单标签。是吴石把江防图塞进钢笔时的决绝，是王明德在审讯室里颤抖的钢笔，是蔡孝乾供词上晕开的墨迹，是六十年后广场上的风——风里有英雄的血，也有懦夫的泪，混在一起，才是真实的历史。

现在去无名英雄广场，总能看到有人往吴石的铜像前放钢笔。那些钢笔各式各样，有的笔帽掉了漆，有的笔尖弯了头，像在替某些人，还六十年前欠下的那笔债。

有些名字，我们必须记得：吴石、朱枫、陈宝仓……而有些名字，我们也该盯着——不是为了恨，是为了告诉自己：别让一支虚荣的钢笔，再划破英雄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