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商周41 ：殷都迎来征服者

1、牧野之战次日，武王率联军进入殷都，手持缴获的商纣王太白旗整编队列，接受诸侯跪拜，以“揖礼”确立盟主权威。此举既延续盟津会盟的政治符号，又通过仪仗细节（如军旗、礼仪）完成从“西土伯长”到“天下共主”的身份转换，迫使西土邦君承认周族的统治地位，为接收商朝遗产奠定仪式基础。

2、纣王登鹿台自焚，身裹宝玉行最高规格献祭，实为践行商人“王即祭品”的宗教传统——成汤曾欲自焚祈雨，纣王则将自身作为献给上帝的终极礼物，试图以神性转化逆转败局。周人将此诠释为“自绝于天”，却不得不以“射三箭、斩其首”的巫术仪式解构其神性，悬挂头颅于军旗以消解商民抵抗意志。

3、武王抵达殷都郊外，面对列队迎候的商朝显贵，以“下拜答礼”换取商族臣服。此举动虽被后世质疑“不合礼法”，实则是对商族势力的战略妥协——商族规模庞大且内部分化未明，武王需借助其力量平定全境，故以低姿态争取旧贵族支持，避免激发大规模暴动。

4、武王在商社举行王朝更迭仪式，以商人礼仪官宣纣王罪状，强调“变革殷命”乃上帝意志。仪式中，周人武士簇拥武王，商人贵族执祭品，形成“周主商从”的权力隐喻。通过模仿商朝祭祀程序，周人将自身嵌入商文化宗教逻辑，以“合法继承者”身份完成天命转移的神学论证。

5、武王对商贵族发表《商誓解》，以商族语言和宗教思维宣称“周族崛起乃上帝借后稷赐谷之恩”，将灭商归因于纣王个人罪恶，强调“唯诛独夫，惠及百姓”。此讲话刻意模糊周族与商族的文化差异，借用商朝“天命靡常”观念为伐商正名，既瓦解商民抵抗心理，又为后续“以商治商”埋下伏笔。

6、灭商后，武王派吕尚等将领率军肃清殷都周边，宣称“灭九十九国，服六百五十二国”，斩首十一万、俘获三十余万。数字虽含夸张，却反映周人通过短促突击控制商核心区的策略——以“闪电战”瓦解族邑抵抗，利用商朝“族兵制”分散性弱点，快速确立黄河以北统治，为分封制奠定地理基础。

7、武王在商王田猎区举行大规模围猎，猎获虎、犀、熊等野兽数千，模仿商王“武力炫耀—震慑四夷”的统治仪式。此行为既是对商文化的象征性征服，又通过展示军事能力（如战车驾驭、武器使用）强化西土邦君对周族武力的敬畏，延续“强者为尊”的上古政治逻辑。

8、武王在殷都周庙举行连续七日的燎祭，以一百名商“大亚臣”、四十名氏族首领及纣王死党为祭品，行“废祭”（砍断肢体）、烹煮、焚首等仪式，规模堪比商王武丁。此举暴露周人对商人宗教的深度继承——以人牲取悦上帝，借商文化仪式巩固新王朝合法性，同时通过屠杀商精英震慑潜在反抗。

9、武王保留商王朝名号，立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为商王，同时派管叔、蔡叔、霍叔驻殷都周边为“三监”。此安排既顺应商族“国祚不绝”的传统观念，又以宗族武力监控商核心区，形成“以商治商—以周制商”的双重治理模式，试图调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

10、箕子作为商王室核心成员，因曾与文王暗通款曲，未被纳入新商廷权力体系，反而被“分封”至辽河流域（疑似朝鲜）。此处置既避免其利用威望煽动商民，又以“不臣之封”彰显周人“仁德”，实则是对商朝旧贵的预防性流放，反映周初权力斗争中“可疑者必远之”的残酷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