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如果她不给蔡孝乾办事，大家都不会出事！

说起1950年那场台湾地下党的大祸事，总有人觉得朱枫帮蔡孝乾办那张出境证就是个大坑。要是她当时咬牙不帮这个忙，说不定整个情报网还能多撑一阵子，不会那么快全崩盘。历史就是这样，表面上看是小事一桩，实际上牵一发动全身。朱枫这个人，本来是华东局派去台湾的特派员，任务简单明了，就是从国民党那边搞情报送回大陆。

她1905年出生在浙江镇海，家里条件不错，早年就接触革命，1949年11月27日化名朱谌之从香港坐船到基隆港，名义上探亲，实际是接头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吴石1900年出生，福建闽侯人，在国民党军中混得风生水起，但暗地里早为中共做事，手里握着台湾防务的要紧资料，比如战略防御图和舟山驻军表。这些东西对解放军打仗用得上大用。

蔡孝乾呢，1908年出生在福建龙溪，参加过长征，是台湾工委的书记，负责岛上地下党的统筹。本来他应该是朱枫的上级，情报要通过他转手。可这人私底下问题一大堆，挪用经费过奢侈日子，还跟自己14岁的小姨子马雯鹃搞出不当关系，怕事发就想着把人送走。

1950年1月初，他找上朱枫，说岛上不安全，得给马雯鹃办张去香港的出境证，用化名刘桂玲。朱枫本来犹豫，因为吴石身份太敏感，随便签文件容易留把柄，但蔡孝乾是工委一把手，按组织规矩她得配合，就这么答应了。她转头找吴石帮忙，吴石也觉得不稳，但最后还是签了，让副官聂曦去办手续。这张证办下来，朱枫交给蔡孝乾，本以为就此了事，谁知道这成了后来特务追查的突破口。

事情坏就坏在蔡孝乾身上。他这个人，经不起考验。1950年1月29日，他在台北被国民党特务抓了。抓捕后没扛几天，就假装投诚，说要带路抓更大鱼，半道上溜了，躲到同情者黄天那儿。可没藏多久，黄天也落网，把蔡孝乾的藏身地供了出来。第二次被捕是1950年4月27日，这次他彻底扛不住了，把知道的全抖了出来，包括那张出境证的细节：谁签的，谁办的，化名叫啥。

特务顺着档案一查，找到吴石的签名和聂曦的手续记录，又从蔡孝乾那儿拿到一张十元新台币，背面有朱枫女儿家的电话，这下证据链齐了。本来蔡孝乾第一次被捕时，特务从他身上搜到笔记本，里面有“吴次长”的字样，就已经开始怀疑吴石了，但出境证这事成了铁证，直接把朱枫、吴石和聂曦连成一线。

吴石那边，得知蔡孝乾出事，马上警觉。1950年2月4日，他给朱枫一张特别通行证，让她赶紧去舟山找顾孙谋接应。顾孙谋是存济医院院长，也是地下党的人。朱枫拿着证件跑去舟山，住进缪家路15号，可那儿早戒严了，国民党扔了12万兵力守着，海上有巡逻艇到处转，渔船根本出不了港。顾孙谋试着联系了几次，都没成。

结果1950年2月18日，朱枫在舟山被抓，押回台湾。吴石是3月1日落网的，之后陈宝仓和聂曦也相继被捕。整个过程，蔡孝乾的叛变像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倒下就把后面全带翻了。他供出的不光是出境证，还有地下党名单，导致1800多人被抓，上千人丢了命，台湾工委几乎全军覆没。

要是朱枫当时没帮这个忙呢？出境证这环节没了，特务就算从蔡孝乾笔记本里看到“吴次长”，也得花更多工夫查证，不会那么快锁定证据链。朱枫的任务本来是单线联系吴石，情报通过海轮送大陆，蔡孝乾那边只是名义统筹，不用掺和私人事。可她太讲组织纪律了，以为帮上级就是帮同志，结果帮了个叛徒。

蔡孝乾这人，从根上就烂了，早年参加革命没错，但到台湾后心思全歪了，经费拿来挥霍，还干出那种事，叛变时连小姨子都要求接到监狱陪他，条件低到让人看不起。历史资料显示，他叛变后在国民党情报机构混到少将，活到1982年，74岁才死，没遭清算，就这么苟活了下去。

地下工作本来就刀尖上舔血，信任是基础，但盲信就危险。朱枫的错误在于没多问一句，没多想一层，为什么一个书记要急着送小姨子走？组织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她要是拒绝，说不定蔡孝乾自己找别的路子，不会把她卷进去。吴石也一样，本来情报线稳稳的，因为这张证暴露了。

他在狱中受电刑，左眼瞎了，临死写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这诗透着无奈，但也说明他到最后都没后悔选择。ただ，收场太惨了。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半，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朱枫、吴石、陈宝仓、聂曦四人被枪决。朱枫中了七枪，倒地时还喊口号。事后他们的骨灰散落，朱枫的直到2010年才从台湾找回，因为登记时写错成“朱湛文”，史学家翻档案才对上号。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起来，他们的塑像并排立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