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澧县文联主席的半生絮语

文 龚道权

山中常有千年树，世上难见百岁人。所谓半生，其实并非数学意义上的确数，而是认知层面的概数，因为谁都无法预见到底人生几何。我们从懵懂的花季走来，穿过了各自的“丰收季”，生命的春夏，就叫半生，所剩的秋冬，则为余生。

对于半生，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凡夫俗子，应该说都是一个热衷的话题，不过呈现形式不同罢了。《我的前半生》，同样的书名，末代皇帝写成了回忆录，香港女作家写成了爱情小说，内地女编剧写成了都市情感剧……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本账，面对厚薄不一的“账本”，当我们报以深情的一瞥，谁能抵挡得住源自心海的阵阵涟漪呢？

生命的回望，很奢侈，也很无奈。当我们拥有一些阅历，且年事渐高的时候，这种回望，就猝不及防的发生了。

我的半生和多数同龄人别无二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因家中兄弟姊妹众多，我们也不曾刻意“被打造”，只是在父母的影子中自然成长，在老师的教诲中加速成长。

年少时代，农村生活有苦有乐。苦，在父母的肩背上；乐，在我们的童真里。那时谁家的境况都差不多，不见大富大贵，所有农村孩子依偎在故土，尽情嬉戏打闹，既释放了天性，又炼就了体魄。

那是一个真正环保的年代，穿的是纯棉制品，食品绝无添加剂，饮水全部来源于清澈的堰塘。那是一个特别质朴的年代，物质生活属于温饱型，人际关系属于极简型，精神生活属于滋养型。

我们永远记得，哪天村部放电影，就会作为特大喜讯奔走相告，因为电影放映全在露天，一旦天雨被取消，我们就跟丢了魂一样，即便重复放映，也会跑遍好几个周边村再睹为快。《闪闪的红星》、《地道战》、《渡江侦察记》等电影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大人盼栽田，孩子望过年”，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道出了代际间的苦辣酸甜。大人们惦记的是一家大小的吃穿用度，只顾企盼丰收，孩子们过年，除了可以穿上新衣，吃到团年美食，还能活跃在舞狮舞龙、花鼓戏、三棒鼓等民间文艺营造的浓浓年味中。

基础教育那些年，我们读书是认真且自觉的，因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尽管如此，我们也有走神的情形，就像今天孩子们对手机的痴迷，我们痴迷的是连环画。这是一种专为孩子量身定做的文化产品，也叫“小人书”，以民间故事居多，情节完整，引人入胜。学校上课严禁看连环画，我们还是禁不住诱惑，下课摆到课桌上看，上课就在课桌里面偷看，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本连环画被老师没收过。周末在家里，我们经常躺在草垛里一看就是大半天。

说不上十年寒窗，因为志在必得，在家人的给力和个人努力之下，经过两次复读，我还是侥幸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年能考上大学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村里会送一场电影以示鼓励。

1990年7月，我从湘潭大学毕业，计划经济时代工作不需自己找，只需服从分配。意气风发的我，脸上洋溢着跳出“农门”的惬意与满足。大学读的是文博专业，被分配在县文物管理所，上班地点就在澧州文庙。

几个月下来，我觉察到了某种不适，有专业领域的，也有心理层面的。湘大作为省内知名高校并无异议，但新开设的文博专业，却因为师资力量不足，我们只接触到些许皮毛。再者，从心理上，我对文庙的“庙”字也感到不适。记得一次回到老家，有人这样调侃：堂堂大学生，到庙里当和尚去了？出于某种脆弱的自尊，一直心想该如何跳出现有工作单位。

1991年，我加入到县委农村社教工作组，机会就在眼前，如何把握和表现也是一个问题。当时我想，中学期间我的作文成绩算是可圈可点，大学时期依旧对写作抱有浓厚兴趣，于是，通过写作“跳槽”成了我努力争取的方向。

那年7月，我在《常德日报》发表一篇以抗洪抢险为题材的微型小说，工作组的领导看到了报纸，一时赞不绝口。工作组组长名叫杨道森，时任县审计局办公室主任，他是一名转业军人，性情刚直，乐于助人。社教工作临近尾声，杨组长不只一次去到县社教办，多次向社教办领导肖超英同志力荐。社教办肖主任，是一名办事利落的女干部，系宣传部副部长兼任。

1992年，我如期调到了县委宣传部。在接下来的工作历程中，一路磕磕绊绊，一路阴差阳错，先后在多个县直、乡镇等单位供职。还是得益于我的写作情愫，总是因为工作需要频频异动，职务职级虽不见明显提升，却也体现了组织对我的认可。数十年过去了，我有幸被誉为县里的“一支笔”，通过在文化、文史、文艺部门的长期历练，身上的文化标签渐趋醒目，工作的最后一站，来到了县文联主席任上。

数十年履历证明，写作，成了我的安身立命之本。世上很多事情皆有因果，记得当年本村一位姓陆的语文老师，他没教过我，却与父亲私交甚笃，初二那年陆老师来我家串门，跟我说道：道权啊，要想语文成绩好，就背字典、背词典……日后学习中，我也尝试过这种努力，并坚持到了高中毕业。初三那年，因成绩基础较差，有些破罐破摔，似乎也没把升学考试当回事，违背校纪校规的事时有发生，为此父亲曾三次被叫到学校。每次犯错之后，写检查是免不了的，检查写多了，就写出套路和经验来了，结果却因为每次检查既深刻又有文采，还得了不少表扬，班上同学闻讯后，有犯错的同学，竟然纷纷请我当枪手。而今回想颇为有趣，“背字典、背词典”成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写检查”成了我最早的练笔。

从读大学开始，因为对杂文的偏爱，《杂文报》《杂文选刊》或零买或订阅，我坚持了数年。一篇篇文辞优美、文风犀利、思想深刻的杂文，让我欲罢不能。受此影响，这种文风也带到了工作中，谁知笔无遮拦的写着写着，一不留神就“翻车”了，不止一次被领导约谈、被开会声讨……部分人眼中的“潜力股”就此跌停。已经身在“仕途”的我，内心的委屈和沮丧，让我产生了不小的挫败感，乃至日后我常用“成也写作，败也写作”来排解职业生涯的五味杂陈。

其实，对于身份与地位，我向来并无奢求，总认为那是组织用人的事，做到履职尽责即可，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些“问题作文”到底错在哪里。文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理我早已烂熟于心，同时我也在想，未来的写作该何去何从？在“绝对正确”与“观点碰撞”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在“真话”“假话”和“废话”之间我们该如何发声？

前不久，妹妹因挂念长期熬夜写作的哥哥，从深圳打来电话，为我推荐一款AI软件，说是可以完成任何形式的写作。妹妹的心情无疑是好的，从迹象来看，写作还真有交给AI的那一天。但是我想，一旦写作实现了机器化量产，文学艺术的价值何在？魅力何在？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或将消失。

日月如梭，流连似水，一晃半生已过。我们这一辈，怀抱理想，紧跟时代节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们这一辈，充满感恩，顺应时代变迁，努力做成最好的自己。多年以来，我以“文化人”名义活跃在部分报刊或县内某些讲堂，既感知过共鸣，也收获了口碑，更成为我此生最大的快乐和慰藉。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如果我们有心做个当代民意调查，我相信，最幸福的一代，一定是我们这一辈。祖辈的苦大仇深，我们听说过，父辈的困顿劳碌，我们见证过，后辈的焦虑迷茫，我们感知过……唯有我们这一辈，数十年光阴里，不见改天换地的动荡，少有温饱线上的挣扎，也没有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等等的困惑。我们身处一个相对公正公平的年代，一份耕耘即有一份收获，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大致均衡。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让人眼花缭乱。从国际局势看，承载近80亿人口的地球，面临气候恶化，资源紧缺，能源紧张等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正在蛮横的主宰世界。AI机器人无禁忌发展，因其能量超人已经成为未来新宠，当硅基生命把碳基生命逼至绝境，人类或将面目全非，不觉细思极恐。世界巨富马斯克鼎力推行“火星移民计划”，也许是因其独具慧眼，发现了人类困境的不可逆，才试图为我们搭起的诺亚方舟吧。从国内形势看，经济下行导致就业形势严峻，普通百姓生活成本高企，结婚、生育意愿下降。行业内卷，职业躺平，知识贬值，信仰缺失，等等，都有可能累积成系统性风险。

人类前行的脚步，是一段坎坷且洒满传奇的旅程；一代或几代人的过往，只是其中深浅不一的足迹。我们带着托付与梦想走来，就该朝着灵魂可供安放的归宿奔去。“上善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生命的意义不在其存在的长度与高度，而是在于散发出来的亮度与热度，在于某种“被需要”的感觉。当我们被国家、被社会、被他人需要时，成就感、价值感、幸福感就会汩汩流淌……

【作者简介】龚道权，微信名:唯二，湖南省作协会员，澧县作协终生顾问，湘潭大学历史系毕业。毕生爱好写作，长期供职于宣传文化部门，并对文化有个人独特的见解和思考，《文化夜语》曾获常德市首届原创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