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两千年的历史舞台上，一个现象长久地引人深思：雄踞东亚大陆的中国王朝，几乎从未主动对日本列岛发动过征服战争；而隔海相望的日本，在其力量初具规模时，却屡次将侵略的矛头指向西边这个庞大的邻国。这并非偶然的历史误会，其背后是两国截然不同的文明逻辑与战略选择。

一、 历史的铁证：日本侵华罪行录

首先，让我们回顾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事实。日本的西进野心，绝非始于近代，而是贯穿其历史的一条暗线。

自明初起，日本浪人与海盗组成的“倭寇”便长期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嘉靖大倭寇”为祸最烈，烧杀抢掠，造成巨大灾难。至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野心急剧膨胀，竟发动了旨在征服大明的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年）。他妄图“假道入明”，甚至计划“迁都北京”，其大陆扩张的野心首次暴露无遗。

进入近代，日本的侵略变本加厉，手段更加系统、目标更加明确：

1894-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朝，迫使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及澎湖列岛，索取巨额赔款。

1900-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出兵最多，扮演了镇压义和团的主力角色。

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置于其控制之下，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并扶植伪“满洲国”，开启了局部侵华战争。

1937-1945年，全面侵华战争：发动“七七事变”，掀起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大地上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无数惨案，犯下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是中华民族永久的伤痛，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无法抵赖的历史铁证。

二、 正义的谴责：军国主义的反人类本质

面对这段历史，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必须发出最强烈的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绝非简单的“国家利益冲突”，而是军国主义思想主导下的、极具疯狂性与残酷性的反人类罪恶。

其暴行体现在三个层面：

1. 计划的预谋性：从丰臣秀吉到“大陆政策”，再到“田中奏折”，日本的侵略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有着长期、系统的战略规划，处心积虑，步步为营。

2. 手段的残忍性：从南京大屠杀到“三光政策”，从731部队的活体实验到强征“慰安妇”，其暴行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展现了极致的野蛮与残忍。

3. 逻辑的强盗性：它效仿西方殖民主义的弱肉强食，并炮制出“大东亚共荣圈”等谬论，将自己的侵略行径美化为“解放”亚洲，这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智商的极大侮辱。

我们必须正告那些至今仍在试图歪曲、否认这段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历史的真相不容抹杀，受害国的记忆不会褪色。对历史的反思深度，决定着一个民族能否真正走向未来。

三、 深层的叩问：历史逻辑的根源何在？

在谴责之后，我们更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何会形成这种“中国不东侵，日本却屡犯华”的历史模式？其深层根源在于两国迥异的地缘环境与文明心态。

1. 大陆文明 vs. 岛国心态：截然不同的战略视野

古代中国作为典型的大陆文明，地大物博，其核心威胁历来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长城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防御性战略的象征。中国的“天下观”体系，核心是“怀柔远人”，追求“四夷来朝”的文化向心力，而非领土征服。对于隔海的日本，中国历代王朝大多视其为“东夷”，只要不威胁中原，便缺乏跨海征服的兴趣和动力。

而日本作为资源有限的岛国，其心理深处存在着深刻的 “岛国焦虑” 。一方面，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催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另一方面，狭窄的生存空间又激发了其向外扩张、寻找“大陆”的冲动。这种焦虑感与其古代形成的“神国”优越感相结合，一旦实力允许，便会转化为强烈的外向攻击性。西进中国大陆，成为其突破生存瓶颈的天然战略选择。

2. “稳定守成” vs. “机遇扩张”：对力量变化的不同反应

在古代大部分时间，中日力量对比悬殊，日本多以“学生”身份仰视中国。但历史的拐点出现在19世纪。当中国（清）和日本同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两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脱亚入欧”，实现富国强兵。力量对比一旦逆转，日本长期被压抑的扩张野心便急剧膨胀。它看到的不是与邻国共同发展的机遇，而是趁你病、要你命的“天赐良机”。甲午战争正是其利用清朝衰弱进行的一次“豪赌”和“投机”。

反观中国，即使在郑和下西洋的鼎盛时期，也未曾想过建立海外殖民地。这种战略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即使强大，也倾向于维护区域稳定；而日本一旦强大，则更容易走向武力扩张的道路。

3. “以德化人” vs. “社会达尔文主义”：文明价值观的异化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强调“仁政”、“王道”，倾向于以德服人。而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全盘接受了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种思想与本土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形成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混合体：它将侵略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法则，将为侵略服务的残忍和牺牲美化为“英勇”和“忠君”。

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其核心就是与落后的亚洲“恶友”划清界限，并效仿西方列强的方式对待他们。这套理论彻底抛弃了东亚传统的儒家伦理，为侵略行为提供了“文明”的借口，造成了巨大的道德灾难。

结语

回顾这两千年的历史轨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被侵略的屈辱史，更是一面映照国家战略、民族性格和文明选择的镜子。它警示我们，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善意，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团结与战略的清醒，才是捍卫尊严与安全的根本。

同时，这段历史也向全世界提出了一个关乎未来的命题：一个国家的强大，究竟应该用于维护和平、共同发展，还是重蹈霸权扩张的覆辙？答案，关乎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