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论抗战之三:旷世奇书

伟人说: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家和民族最危难的关头通过“公开宣言”携起手来，但这并不表示两个人的思想从此完全一致了。事实上，从抗日战争的第一步开始，也就是在依靠什么力量抗日以及如何运动抗日力量的问题上，他们就有着很大的思想分歧。

抗战伊始，蒋介石也深知“知彼知己”的重要性，但却明确表示“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毛泽东则表示了另一种态度，他说：“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一个被迫应战，一个积极抗战，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抗日指导思想。这两种指导思想根源于对中国抗战力量的不同认识，其直接的表现，就是是否动员和依靠人民，其结果，则产生了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毛泽东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民众，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口号。他认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决于中国民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相反，蒋介石对于中国民众的态度要比毛泽东冷淡得多。他对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一直取鄙视与训斥的态度。1934年5月，他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说：“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发现于行为者，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正是由于“荀且萎靡”，才有“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抗，人祸不能弭，内忧了至，外侮频仍，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

蒋介石似乎从人民的“苟且萎靡”中找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

1936年3月，他又说，日本6千万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有尚武精神”，“而我国则女子向来怕战争，又缺乏一般工作的知识和能力，战时很少能够代替男子担任后方的军事工作。如是，4万万同胞当中就去了2万万。那些老弱幼小疾病残，不堪工作的，又要占1万万，所余1万万之中，实际学了武艺，懂得军事的，恐怕最多不过2百万人。如此我们以2百万人与人家六千万有组织有纪律有准备的人来相争，如何能战胜他？他如何不来侵略我们？！”

可见，中国民众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占据着何等的地位。

对于国际公约及其会议，毛泽东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

对于国际援助，毛泽东始终看作是中国战胜日本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中国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必须努力争取外援，但是，毛泽东又主张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

抗战前，他指出，中国需要外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同盟才能开始抗战”。抗战中，他又提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毛泽东和蒋介石不仅在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特别是是否发动人民、依靠人民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而且在战略防御作战的具体战略问题上，他们的观点也大相径庭。

毛泽东曾就正面战场的局势，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过具有深刻战略意义的建议。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阶段。蒋介石对日应战而不求战的思想在防御作战指导上表现为“层层布防，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要被动地应付，被动地防守。

如此消耗，成为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正面战场很快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悲壮激烈的抵抗中，中国军队爱国官兵的顽强斗志和牺牲精神举世惊叹，然而，我们在消耗日军的同时，却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对于蒋介石的战略，毛泽东早在1936年7月，当美国记者斯诺问及抗日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时，就明确答道：“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

此外，毛泽东认为还必须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他说：“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这种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体现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对于中日双方军事力量的正确认识。这一战略方针，要求在作战指导中扬我之长，击敌之短，最终达到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持久抗战的战略目标。

为《论持久战》赋诗五首

其一

山河欲碎金瓯缺，寰宇同仇共此觞。 借力好风穿暗夜，擎灯巨手指苍黄。 联苏巧破孤鸿阵，援美匡衡狡豹狂。 血战倒悬纾国难，光曦旧物铸新章。

其二

自力更生根自固，巧形外势破重围。 纵横捭阖观寰宇，辩证星筹启曙晖。 斥鹞妄言栖凤阁，醒狮终震亚东威。 兵民宏论惊沧海，超世战图仰止挥。

其三

雾锁危樯暗礁隐，饥肠辘辘战云昏。 三光毒焰焚千里，双铁寒链困九阍。 睿眼穿空知险隘，巨龙谋国照生存。 魄晖凝力耕残月，旌羽争途辟塞原。

其四

风雨初晴识怒浪，莽山孤月察无央。 岂容日寇消龙骨，终教军民破旭罡。 敌后鏖兵成虎踞，中原大势握云骧。 若从延水筹边策，怎使金陵泣断肠？

其五

黄河浩荡似潮生，野火燎原逐鹿争。 岂靠封侯擎玉垒？终须民众固金城。 黩兵倭鬼灰飞灭，百战征袍志未更。 谁道边邦无伟略？窑灯照彻万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