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日本其实是一个资源极度缺乏的岛国,由四个大岛和很多碎片似的小岛组成,火山不时喷发,耕地很少,矿产聊胜于无,在这儿生存是很艰难的。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日本其实很贫困,国民衣衫褴褛,武士饥肠辘辘,民不聊生,饥寒交迫,所以岛国民众的危机意识自古到今都非常强。到了十六世纪,日本出了厉害角色----丰臣秀吉,这家伙率领二十万大军攻打朝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抢劫了大批的财产矿产,还准备攻打中国,他
的目的是“直入大明国,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后来的日本人,继承了丰臣秀吉的思想,并不断完善,直至今日。
到了十七世纪初的德川幕府时代,有个叫并河天民的写了本《开疆录》,第一次提出将“小日本”变成“大大的日本”,“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口气进一步变大,野心也随之膨胀。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也就是清咸丰年间,一个出身武士家庭的的谋士吉田松阴,提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奇谈怪论“补偿论”,对近代日本的影响极深,可以说现在的日本右翼政党无不受他的影响。
“我与美俄的媾和,几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定章程,敦守信义,趁机养蓄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满洲、中国,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予以补偿。”
从这个极为荒诞的理论可以看出,近代的日本队中国一直是垂涎三尺,也是个恃强凌弱的强盗。在美俄等强国面前,隐忍所有的屈辱和损害,同时向朝鲜、中国等弱国动用武力,把在强国哪里失去的损失,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在弱国哪里补偿回来。
这就是中午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发生的根源。
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而且行动路线不断完善,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大清道光年间已经成型。即:先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然后“军船由此入侵渤海边,趁其混乱,大军攻盛京……盛京危机,清皇帝必走陕西,或不走,我大军集结山海关,不得守固。这之间,大泊省的日向、萨摩诸军由琉球取台湾,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宁波诸州……先头兵直冲江南,取南京应天府……”
一百年后,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攻打中国,竟然完全按照上述路线:先东北,再华北,再东南,再南京。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之深、之透、之广,令人触目惊心。
另外,从文化上分析,他们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元清时代的中国,是“野蛮人统治”,而真正的中华文化,已经被保护得很好的日本人继承。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
在日本的历史观中,唐宋特别是宋朝代表着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宋朝的经济、文化、艺术,如宋词、瓷器、文人画、科技等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其文明是“文雅”和“精致”的象征。然而,元打败宋,他们认为蒙古是“夷狄”,是“野蛮”征服了“文明”,导致华夏正统就此断绝。中华文明的核心“礼乐”制度和文化传承被粗暴地打断和污染了。
古代日本一直对中国文化抱有极高的敬意,并自居于“华夷秩序”的边缘。但当元朝这个“夷”入主中原后,日本的一些学者,如江户时代的山崎暗斋等,开始提出了一个观点:真正的中华文明已经转移到了日本。他们认为日本更好地保留了唐宋时期的礼仪、文化和精神,而中国本土则已被蛮族统治所玷污。这种思想被称为“华夷变态论”。
这种论调在明治维新时期和近代被进一步强化。日本在追求现代化和扩张的过程中,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证明其优于中国并有权“领导”亚洲。将中国描述为“已非真正的中华”,为其侵略行为提供了某种文化上的借口,例如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就是代表。
后来,尽管明朝推翻了元朝,恢复了汉人统治,但在一些日本学者看来,明朝的政治专制,如锦衣卫、东厂等,文化风气已经受到了元朝的影响,不再是那个开放、自信、文雅的宋代中华了。到了清代,又被“夷狄”统治,古典中华文明已经彻底消亡。
辛亥革命是在日本人的资助下成功的,尽管推翻了满清的统治,但已经离不开日本了,所以他们的野心变大,不满足于代理人,想直接统治,所以,才有了对华侵略战争。
所幸的是,近代的中国人,没有被日本所吓倒,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经过七十多年的建设,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领域远远领先于日本,回到了唐宋时期的“盛世”,让日本人无计可施,只得搞些小动作。
然而,由此看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其基本国策,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衰减,所以,我们仍要提高警惕,防止其亡我之心不死。
民族需要复兴,国家需要强盛,我辈需要自强。
更新时间:2025-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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