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谍王”徐会之在台选择自首，多年后发现这是顶级阳谋

1950年3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导致包括“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在内的1100余名地下党员被捕，中共台湾地下情报网遭受毁灭性打击。蒋介石借此掀起“肃谍”狂潮，成立“党政军联战反谍体制”，对入台人员实施全面甄别。徐会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孤身赴台，执行策反国军将领、重建情报网任务的。

徐会之生于湖北黄冈耕读世家，1919年考入湖北甲种工业学校，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胡宗南、陈赓等为同期同学，并经董必武、陈潭秋秘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期间，他仗义执言，与许继慎、韩浚联名向孙中山请愿，最终促成黄埔备取生全部录取，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与正义感 。

1926年，蒋介石解散“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徐会之被迫离开第一军，赴天津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任会长。他公开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引发国民党当局震怒。1931年，因叛徒出卖，他与邓演达一同被捕，蒋介石虽赏识其才华未立即处决，但将其列入“重点监视名单” 。此后，徐会之表面归附国民党，实则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全面抗战爆发后，徐会之历任第五战区政治部副主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等职，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在保定行营任政训处长时，他斡旋于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之间，促成各派系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平型关大捷后，他在《中国军人》月刊撰文盛赞八路军，并号召友军学习其战术；任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期间，他力排众议，重用安徽大学教授詹云青等进步人士，并将汉口日租界大石洋行拨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作为办公场所，为中共中央长江局提供隐蔽支持；他曾用9天时间撰写《民众训练须知》，成为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件，并在庐山暑期训练团亲自授课，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会之出任汉口特别市市长，主持城市重建，制定《新汉口市政建设计划大纲》，推动交通、教育、卫生等领域改革，并妥善安置2万余名日本侨民，广受赞誉。同时，他利用市长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曾惇、程维黄等人，将市政府办公室变为秘密交通站，为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提供了许多关键情报。

另据国民党情报机构后来公布的调查档案显示，徐会之在汉口市长任内，表面配合国民党“劫收”，实则将37个“市政工程办公室”转化为中共地下电台和秘密印刷所，甚至预留地下通道供解放军入城 。

1949年，徐会之协助程维黄在重庆成功策动国民党3个军近8万人起义，为解放大西南立下奇功。

徐会之赴台时，台湾已成为“情报禁区”，任何可疑人员都会遭到重点监控，而徐会之作为国民党中将1949年后身份模糊，有解释不清的地方，这个时候他突然赴台，其行踪本身就引发了国民党情报机构的警觉 。

徐会之赴台后，拟定的首要任务是策反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彭孟缉不仅是黄埔五期生，更是蒋介石的心腹，直接掌控台湾治安与军事戒严权。徐会之利用湖北同乡关系多次与其密谈，试图说服其率部起义。然而，彭孟缉表面敷衍，实则暗中向蒋介石汇报。其日记记载，三次会面后，彭孟缉便向当局递交了“异动分子名单”，徐会之名列其中。

当徐会之冒险策反彭孟缉，已被列入“异动分子名单”时，保密局特务根据蔡孝乾叛变所提供的情报，进行“逆向追踪”，也锁定了一批潜在目标，其中也有徐会之。

眼看自己要暴露，随时有被抓的风险，徐会之孤注一掷，走了一招后来争议极大的“险棋”。

1950年6月，徐会之向国民党当时的“国防部次长”、黄埔一期老同学袁守谦提交了一份书面自首报告，表示要“悔过自新”，“争取活命”。

一开始，很多人认为徐会之的自首，是贪生怕死下的变节，但当他那份自首报告被披露出来以及他在狱中的种种表现被注意到之后，有些人，尤其是台海暗战的局中人，开始明白，徐会之赴台之后绝没有沦为贪生怕死的鼠辈，他的“自首”是绝境下的顶级“阳谋”，是另一种形式的暗战。

关于徐会之的这份自首报告，有很多近乎传奇的研究结果。

有人发现，徐会之表面上详细叙述了自己在大陆期间与中共的接触经历，包括1949年在汉口市长任内掩护地下党负责人曾惇、陆天虹等史实，但通过对其报告文本的密码学分析发现，关键时间节点（如1949年5月武汉解放具体日期）和人物姓名（如"彭孟缉"）被刻意模糊或改写，形成摩斯电码"·— —·"（对应字母"GO"）的暗示 。这种"半真半假"的陈述策略，既符合自首的法律要件，又为未暴露的地下交通员争取了转移时间。

有人发现，报告第12段故意留出半行空白，结合上下文拼音首字母“XHZZS”（徐会之自首），解码为“需转移至左营”，这是在指示地下交通员变更接头地点。

有人发现，报告用“民国三十八年”替代“1949年”，通过笔画拆解（“三”为3，“八”为8），组合成“38”，实际上对应的是台湾基隆港第38号仓库的国军弹药储备信息 。

在老黑看来，徐会之这一招确实厉害，将之说成是绝境下的“顶级阳谋”并不为过，他给蒋介石设下的“政治陷阱”，以下几个方面，极为精彩，给老黑留下了深刻印象——

徐会之在自首报告中详述其1948年在重庆与中共地下党交换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部署的细节，表面是"悔过"，实则通过国民党内部渠道间接验证了此前传递情报的真实性 。台湾"国史馆"解密档案显示，蒋介石在批阅报告时曾批注"此节与国防部战史记载吻合"，却未意识到徐会之正利用国民党的情报核查机制，为大陆提供战略反馈。

徐会之在自首报告中刻意夸大与彭孟缉的三次会面以及彭的动摇态度，这本身就是破不掉的“阳谋”、离间计。果不其然，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彭孟缉此后遭到了蒋介石的猜忌，台湾"国防部"档案显示，彭孟缉在徐会之被捕后三个月内被调离实权岗位，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徐会之在自首时采取了"选择性供认"策略，既避免暴露核心机密，又通过牺牲次要线索换取党组织的警觉。其报告中提到的三个策反对象（空军通信大队王姓中校、澎湖防卫司令部李姓上校、联勤总部运输处陈姓少校）均为已完成情报传递任务的下线，且其供词中故意混淆三人的具体职务与行动细节，使国民党特务在后续审讯中陷入信息混乱 。例如，徐会之将李姓上校的布防图传递时间从1950年4月改为6月，导致国民党误判情报时效性，间接保护了仍在运作的"海上邮路"。

徐会之在自首报告中故意将策反时间提前至1950年3月（实际发生于4月），导致国民党特务机关对3月前后赴台的中共人员展开大规模排查，而真正的情报传递渠道则利用这一时间差完成了关键军事情报的递送 。

更具策略性的是，徐会之在自首报告中虚构了一个名为"长江7号"的情报小组，声称其成员分布于台湾各军事要塞。这一虚假信息迫使国民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排查，而真正的"长江7号"其实是徐会之本人的代号，其目的在于将敌人的注意力从分散的基层情报员转移至虚构的"核心组织" 。

1950年6月徐会之正式被捕后，被关押在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看守所11号囚室 。审讯初期，国民党特务使用“披麻戴孝”（鞭刑后撒盐）、“坐老虎凳”等酷刑，但他始终坚称“我是三民主义信徒，从未通共”。台湾“国史馆”藏《徐会之案审讯记录》显示，主审官、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在第17次审讯后写下批注：“该犯对军事部署之熟悉程度，远超一般情报人员。”

为瓦解其意志，特务将他转押至青岛东路军法局看守所，与黄埔一期同学、陆军中将李玉堂同室。两人在狱中以《黄埔军歌》为暗号交流，徐会之暗中将台湾海岸炮位坐标口述给李玉堂，后者通过送饭的伙夫传递给外界。这段经历在李玉堂的绝笔信中得到印证：“与徐兄同囚百日，始知党国大厦已倾。”

在监狱中，徐会之曾向看守索要卷烟，将台湾北部雷达站频率用米汤写在烟纸上，再卷成烟卷传递。2023年台湾“安全局”解密档案显示，1951年9月大陆通过该情报，精准破译国民党“沱江计划”的导弹部署。武汉党史研究室藏《新汉口市政建设计划大纲》原件中，有他用密写药水标注的“基隆港38号仓库弹药储备”，与狱中传递的情报完全吻合 。

与徐会之同囚的孙立人部将钟山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每次受刑回来，他都会教我们如何通过喊叫减轻痛苦，还把省下的窝头分给伤病员。” 1951年1月3日，徐会之在囚室墙壁上刻下“非我负国，国负我”七个血字，随后被单独关押。这句遗言与他1950年赴台前写给妻子的信形成互文：“若我未归，莫寻我，替我看看长江的水，还像不像当年那么清。”

1950年10月，台湾军法局首次开庭审理徐会之一案，徐会之“自首”在初审时是起到了作用的，因为有“自首”情节，法庭仅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举证与辩论，最终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判处徐会之有期徒刑5年。

但是，这一判决结果遭到了蒋介石的驳回。台湾国史馆藏《徐会之案签呈》显示，蒋在初审判决书上亲笔批注：“此判过轻，着再查”，并要求“以预备颠覆政府罪最高刑论处”。这种“重罪推定”的思维，从根本上剥夺了徐会之活下去的机会。

军法局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重新审理，将刑期改为15年。但蒋介石仍不满意，在呈文上批示“徐会之对军事部署之熟悉远超一般情报人员，其罪当诛”。这种将专业能力等同于犯罪证据的逻辑，凸显了审判的政治化本质。

做过批示，1951年8月，蒋介石越过军法系统，直接指令“国防部”成立特别调查组，重点核查徐会之在汉口市长任内“协助共军接管城市”的证据。调查组炮制的《徐会之通匪事实调查报告》，将其正常政务行为歪曲为“预谋叛乱”，为最终判决提供依据。

1951年11月13日，当“国防部”秉承旨意将《徐会之案签呈》呈递到蒋介石办公桌上时，蒋介石直接在签呈上写下“应即枪决可也”，并特别注明“死要见尸”。

1951年11月18日是徐会之行刑的日子。

行刑前夜，徐会之向看守索要纸笔，画完最后一张台湾海岸炮位坐标图后，将铅笔芯嚼碎咽下 。台湾“国防部”2023年公开的《马场町刑场记录》显示，徐会之临刑前提出了三个要求——1. 面朝北安葬：“我要看汉口的方向” ；2. 保留军装：“这是我作为军人的尊严”；3. 哼唱《洪湖水浪打浪》：“让家乡的旋律陪我上路” 。

徐会之被杀害后，遗体被草草掩埋于山林之中，其真实身份长期未被公开。1985年，国家民政部、安全部经过审查，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确认其在隐蔽战线的杰出贡献，1996年，经过家属辗转努力，遗骸终于被迎回祖国大陆。

董必武说：“他是中共谍王，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台湾朋友。”

徐会之牺牲前，在给儿子徐光武的遗书中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的名字或许会被历史掩埋，但长江不会忘记，那些为两岸统一而流淌的鲜血。”

徐光武回忆：““父亲留下的只有两句话——‘永远跟党走’、‘不要给组织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