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做法提醒中国：一个国家的稳定必须要有靠谱的主体民族

新加坡作为一个弹丸之地，却在短短几十年内从资源匮乏的港口城市蜕变为全球公认的发达经济体，这背后离不开其独特的族群治理之道。

以华人作为主体民族的稳定结构，不仅支撑了国家从分裂边缘走向繁荣，还为多民族社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回望新加坡的经验，总会联想到我们国家在民族融合上的深厚底蕴。新加坡的做法清晰地昭示，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一个可靠的主体民族来凝聚共识、驱动发展。

新加坡的族群格局源于殖民时代。19世纪中叶，英国在东南亚开辟贸易据点，大量华人移民涌入，从事商业和劳工，逐渐形成华人占多数的社区。到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人口中华人已超过七成，这为后来的国家构建提供了天然基础。

1959年自治后，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上台，面对失业率高达10%的困境，他们没有选择激进的族群对抗，而是通过政策强化华人作为主体的角色，同时包容少数族群。

这与周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马来西亚联邦在1957年独立时，强调马来人优先的宪法条款，华人虽在经济上活跃，却在政治上受限。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本意是寻求更大市场和安全保障。联邦框架下，新加坡华人推动平等就业和教育机会，这直接挑战了马来西亚的本土优先政策。华人占比高的槟城和怡保也曾出现类似呼声，但联邦政府担心华人主导会颠覆权力平衡。

短短两年，矛盾升级：财政分配不公、议会席位争端，加上1964年的种族骚乱，导致23人丧生。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议会全票通过分离法案，新加坡被迫独立。

这一事件并非单纯经济纠纷，而是族群主导权的博弈。新加坡分离后，华人比例维持在75%左右，这成为其稳定基石，而马来西亚华人比例降至22%，联邦内部的族群张力至今未完全消解。

新加坡独立伊始，面临水源短缺、就业危机和地缘威胁，但政府迅速确立以华人为主导的治理框架。华人作为主体民族，不仅在人口上占优，还凭借勤奋传统和教育重视，迅速占据经济和行政核心。

不同于马来西亚的配额制，新加坡推行唯才是用原则，不论族群，只要能力突出，就能获得平等机会。这避免了资源浪费，推动了高效决策。

举例来说，1966年成立的住房发展局（HDB）实施族群配额居住政策：每个社区华人不得超过25%，马来人22%，印度人9%，其余为其他群体。

这一举措打破了旧有聚居模式，促进日常互动。到1970年，80%的居民入住公共住房，社会摩擦率大幅下降。华人家庭虽为主流，却需与马来人和印度裔邻里共处，这培养了互信基础。

教育政策是另一个关键支柱。新加坡在1966年推行双语教育，英语作为通用语，母语为辅助。这源于华人主体的语言多样性——闽南语、粤语、普通话并存，但英语桥接了族群间沟通。

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的马来语优先导致华人教育资源外流，新加坡则利用华人文化对学习的重视，建立了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到1980年，华人青年在专业职位占比达70%，这直接支撑了工业化转型。

这些成就并非偶然，而是主体民族可靠性的体现。华人占比稳定，避免了碎片化风险，推动决策统一。马来西亚分离后，华人资本外流，其人均收入仅新加坡三分之一。

东姑阿都拉曼时代虽有遗憾，但新加坡独立验证了平等框架的优越性。2025年，新加坡人均GDP达92930美元，失业率1.8%，经济增速虽受全球贸易影响下调至0%-2%，但基础稳固。

中国以汉族为主体，占比91%，这与新加坡华人75%类似，却在规模上更宏大。中国56个民族和谐共处，借鉴新加坡组屋政策，我们的城市社区融合项目确保少数民族参与基础设施。

邓公1978年访新，获启发，推动改革开放，学习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经验。组屋的族群配额虽不完全复制，但中国通过民族区域自治，促进新疆西藏稳定，GDP贡献超10%。

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稳定不止于人口比例，更在于制度保障主体民族的领导力和包容性。华人75%的结构，不是排他，而是融合的基点。借鉴新加坡，我们在“一带一路”中注入更多人文交流，2025年沿线项目惠及亿万民众。这不仅是经济合作，更是族群和谐的延伸。

未来，新加坡面对人口老龄化和贸易壁垒，继续迭代政策。中国“双碳目标”下，绿色转型借力主体民族的集体行动，光伏装机全球第一。两者对比，新加坡的精细管理与中国的大国担当互补，共同书写亚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