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奇案“康国的金桃”背后的真实历史

最近，热播的《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又打开了诡奇的影视艺术世界，第一个案件“康国的金桃”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鲜为人知的是，“康国的金桃”并非杜撰，而是有真实历史可循。

金桃的产地康国，其历史可追溯至汉代的西域古国——康居国，由月氏人所建，位于锡尔河中游一带，最盛时成为中亚大国之一。

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后，与康居国有战有和。西汉后期，康居王遣使献马、派遣质子入长安。

后来，康居国逐渐衰弱，分崩离析。月氏人在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先后建立起几个小国，康国则是其一。

《魏书·西域传》记载：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康国派遣使团到唐都长安，表达了纳贡依附的意愿。当时很多大臣十分欣喜，纷纷支持，但是却遭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婉拒。

送上门的附庸国，求之不得，唐太宗为什么要拒之门外呢？

他的理由是：

“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前代帝王好大喜功，热衷于开疆拓土，以求威名远扬，其实是华而不实、劳民伤财之举。假设康国依附，若其有困难危急时，唐朝出于道义就不得不援助，然而相隔遥远，劳师远征，代价巨大。这种浪费国力以图虚名的事，我不会干的。

唐太宗能有如此表态，除了他对帝王之道的认知之外，与他所处的局势也密不可分。

当时，唐朝继承隋朝的大盘，立国才十三年，根基未稳。而且，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才五年，正在稳固内政时期。

同时，唐朝的四境尚未平定，尤其是周边的西突厥、东突厥、吐谷浑等，都是唐朝的劲敌和大患。

唐朝与康国之间，隔着西突厥。康国也长期遭受着西突厥的压迫。如果唐朝吸纳了遥远的康国，不但有名无实，还必然引发与突厥更大的冲突，陷入进退两难、长期消耗的境地。

显然，具有文才武略的李世民，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认识。因而，他高瞻远瞩，冷静克制，不图面子，狠心放弃了送到嘴边的一块肉。

李世民拥有历史上少有的“英明之主”之声誉，可见一斑。

虽然唐太宗没有明确把康国纳入附庸国名单，但是唐朝在中亚地区也就拥有了康国这个友邦。

二十多年后，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显庆二年（657年），唐朝大将苏定方率军征伐，使得西突厥国亡。

搬掉了中间的阻碍，康国与唐朝就有了畅通的交往渠道。随后，康国依附于日益强盛的大唐，受唐朝羁縻制的布泽。

《唐朝诡事录之长安》中明确说到，“康国的金桃”案件发生在先天二年。“先天”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之孙、唐玄宗李隆基的首个年号，先天二年是公元713年。

唐代时期的康国，大约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出产农特产品桃子。

桃是蔷薇科李属落叶小乔木植物，喜光照，不耐阴，耐寒、耐旱，忌涝，适于温和气候环境，适宜在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疏松肥沃的土壤种植。

桃原产于中国，先秦时期的《诗经》《管子》等都有相关记载，黄河流域广大地区遍植桃树。

而且，中国人早已发现了桃的诸多价值。例如，桃是园林绿化的观赏树种，与柳树混植，则有桃红柳绿之艳丽景观。桃也被用来比喻女子的美艳，《诗经》中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桃仁、桃枝都具有药用价值。桃的果实桃子，则是可口的水果、祭祀用品。

公元前二世纪之后，桃树沿“丝绸之路”，进入中亚、西亚，继而传播到南亚、欧洲等地。

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中亚一带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出产的桃子品质优良。而且作为“丝绸之路”中段重要的枢纽，中亚出产的桃子运输到欧洲后，被视为一种珍贵的水果，常用于宴会和社交场合。

由此，西方学者认为桃子来自波斯（今伊朗一带），希腊语为“πέρσικα”（persika），意指来自波斯的桃子。该词后来演变为persic。桃的拉丁学名Prunus persica、英语“peach”、法语“pêche”等，也都由此衍生。

地处中亚的康国，出产的桃子外形“大如鹅卵”，多汁、甘甜，与原产地中国的诸多品种相比，颇有异域特色。

一种神奇的说法是，因为它香气浓郁，容易被虫蛀，因而在生长过程中，须有术士持咒保护，才能保证其品质。

而且，它是千里之外友邦进献的贡品，加之“其色如金”，具有富贵之气，符合大唐气象，因而受到唐朝皇室的推崇，将其称为“金桃”，成为皇室专享的特供名贵水果。

康国向唐朝进献“金桃”的最早历史记载，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旧唐书》《唐会要》以及《辽史》等史籍，都有相关记载。

于是，“出口转内销”的桃子，成为唐朝与康国的友谊纽带。

例如在《唐朝诡事录之长安》中，康国受命，将西域诸国的地图情报密藏于“金桃”之中，通过“封泥保鲜”的生鲜运输技术，进献给唐朝皇帝。

但是，由于唐朝与西域源远流长、复杂的外交关系，加上“金桃”的神奇光环和玄幻色彩，在《唐朝诡事录之长安》里，“金桃”成为祸端，是怪鸟杀人案的重要工具。

抛却艺术创作成分，康国向唐朝进献“金桃”是确凿的历史。而且这段历史也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佳话，是中西方交流的见证。

随着唐朝日益强盛，威服四海，万邦来朝，这种现象也吸引了西方的瞩目。

例如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著有《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一书。该书以“金桃”为视角切入点，以唐代为研究对象，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当时的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现象，被西方学者视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必读书籍。

那么，珍贵水果“金桃”的命运如何呢？

《旧唐书》中记载，唐太宗视之为珍奇，“诏令植之于囿苑”。

然而，唐朝长安和康国的地理、气候环境大不同，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而且，作为一种水果，相比诸多军国大事则不值一提。物换星移，“金桃”此后在中国的史书中也就鲜有记载。

而原产地康国，约在8世纪被阿拉伯帝国攻灭。当地后来是否继续出产“金桃”，很难得知。

一千多年前的康国“金桃”究竟长什么样，味道如何？今人只能靠推测、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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