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初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融合及其历史启示

1963年，台北举行“光复节”庆祝大会。

2006年9月12日，原“台湾光复致敬团”后人来到陕西省黄陵县祭拜黄帝陵。

1945年台湾光复是自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来祖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一次根本性改变，是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日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成果。台湾作为一个省回到祖国怀抱，中央政府充分、完整地行使主权和治权，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心理情感各方面的融合呈现快速、互动、多元的特征。这一转变，对台湾历史的发展和其后海峡两岸关系，都具有重大影响。

“黎明的象征”

台湾光复后，中央政府在台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由于兼任全省警备总司令，实际上亦集军政与民政大权于一身，这种特殊的政治设计与国民政府对于其他各沦陷区的接收方式有所区别，符合光复前台湾调查委员会与各方会商的意见，鉴于当时复杂而急迫的接收形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较短的时间里，顺利将台湾从日本殖民地改变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依制派遣高级官员到台湾开展各种巡视、宣慰，体现中国主权和治权。

光复之初，台湾民众对于挣脱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回归祖国，普遍怀有强烈的期待和兴奋之情。日本宣布投降后，台湾内部迎接回归祖国的力量迅速出现，尚以日文出版的《台湾新报》介绍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台湾的发展情况，指出这是大变革时代“政治上黎明的象征”。1945年9月，林献堂、辜振甫等人作为台湾代表参加受降典礼，虽因故错失亲身参加在南京的受降典礼，但代表团仍受到礼遇，回台后林献堂应邀作了访问感想，演讲要旨以《祖国不忘省民》为题刊载于《台湾新报》。

文化重建

台湾回归祖国后，首要的问题是要在台湾民众中重新树立中国的国家意识。台湾省政当局致力于孙中山形象的塑造和三民主义知识的推广，台湾民众对此也表现出积极的承接态度，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社会、文化，及民间情感融合等方面奠定了基础。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通过制订计划、培训干部、官办报刊、纪念活动、民众教育等途径，开展孙中山及其思想的知识普及；官方大量发行孙中山的著作，同时将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有关的纪念日，作为宣传孙中山的契机，通过频密的节日纪念，使“国父”在民众政治生活中频繁出场；特别是对孙中山的名称、形象（包括平面形象和立体形象）、纪念仪式的规范，“国父纪念周”的举办和“总理遗嘱”的诵读，在各地、各种场合全面推行。这些让民众可见可闻、可以亲身参与的宣传方式，产生了直接的效果。在宣传三民主义知识和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方面，编写各种《公民训练课本》，宣讲《国父遗教》；台湾广播电台进行三民主义、总理遗教之宣扬。这些举措，一方面符合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政治文化习惯和基本行政规则，另一方面也试图将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输入并转化为台湾社会和民间共同的思想观念。从《民报》《人民导报》以及其他一些民办报刊如《前锋》《政经报》《现代周刊》的报道中，都能看到台湾社会对此接受态度的活跃，联系其他更多民间史料及文学作品，则可更多地反映基层对于孙中山形象和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承接情况。

台湾光复后，文化上“去日本化”，重新“祖国化”，是文化重建的主要问题。文化重建带来大规模的两岸人才流动，对重塑台湾的中华民族精神产生深远的影响。光复之初的台湾，人们习惯阅读日文，为尽快改变这一状况，1946年4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决定特设“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各县市设置国语（中文）推行所。国语运动最首要的意义，在于“恢复自由使用祖国语言”，具有“祖国化”与清除“殖民地化”的双重政治意涵，有助于台湾文化重建和重塑台湾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大批大陆知名文化、科学、教育界人士来到台湾，其中代表性人物如范寿康、魏建功、许寿裳、罗宗洛等人，有力促进了光复初期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及与祖国大陆在这些领域的融合，有利于大陆文化教育对台湾产生影响。这批知名人士的到来，同时也带动了大量大陆文化教育工作人员来台。早在台湾光复前，教育部已特别设立“国立海疆学校”，培养台澎干部人才。1945年年初招生200余人，1947年年初首届二年制学生毕业162人，多服务于台湾等地。1945年9月，当时还设在重庆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已分别向重庆和福建各地邀约了部分教员赴台，在福建、北平、上海、重庆等地设立了“台湾省征选教员临时办事处”。1946年，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建议“准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保送台湾学子入国内大学肄业，并予资助”，经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向教育部争取，招考名额增加至100名。1946年6月，组织考选委员会，录取文科30人、法商科36人、理工科17人、医农科17人，分发大陆各校，计中央大学5名、北京大学13名、浙江大学7名、武汉大学8名、暨南大学14名、复旦大学5名、厦门大学32名、同济大学5名、上海医学院4名。从文法等科名额占比较高的情况，亦可见为台湾培养行政人员的初衷。

相互融合 不分彼此

台湾光复初期，尤其是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之前，台湾与祖国大陆各方面融合一度达到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融合，首先体现为政治上的融合，国民政府与台湾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台湾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这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直接成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家胜利的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光复，历史地决定了后来两岸关系必然以一个中国为基本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次，长线影响了1949年以后两岸在中华文化基础上的精神联系。自台湾光复初期，孙中山及其思想和精神在台湾得到普遍的传播和尊崇，直到今天，仍然是联结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1946年，由台湾著名社会上层人士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成行，在祖国大陆各地拜会各重要机关和各地方长官、各地台湾同乡会等，将陕西黄帝陵作为重要目的地，希望能够通过谒陵，“奉告台湾已经光复，六百五十万子孙重归祖国怀抱之心情”，后因天气原因无法到达而改在陕西耀县举行遥祭仪式。1950年冬，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台湾光复致敬团”同人联署建议，促成“政府”明定于清明节全省遥祭黄帝陵，垂以为例，形成两岸精神联系中一种新的政治和文化仪式传统。1949年，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败退台湾时，大量党政机构、经济单位以及军政人员、眷属、学生迁台，规模空前，既有前期大量人员交流往来的铺垫，也暗伏数十年后两岸重新交流开放的亲情远因。1946年，台湾公费学生在大陆各校，正值各地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不少台湾学生趋向进步，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后来有一些学生留在大陆，到改革开放时期，又为两岸交流发挥重要的作用。

台湾光复之初，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融合，是这一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关系的根本性、主导性的方面，即使在“二二八事件”后遇到挫折，仍对于后来台湾的历史发展和1949年以后的两岸关系产生长期深刻的影响。直至今日，两岸关系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一些结果和趋势，乃至台湾社会内部对于两岸关系的态度，都可在台湾光复初期的融合和变化中找到种因，对于今天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赵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