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鲁迅是一位“面色冷峻、衣着简朴、手握笔杆与旧社会抗争”的文学巨匠。
但真走进他的日常,他还是个极懂生活情趣的“吃货”。
在那个战火频仍、物资匮乏的民国时期,他的一日三餐不仅丰盛,还很讲究,甚至放到今天,依旧能让许多人望尘莫及。
他日常都吃什么?这位文化斗士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提起鲁迅,人们总会想起那张带着八字胡的清瘦面庞,以及字字如刀的犀利文章。
可若把时间拨回到他年少的岁月,就会发现,这位日后以文字为武器的文豪,其实出身并不寒苦,反而带着浓厚的“少爷气”。
鲁迅原名周树人,生于浙江绍兴。
绍兴是江南水乡,素有鱼米之乡之称。
家族里传承多代读书人,祖上积累的田地和经商所得,让周家在当地算得上是殷实的书香门第。
这样的家底,日常的吃食自然也不会缺乏。
绍兴有着独特的饮食传统,家家户户讲究“吃得讲究又吃得丰盛”。
逢年过节,家中定会蒸大白馒头,配上卤好的酱鸭、熏鱼,平日里则少不了绍兴特有的酱油黄酒调味,菜肴浓而不腻。
周家的饭桌,也延续了这样的习惯。
小小的鲁迅,或许在孩提时,就已经习惯了饭桌上大碗盛肉大碟摆鱼的排场。
与乡下农人相比,他并不用为了下一顿能否吃饱而担忧。
清末的社会环境,恰恰凸显了这份优渥的难得。
那是一个兵荒马乱、赋税沉重的年代。
普通农户,家里人口一多,粮食便显得分外紧缺。
许多孩子到了七八岁,脸上仍带着干裂的皮肤,肚子因为营养不良而鼓胀,能读上书的更是凤毛麟角。
而鲁迅,不仅能在绍兴的书院读书,还能在学堂里背着点心小食,这份差距,无疑就是他日后视野与思想能不断拔高的根基。
他早年最爱的零食之一,便是绍兴人家常做的茴香豆。
鲁迅在后来的小说《孔乙己》里写到“茴香豆”,正是他记忆深处的味道。
周家虽为书香门第,但不浮华奢靡,而是典型的士绅之家。
讲究吃,却不荒唐浪费。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早年读书入仕未成,却仍保持着士人的礼数。
家中对子女的饮食,自然比照“养性养气”的标准来准备。
早餐常有鱼汤粥,搭配小菜,午餐则多为鱼肉蔬菜齐全的正餐,晚间亦少不了清淡的点心。
这样的饮食安排,既保证了营养,又带着江南人特有的精致细腻。
但这样的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
父亲生病后,家道逐渐中落。
曾经丰裕的饭桌慢慢收紧,菜肴不再日日可见大鱼大肉。
但即便如此,相比乡下大多数只能吃糠咽菜的孩子,他依旧过着不至于挨饿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并没有因为家境优渥而养成纨绔少爷的习气。
反而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愈发懂得自律刻苦。
也正因如此,哪怕后来家族式微,他依旧能够保持一种超脱于“柴米油盐”之上的清醒。
他的文字锋利,未必与早年的丰足饮食直接相关,但若没有那段“无须为温饱担忧”的年少时光,他恐怕很难在青年时期就将心思投注在文学思想上,而是日夜为饱腹奔波。
在整个清末民初的大背景下,鲁迅的少年饮食条件,几乎已经达到了“上层中产”的水准。
吃,是人最朴素的需求。
对鲁迅而言,少年时的饮食不仅滋养了他的身体,也悄然塑造了他看待生活的角度。
这份“食味根基”,成为他后来文字背后,最不起眼却最坚实的背景。
鲁迅真正被大众所熟知,是在弃医从文之后。
要说少年时的饮食根基源自家族的殷实,那么他能够在成年后维持丰盛的三餐,靠的就是他惊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许多人习惯把文人想象成“案头一盏油灯,身边一碗清粥”的清苦形象,仿佛他们必须要以清贫来证明思想的高尚。
可在民国二三十年代,像鲁迅这样的文坛巨匠,所获得的待遇和收入,远超普通人的想象。
1902年,鲁迅赴日本留学时,家里虽已不复当年的鼎盛,但他仍然能够靠清政府的公派补助和自家的一部分资助完成学业。
最初他学医,后来因深感“医术难以救国”,毅然转向文学。
这一转身,成就了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却也让他走上了另一条不凡的收入之路。
回国初期,鲁迅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做翻译,月薪20大洋。
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辛苦劳作,也不过能拿到六七个大洋,而记者这样的知识分子月薪也仅在二十大洋上下。
20大洋的起点,已经意味着他一上场,就比大多数人高出一个台阶。
随着声望的积累,他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1918年,当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时间声名鹊起,月薪已接近300大洋。
若仅以数字看,或许还不够直观,那就做一个简单的换算。
在北洋政府中前期,一个健康劳力卖力干活,一个月收入大约两块大洋,而两块大洋能买到200斤大米。
按照现代米价换算,一块大洋差不多相当于350元人民币。
如果以鲁迅当时的月薪300大洋来折算,便是如今十万元左右的购买力。
换句话说,在一百多年前,鲁迅的收入水平,已然可以比肩今天的金领甚至企业中层。
到了1920年代,他稳坐文坛头把交椅时,月收入一度达到1000大洋,若换算到当今,相当于三十多万元。
这是一种什么概念?
在动荡的民国时期,许多百姓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一些人甚至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鲁迅却完全有能力用全款四千多大洋买下一处北京的四合院,还能将绍兴的家人接来京城安顿下来。
这种财力,放在当时,即便与地方的富商相比,也毫不逊色。
除了工资,鲁迅的另一大收入来源便是稿费。
不同于今日稿费的微薄,民国时期的稿酬相当丰厚。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文章不仅被争相刊载,还常常附带丰厚的润笔费。
许多刊物和出版机构,都愿意出高价请他执笔。
他的收入因此不断增加,甚至常常高于本职工作的薪水。
更让人动容的是,他从未将这些收入单纯地用来享乐。
鲁迅对穿戴极为随意,常年一袭长衫,布鞋加身,几乎不曾在外形上下过功夫。
他的花销重点,始终落在两处,一是书籍,二是饮食。
买书,几乎是他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他能轻而易举拿出一半工资去购书,为的是随时掌握世界思潮,扩大眼界。
吃,则是他另一个绝不妥协的领域。
钱要花在刀刃上,而对他来说,“吃”就是刀刃,也是抵抗现实压抑的慰藉。
当时的社会风气,也给了鲁迅这样的可能。
北京、上海两地,早已形成了“包饭”的饮食习惯。
所谓“包饭”,就是与饭馆达成长期协议,让厨师每天按照固定标准做饭,再由专人送到府上。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时,正是采用这样的方式解决一日三餐。
与现在咱们的快餐外卖不同,他们所享受的,是一份份由大厨烹制、食材讲究的定制餐点。
这样的饮食水准,放到今天,依然不是大多数家庭可以长期维持的。
除这两样花销外,他还慷慨仗义,常常救济身边的亲友后辈。
许多文学青年因贫困而无法出版作品,他便慷慨解囊,不仅帮他们出书,还接济他们的生活。
甚至一些远房亲戚,来到他家蹭饭,他也从不推辞。
有人常说,鲁迅的冷峻文字像是铁锤,但他在家中却是一个懂得享受美食与小酌的中年人。
许广平特意留下的《鲁迅家用食谱》,就是这份生活最真实的见证。
七个月的记录,像一部微缩的饮食史,让后人看得瞠目结舌。
如果说他的作品让人看见了社会的黑暗,那么这份菜谱,则让人看见了鲁迅真实的烟火人生。
那些看似寻常的菜肴背后,是他对生活的认真,是他在纷乱年代里,为自己和家人营造的一方安宁。
鲁迅并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个清苦的“圣徒”,而是用丰盛的餐桌告诉世人,文人也该有滋有味地活着。
除了一日三餐,鲁迅自然也有别的爱好。
鲁迅是绍兴人,对家乡的黄酒有着天然的偏爱,比如花雕酒入口绵柔,醇厚芬芳。
鲁迅并不是那种一饮千杯的豪饮者,他的酒量并不大,常常只是小酌几口。但这几口酒,却是他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陪伴。
有人说,鲁迅喝酒,是为了让紧绷的心绪得到片刻舒展。
面对旧社会的沉疴与自身沉重的思想压力,他不需要借酒消愁,却需要借酒让自己暂时摆脱过度紧张的神经。
酒于他而言,更像是一种雅兴,一种生活情调。
除了酒,茶是鲁迅生活里另一条重要的脉络。
鲁迅自称“国饮”的守护者,他钟爱龙井,偏爱那股清爽甘醇的味道。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留洋风潮的兴起,咖啡逐渐成为都市文人雅士的新宠,不少人将其当作时尚象征。
而鲁迅却在饮咖啡的同时,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茶盏。
茶之于他,不仅仅是嗜好,更带着文化意味。
在许多人将咖啡奉为潮流时,他坚持以身作则,维护茶的地位。
这不仅是味觉的选择,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不过,他对咖啡也并不排斥。
作为长期熬夜写作的人,鲁迅需要提神的饮品,茶有茶的清醒,咖啡也有它的浓烈。
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空气里混合着咖啡的苦香与烟草的辛辣,那是属于鲁迅的独特气息。
鲁迅的深邃文字,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夜晚酝酿出来的。
烟更是鲁迅离不开的存在。
他几乎是个“老烟枪”,手里总少不了一支烟。
许多照片里,鲁迅嘴角或手中都叼着烟,那一缕缕青白之中,留下了他与时代共呼吸的印记。
若说鲁迅的饮食嗜好中最意想不到的一点,便是他对甜食的偏爱。
人们或许难以想象,这位满腔悲愤的文人,喜欢糖,也爱冰激凌,尤其钟爱稻香村的萨其马。
哪怕牙齿早已不好,医生再三叮嘱少吃甜食,他依旧常常忍不住要让周海婴替他偷偷买。
许广平无奈地记下,鲁迅常常在看完牙医后,转身就去王府井买新鲜出炉的糕点,边走边吃,像个偷偷叛逆的孩子。
这种对甜食的执念,甚至贯穿了他后半生。
二十多年里,他有二十三年都在频繁看牙,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真正放下甜食。
若把鲁迅的一日三餐与他的这些嗜好拼在一起,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一个单薄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
这样的鲁迅,才是真正完整的鲁迅。
更新时间:2025-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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