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秋，扬州的张家大宅内，一位母亲在九个儿女环绕下闭上双眼，告别人世，才三十六岁的年纪。

她是陆英，昔日扬州十里红妆的主角，陆家的掌上明珠，张家的主心骨。

谁还记得十六年前她出嫁那日，街边一个老人低声喃喃，无人理会那句不吉利的话语，可偏偏，她的人生，真的应了那句“诅咒”。

一个才华与美貌并存的女子，为何红颜薄命？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十里红妆

1885年陆家的一座深宅大院内，陆老爷在厅中踱步，脚下步履轻快。

就在不久前，他喜得千金，母女平安。

陆家是世代书香门第，加之陆老爷官运亨通，官至盐运使，掌管一方富庶之地，门楣显赫，亲族皆仰仗庇荫。

陆英自出生那一刻起，便备受瞩目。

她的成长，是在一片期许与宠爱中铺展的。

扬州自古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美誉，运河两岸尽是画舫与青瓦，水光潋滟，四季如诗。

陆英便是在这般人杰地灵的地方长大，娇养之下，出落的自然是普通人不能及。

到了豆蔻年华，陆英早已是扬州城里有名的美人了，媒人三天两头登门拜访，送礼送到门槛都快踩断。

可陆家上下对她的婚事极为谨慎，陆老爷尤为重视，他希望女儿嫁得一生安稳，找个真正配得上她的丈夫。

最终，陆老爷挑中了安徽张家的张武龄。

这张家虽在名声上不及陆家，却也是书香世家，张武龄本人更是远近闻名的才子，性情温润，举止儒雅。

陆英虽未曾见过未婚夫，却从父亲几次偶然提及中，便能想象出那位温文尔雅的青年模样，她便不再多问，安心等嫁。

出嫁的那天，天还未亮，街口便已聚满了人。

锣鼓喧天，唢呐齐鸣，一队队红衣轿夫依次排列，轿前马后，列着整整十里红妆。

金器玉器、绫罗绸缎、古玩字画，箱笼一口口装得满满当当。

嫁妆随队而行，从陆府门前一直延伸至十里亭。

花轿中，陆英头戴凤冠霞帔，身着缎面绣金的红嫁衣，眉间贴花，唇红如朱，眉眼盈盈。

虽面容被红盖头掩住，但那份风华却仍旧隔布而显，令人忍不住惊艳。

街边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人群中忽然传来一句低语。

那是一个鬓发斑白的老太太，她杵着拐杖，望着花轿中若隐若现的新娘。

“太露了，藏不住，不是长寿之相……”

话语虽轻，却仿佛在喧闹声中劈开一道缝隙，有人听见，转头望她。

可众人很快又被眼前的热闹场面吸引了注意力，谁还会在意一个年老多嘴的老妇人的胡言乱语？

那日，扬州的街头一片欢腾，铺天盖地的喜气遮住了所有的不祥与担忧。

十里红妆如云霞铺路，陆家女儿风光出嫁，人人皆言她命好。

可她的人生，真的会如此吗？

才子佳人

婚后的陆英，走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是她与张武龄共同书写的新天地。

张武龄并非市侩权贵，也无纨绔子弟的浮躁，他身上有着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

陆英起初只是从父亲言语中听得“为人温和”、“满腹经纶”这些褒词，真正相处后才知，他的儒雅不是文人的酸腐，而是有温度的、懂得生活的温柔。

两人虽是包办婚姻，但从相识起，便彼此投契，竟胜过许多自由恋爱的夫妻。

午后两人共读诗书，夜晚灯下对弈品茗，书卷气与烟火气，交织成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一年后，陆英诞下第一个女儿，张家上下欢喜不已。

可在那个时代，“传宗接代”仍是衡量一个女人价值的标准。

陆英虽心知女儿同样可爱聪慧，却仍难免焦虑，怕丈夫因此失望。

但张武龄一句话，化解了她心中所有的不安：

“男孩女孩一样好，将来只要读书识字，有本事有品行，就是我张家的荣耀。”

这话不只是一句安慰，更是一种信念的宣示。

于是，在长辈们催促她“再接再厉”时，她反而一边笑着应付，一边更用心陪伴女儿成长。

没过几年，陆英陆续又生下三位女儿。

四个女儿依次被取名为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

她鼓励女儿提问、质疑，讲述书本外的世界，教她们弹琴写字，也带她们识人处事。

在张家的大书房里，书香不再是男子的特权；在张家的后花园中，诗意不再属于婚前的少女幻想。

她希望女儿们能如野蔷薇般，不因墙垣而止步，不因性别而束缚。

张武龄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这一时期，是陆英生命中最为安稳和满足的岁月。

她与丈夫相敬如宾，琴瑟和鸣。

四个女儿聪慧灵动，如春风拂柳，她身在张家，却并未失去自我，反而从一个“顺从的女子”，成长为一个思想开明、教子有方的“女家主”。

只是，命运总不肯轻易放过一个太完美的女子。

儿女福气

在张家的老宅里，最热闹的地方不是厅堂，而是后院的那片芭蕉林，尤其是孩子们的书房所在。

陆英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四个女儿和几个年幼的儿子在草地上追逐玩耍。

从育有四女到相继诞下五个儿子，张家上下笑称她是“多子多福”的福星。

而这还是养成的孩子，事实上，她一共怀过14胎。

或许那时的她并没有体会到这意味着什么，她一味的沉浸在对孩子们的教养中。

只是以如今人的眼光看，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家教”二字，于陆英而言，并非空泛说教。

她最初带着四个女儿在扬州生活，后来为了孩子的教育，更是毅然做出改变。

彼时上海新学风初兴，思想活跃，陆英听闻后，便与张武龄商量将全家迁往上海。

这一次迁徙，不仅是为了追逐知识与自由的空气，也是一场对旧家庭教育模式的主动告别。

在上海，她为每个孩子请来最好的家庭教师，识字、习诗、学英文、弹琴舞蹈样样不落。

可渐渐地，上海的浮华、名利的诱惑让陆英心生忧虑。

她发现，孩子们开始模仿洋派的打扮，甚至听见儿子背地里模仿洋人讲话的语调。

她开始思索，光有“新思想”还不够，还要有“静气”和“根”。

于是她再次做出大胆决定：举家迁往苏州。

这第二次迁居，如同现代意义上的“孟母三迁”。

苏州的慢节奏、山水滋养，给了孩子们更纯净的成长空间。

人们都说她是“张家的贤妻良母”，若说贤妻，是因为她从不让丈夫为家事烦神；若说良母，是因为她每日为孩子定课程表、批作业、选读物。

她已经悄然从“管孩子”升华为“经营家族”。

张家是典型的大家庭，子孙众多，长辈繁杂。

她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应对祖父、叔伯、姨太太等上十位长辈的起居饮食、情绪起伏。

光是安排每日三餐菜单，她都要亲自过目，既要讲营养搭配，又要注意众口之调。

更不用说年节祭祀、亲族往来等繁琐事务，一一操持得井井有条。

陆英没有用棍棒教养孩子，也不依赖佣人包办事务，而是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

她严中有爱，宽中有界，不溺爱、不强压，孩子们对她，既敬又亲。

这些年里，陆英最大的成就，不只是一个个考上名校的儿女，也非张家门户日益兴旺，而是她用一人之力，将一个旧式大家族，拉向了文明、教养、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一语成谶

1921年，苏州的风比往年来得更早几分。

陆英卧病在床，屋内香炉燃着沉香，轻烟缭绕，只是此刻，她的脸色苍白得仿佛是窗外那被寒风揉皱的芭蕉，原本丰盈的面庞已经削瘦许多。

她的牙疾发作得突如其来，起初不过是些微不适，她一如往常没当回事。

可当疼痛迅速蔓延、牙龈肿胀溢血、连清水都难以下咽时，她才意识到不对。

张武龄急忙送她前往苏州城中最好的医院，拔牙的过程虽顺利，术后却血流不止，几日奔走多家医馆皆束手无策。

有人低声议论：“是产后体虚，是常年操劳，是坏血病……”

可这些医学名词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她的命，正在以不可逆的速度，从她指缝中悄然流走。

她自己最清楚，回天乏术了。

于是，她请求回家，她说：“我不怕死，只怕看不见他们长大。”

孩子们围在床边，哭声不敢出声，眼泪却早已湿透了衣襟，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最小的还在襁褓，嗷嗷待哺。

陆英极力支撑着尚存的那点力气，执意要把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安顿清楚。

她叫来府里的保姆和奶妈，那些年她从不把她们当奴仆，反而像待亲人一般。

她一一拉住她们的手，声音细若游丝：“我给你们每人两百块大洋，不为别的，只求你们帮我，把他们带到十八岁，不管再难再苦。”

那些保姆，早已泪流满面，齐声应诺。

屋外，风声愈，陆英闭上了眼。

她把四个女儿教得聪慧独立，把五个儿子教得知书达礼，把张家的大宅打理得井然有序，可惜没能陪他们长大。

时光流转，仿佛看见了成亲那日，那位说“太露了，藏不住，不是长寿之相”的老妇人。

太美太耀眼的人，从不被岁月偏爱。

后来，张家的九个儿女各自成才，张家成为文坛、学界、教育界的璀璨家族。

而那一位早早离去的女子陆英，才是真正的灵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