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说马（5）：南阳灰陶马，竟然是国宝铜奔马的前身？

南阳博物院的恒温展柜中，一束柔光落在一尊灰陶马身上。没有金银器的璀璨夺目，没有玉器的温润细腻，这尊不起眼的陶塑，却让无数考古学家驻足沉思，它为何能被学界称作“铜奔马前传”？

为何能多次跨越山海，代表中国陶塑艺术走向世界？当目光穿透千年的陶土斑驳，那些被时光尘封的密码，正顺着它的肌肉纹理，缓缓浮现。

白描其形，方见其神。高68厘米、长66厘米的身躯不算恢弘，却自有顶天立地的气度：两耳直竖如削，不似凡马的耷拉绵软；鼓目圆睁，眸中似盛着西汉的长风，藏着未散的锐光。

张口微嘶，仿佛下一秒便要冲破展柜的桎梏，踏响千年的蹄声；前腿直立如柱，稳稳撑起一身筋骨，后腿微曲蓄力，似待发之箭，哪怕历经两千余年的岁月侵蚀，昂首翘尾间的蓬勃活力，依旧未减分毫。

提起汉马国宝，世人最先想到的，必是“三足腾空踏飞燕”的东汉铜奔马。那抹灵动飞腾的身影，是汉代艺术的巅峰象征，可很少有人追问：这份惊艳世界的浪漫，从何而来？

答案，就藏在南阳这尊灰陶马的身上。上世纪80年代，学界在对比铜奔马与南阳陶马的造型时，有了惊人发现：铜奔马昂首嘶鸣的姿态，与陶马如出一辙；铜奔马饱满紧绷的肌肉线条，在陶马的躯干上能找到精准的原型；就连铜奔马眼中的锐光，都与陶马鼓目含神的刻画一脉相承。

唯一的不同，是铜奔马将陶马的“静态蓄力”，升华为“动态飞腾”，完成了从现实到浪漫的跨越。

素描其工，方知其珍。这尊陶马采用模制与手工捏塑结合的技法，先分部件塑形，再粘接成胎，而后用堆、贴、刻、画等手法，一点点雕琢出肌肉的纹理、骨骼的起伏，没有多余的装饰，却将马匹的矫健与灵动，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种“形神兼备”的写实理念，正是铜奔马写实基因的源头，它如同一座基因库，为百年后的铜奔马，埋下了美学的种子。

更令人惊叹的是，陶马的造型，还藏着汉代的强国密码。汉武帝时期，西域“天马”尚未大规模引入，中原马种依旧保持着躯干壮硕、四肢稳健的本土特征，这与陶马的体态高度契合。

《汉书·食货志》有云：“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这尊陶马，正是汉武帝“马政兴邦”的实物见证。

而铜奔马修长的四肢、挺拔的体态，则是西域良马与本土马种杂交后的艺术呈现。从南阳陶马到武威铜奔马，一匹马的演变，竟是汉代“天马东来”的鲜活注脚。

谁也不会想到，这尊从苏家大坑偶然出土的陶马，日后会走出国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它没有铜奔马的赫赫威名，却凭着一身质朴的写实风骨，两次奔赴日本，在东京、奈良、九州国立博物馆巡回展出；后来，它又亮相卢森堡国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让海外观众透过这尊西汉陶塑，读懂中国古代养马文化与雕塑艺术的魅力。

记得在日本展出期间，有日本学者曾久久驻足在陶马前，感慨道：“从未见过如此写实的汉代陶马，它的每一寸肌肉、每一个神态，都仿佛在诉说着两千多年前的故事。” 而这，正是陶马的魅力所在。它不事张扬，却以最本真的姿态，跨越了语言与时空的隔阂。

更鲜为人知的是，陶马的身上，还藏着丝绸之路开通前的文明交流伏笔。

它“昂首翘尾”的姿态中，隐约可见北方游牧民族对马匹审美的影响；而同时出土的牵马俑，身着胡服，神态憨厚，更暗示着汉代“胡汉杂居”的社会图景。

这种多元融合的特质，最终在铜奔马身上凝聚为“天马踏燕”的浪漫想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巅峰象征。

后来，央视新闻聚焦报道了这尊陶马，它的名字，才被更多人熟知。人们这才发现，这尊看似普通的灰陶马，早已超越了文物的单一属性。它是汉代陶塑艺术的巅峰代表作，是铜奔马的艺术前身，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为何这尊陶马能被称作国宝级文物？答案，藏在它的稀缺性与权威性之中。

汉代陶马虽有出土，但能同时兼具“形体硕大、细节完整、伴出牵马俑”的实例，寥寥无几。

这尊陶马高68厘米、长66厘米，形体硕大，且保存完好，马首表情、肌肉弹性的精细刻画，堪称研究西汉陶塑工艺的“活化石”。

更重要的是，它与东汉铜奔马“国家一级文物”的地位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一同见证着汉马文化从奠基到巅峰的千年跨越。

如今，它依旧静静伫立在南阳博物院的展柜中，两耳直竖，鼓目含光，仿佛还在等待着人们读懂它身上的密码。

它没有铜奔马的惊艳与张扬，却以一身质朴的风骨，承载着汉代的强国梦想，见证着汉马文化的千年传承，更诉说着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动人故事。

这尊汉代立姿灰陶马，从来都不是一尊普通的陶塑。它是铜奔马的前世，是汉代的缩影，是跨越千年的文化使者，更是藏在灰陶里的中华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