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铁血反腐：功劳再大，贪污一分也不行！

毛主席一生对腐败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

他常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

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他把防止干部腐化变质看作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不仅严惩贪腐行为，更注重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

早在1932年中央苏区时期，就发生过一起震动苏区的贪污案。

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私贩物资，还收受贿赂。有人替他说情，认为他是老党员、有功劳。

毛主席知道后态度坚决，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审判，谢步升被判处死刑。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贪官。（此事记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注释中，也见于谢觉哉的日记和回忆文章。）

此后几年，毛主席继续坚持这一原则。

1934年，于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仕祥等人虚报赤卫队员人数，冒领军饷，并倒卖军粮牟利。

案件查实后，毛主席批示：“此风不可长，必须严办。”刘仕祥等三人被依法判处死刑。

（这件事载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当时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的何叔衡亲自督办此案。）

到了延安时期，条件艰苦，但毛主席对干部作风要求更严。

1941年，陕甘宁边区一位司务长因贪污公款被查处。有人觉得金额不大，建议从轻处理。

毛主席却说：“小贪不除，必成大贪。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他主张严格纪律，教育干部。这一时期，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脱离群众、以权谋私的不良作风。

谢觉哉时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他在《谢觉哉日记》里多次提到毛主席对“官僚习气”“特殊化”的批评，强调“干部要和老百姓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

1942年，延安又发生一起典型案件：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利用职权贪污公款3050元（边币），数额巨大。

肖是老红军，身上有90多处伤疤，曾立过战功。案发后，许多人求情。

毛主席得知后说：“我党有功人员犯法，更要从严处理，否则纪律何在？”最终，肖玉璧被依法判处死刑。

这件事在《解放日报》1942年1月5日头版报道，标题为《廉洁政治不容贪污分子存在》，并引用毛主席的话强调“功不抵过”。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干部开始滋长骄傲自满情绪，有的甚至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毛主席对此高度警觉。

1951年，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贪污案发。两人在短短两年内贪污公款折合相当于当时1700多两黄金。此案震惊全国。有人提出，二人是老红军，立过战功，是否可以不杀？

毛主席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52年2月，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判处死刑。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回忆说，毛主席当时“下了很大决心”，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党就无法向人民交代”。

此案的严肃处理，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警示教育作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2年“三反”运动期间，毛主席还亲自过问了另一案件。原东北人民政府粮食局局长王宗琪等人集体贪污巨额粮款，涉及金额巨大，影响恶劣。

毛主席批示：“此类案件必须彻查到底，绝不姑息。”王宗琪被依法判处死刑。

此外，1954年，湖南省一位县委书记因挪用救灾款修建私人住宅被举报。

毛主席看到报告后批注：“救灾款是救命钱，动一分都是犯罪。”该干部被撤销职务并交司法机关处理。

毛主席不仅严惩贪腐，更注重制度建设。

他推动建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1955年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他还多次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反对脱离群众。

1957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这些话后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生活中，毛主席对自己要求极严。他从不接受礼品，身边工作人员想给他改善伙食，他都不允许。他的衣服补了又补，一件睡衣穿了20多年。

这些细节，在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中有真实记录。他常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以上案例均发生于特定历史时期，反映党在不同阶段加强自身建设的努力。

总的来看，从苏区到延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腐败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无论是老党员、战斗英雄，还是高级干部，只要触犯党纪国法、损害群众利益，一律依法处理。他的做法，体现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立场。

这些历史事实，有大量档案、文稿和亲历者回忆为证，是今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