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民党对我党海外工作的打压（陈国威）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先后实现过两次不同形式的合作，其中抗日战争期间的合作尤为重要。日军侵华的军事行动使得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国人携手、共同抗日自然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最大的意愿，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也就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事情。然而事实是，国民党阳奉阴违，仍然不断制造国共磨擦，阻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活动。这种反共行为不仅在国内，也延伸至国外，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其海外部对共产党海外工作的负面干预。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我党海外工作的开展

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直都是十分积极的。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各党派“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号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各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协商组织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形成。但是一直采取对日妥协政策的国民党政府对此却没有多大反映，对日本野心的缺乏理解，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无视民族危难，促使国民党政府依然采取退让政策，依然把工作重点放在反共上。不过，之后陆续发生的“河北事件”、“张北事件”、“何梅协定”等事件多少使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一些改变，一者日军气焰日益嚣张，二者蒋介石还是个民族感情很重的人。与此同时，中共进一步展现联合抗日的诚意。1936年5月5日，也就是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五五宪法”）的同一天，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向全国人民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主张为拯救中国的民族危机，所有红军“实行停战谈判，以达一致抗日目的”。8月25日中共又进一步决定废除“反蒋口号”，发表“致国民党书”，为了民族的利益，继续寻求国共合作，共同御侮，共同反抗暴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这些政策的改变无疑说明了中共在民族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卓越远见。这些促使国民党高层必须考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布“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依据这一原则，“以适应国防，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并制定了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会上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表示要扩大民主、修改选举法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等。会后，蒋介石还密令所属，以后不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1］ 国民党这次会议变“武力剿共”为“和平统一”的决定是国民党对内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政府属下的国民革命军。

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共的抗日主张、团结和争取海外一切抗日力量，做出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而当时中国的抗战的国际形势是十分艰苦的。1938年1月，以不妨碍英国（对中日战争）中立地位为条件，在取得了港英当局的同意后，中国共产党以“粤华公司”为掩护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为主任，潘汉年协助工作，八路军办事处的任务主要是发动募捐以及接收、转运海外捐赠款项和物资。当时，敌后抗日战场己经开辟，八路军伤员增加，医药奇缺，财力匮乏，物资补充困难。然而，由于国民党和华侨所在地当局的限制和阻挠，海外华侨和港澳人士与中共联系十分困难，银行也不愿意接收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办事处的存在在缓解这些方面的压力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办事处还通过间接方式展开此项工作。［2］ 除了募捐、接收捐赠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进行广泛的海外宣传，如通过文化界领域的中共党员广交朋友，创办、复办、翻印了一批抗日刊物，像办事处主办的《华侨通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香港学生贩济会主编的《学生呼声》、“保卫中国同盟”主编的《新闻通讯》、翻印的《新华日报》社论、《群众》周刊等等。这些刊物大力地向海外华侨宣传国内抗战情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以及我党的抗日主张、方针政策，为集中海外抗日力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由于之前国民党封锁新闻，很多华侨团体对共产党普遍存有误解。共产党获得在海外宣传的合法权利后，力求通过确切无疑的报道扭转各侨团对祖国各种抗日力量的错误认识。他们“在关于战报的消息、战果的估计、战利品的统计数字上，力求绝对准确，用字要求比中文消息更为细致，如不笼统使用‘歼敌多少’，而用‘毙、伤、俘各多少’，早期的英文广播在国外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据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人员反映，他们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比收听国民党广播的效果还要好。’”［3］华侨因此反映“共产党宣传第八路军新军战绩绘影绘色”。这对华侨了解国内抗战实情十分重要。个别侨领甚至应共产党的邀请到解放区去实地考察。

中共的海外工作大大激发了海外华侨爱国爱乡之情和抗日热忱，在这时刻他们关怀的是祖国的命运，而不是政党之争。“我海外侨胞，对国内任何派别，只有义务，而无权利。”［4］ 经过中共的海外宣传，海外侨胞的援八(八路军)、援四(新四军)、援冯(白驹)和支持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运动日益高涨，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的两年半里，“就收到海外华侨汇款220万元和大批物资”［5］ ，有力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日战争。

二、国民党对共产党海外工作的打压

但是始终放不下一党专政包袱的国民党，面对海外华侨的热情却恐惧起来。他们一方面迫于各界的压力表面上仍然鼓吹联合抗日，而另一方面却暗中干预和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抗日工作。

抗战爆发后，对于如何应对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团体，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曾明确指示：“凡能放弃其原有主张，确认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服从本党领袖，恪遵国法，严守军纪，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为国家之统一与民族之复兴而奋斗者，本党均应与之推诚相见。”［6］ 早在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就为了民族的利益，愿意放下党争，共同御侮，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7］ ，这表明了中共愿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再次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而曾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及海外党部部长的陈树人也曾表示：“‘异党’两个字，应该是抗战以前的名词罢，在抗战以后，各党派都公开宣布服从三民主义，服从本党领袖，服从本党政府”。因此要求海外党务的工作重点是：（一）健全海外基层组织，（二）配合国内的行动，办理党员总报到，（三）征求新党员，扩大国民党在海外的力量，（四）训练干部和党员，（五）推进国民党的相关理论宣传与领导工作，祈求国际社会之理解。”［8］

参照这样的指示，国民党对中共的海外工作——特别是募捐——似乎过于敏感了。 “前据本市新华日报载第八路军在海外捐款数额已达十余万元，其未公布者更不知凡几，嗣复查得新四军亦派员赴马来亚及美洲等地劝募，本部除经函请军委会严予制止外，并通函海外各党部及使领馆设法制止，以免分散华侨援助抗战之力量。”［9］ 事实上，在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后，蒋介石曾电告侨委会和海外党部，要其转告海外侨胞，在敌人进犯我革命策源地广东之时，侨胞们要“扩大征募，接济物资，俾军实充盈，经济不匮；他如努力宣传，策应外交，或号召专才，回国效力，均当急起直追，惟力是视，促抗战之胜利，竟革命之全功”［10］ ，并没有专门规定华侨捐赠只归国民党专有。诚如侨商司徒美堂所言“抗战不是一个党一个人可以抗得了的。”［11］那么，称中共海外募捐就是“分散华侨援助抗战之力量”，所由何来呢？同时，国民党还借口“按国内机关未经政府核准不得擅自派员赴海外募捐，业经行政院通令有案”［12］，竭力阻挠和破坏华侨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援助。可是，既然海外募捐的核准工作应属于行政范围，那么理应由政府的行政机关来处理，何理却是由国民党党务机关——海外党部行文的呢？对此，始终坚持政治上军事上溶共、限共、反共政策的国民党高层哪里会费心去掩饰呢。就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不久，国民党便开始了大规模打击共产党的行为，包括共产党的海外宣传工作。海外党部的工作因此也做出了明确的调整：“（1）指示应付某党在海外活动对策；（2）防范某党诱惑华侨青年；（3）防范某党份子潜入内地活动；（4）防范某党在马来亚活动；（5）防范某党在香港活动”。［13］ 他们不仅竭力阻挠和破坏华侨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援助，甚至迫害倾向中共的侨领及一般华侨，将那些援助中共及前往抗日根据地的华侨列为有“严重问题”的分子而“注意防范”。［14］国民党海外党部工作内容主要有：

其一，打击亲近共产党的侨领，以争取侨民团体之领导权。“华侨远居海外，不能直接受到祖国的统治与保护，一切有关公共福利的事件，都需要自己组织团体来经办。”而“侨团必须要有统一的组织与统一的领导。”［15］ 因此侨领在侨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国民党对那些认可我党抗日战绩的侨领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其中以陈嘉庚最为典型。陈嘉庚自延安回来后，如实地宣传了共产党真实抗战的消息，“不料因此触怒蒋介石，一反脸把我当作亲共，甚至是异党分子，在我返闽途中，密电各省军政首长对我严加监视，不容我作公开活动”。“不仅此也，蒋介石一方面循外交途径，要英政府把我驱逐出境；一方面特派海外部长吴铁城，连同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到南洋各地公开活动，要在筹赈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改造工委时把我撤下台来。”［16］

其二，在刊物宣传方面进行打压。如我党的刊物“海外青年”半月刊本是以海外侨胞作为对象，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政策，抗日情况等，主要行销于南洋及美洲地区，是团结当地华侨了解和支援国内抗战的重要途径，但被国民党海外部认为是“用心叵测，亟应设法取缔”。［17］

其三，阻止华侨青年赴陕入学等活动。真心抗日的共产党自然是华侨青年心目中英雄，延安也无疑是他们的圣地。但是国民党对此是无法容忍的：“查海外华侨青年，因惑于一时不正确之宣传，接踵回国误入歧途者颇不乏人，前经本部通饬海外各党部密转侨界父老对其子弟设法制止回国投考陕北抗大，以免发生懊悔，嗣为谋进一步之补救起见，复经由本部邀集侨委会、外交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训练委员会、教育部、政治部、战地训练团共商具体办法”，以求阻止华侨青年奔赴他们的圣地。海外党部甚至使用卑鄙的手段阻止青年侨胞赴陕北。

其四，阻止华侨捐款援助我党。“据驻菲律宾总支部呈报：美人史诺在菲律宾发动工业合作社捐款，其工作非常活动，且曾函请我国驻菲总领事予以协助，推闻该项捐款，并非呈缴中央，究应采何态度请核示等情；查史诺系著名共党份子，当经电饬驻菲总支部注意防范，嗣闻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分会所筹得之七七献金，亦有送交工业合作社之拟议，复经本部去电制止。”

其五，在侨团方面进行打压。侨团是侨社的三大支柱之一，对那些经我党努力宣传对我党产生好感、进而协助我党进行抗日的侨团，国民党极力进行防范和打击。东江华侨服务团是“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为骨干，该团会同香港余闲乐社(香港海员工作之变相)及在港失业青年，以参加救亡工作为号召。”但因被认为其中存在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批评的内容，而遭受“函饬驻港澳总支部注意防范”的命运。［18］

三、小结

综上所述，国民党在民族危难关头、国家存亡时刻依然抱着政党至上的观念，对同为抗日力量的共产党进行打压，这无疑是对其一党专制做法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他们于抗日时期所提出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至上，胜利第一”无疑也只为一个口号而已，并没有现实意义。后来学者针对国民党政权所言的：“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领外所得。”［19］ 可谓是十分恰当的评价。○

参考文献：

［1］杨宗丽.抗战时期国民党政策的演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J］.党的文献，2005（5）.50.

［2］李军晓.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述略［J］.抗日战争研究，1997(3).86.

［3］罗国金，罗国辉.刍议抗战时期我军对外宣传工作［J］.军事记者，2007(1).62页.

［4］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1988年，第422页.

［5］杨汉卿.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统战工作［J］.广东党史2005(6).55.

［6］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务报告，台北：近代中国，1995年，第488页.

［7］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M］.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399页.转周凤.三民主义与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8卷第6期（2006年11月），第72页.

［8］陈树人.海外党务研讨会开幕训词，华侨先锋，第一卷第15期，第7、2－4页.

［10］《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8日，转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96页。

［11］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74页.

［9］ ［12］［13］ ［17］ ［18］陈鹏仁主编、刘维开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1998年第213页、第213页、第249－250页、第214－215页、第208、183、214、213页.

［14］国民党海外部每周工作报告，1940年1月8－13日，15－28日；2月26－3月2日；10月21－26日。转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99页.

［15］王基朝.怎样调整侨团，华侨动员，1938（14）.4.

［16］［印尼］连啸鸥《记南侨日报二三事》，香港《华人月刊》1987年第1期，第62－63页.

［19］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