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系列讲座：西藏考古研究

#秋日生活打卡季#

讲座内容简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文物局的有力指导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推进田野考古工作，提升考古研究水平，充分发挥文物考古在正本清源、凝聚人心、强化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突出作用，取得了丰硕成果。

2018年以来，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引领，以“加大区域性考古力度，构建区域文化发展序列”为工作目标，紧紧围绕“西藏高原早期人类的起源与迁徙”“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区系类型”“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文化框架与早期复杂社会的起源研究”“吐蕃遗存考古调查与研究”等重大研究课题开展考古工作。西藏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水平正稳步提升，在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佛教考古、历史时期考古等领域均有重要发现，对于没有文字记录的西藏史前时代历史及其演进的研究，有了许多重大的突破性科学认识。

青藏高原腹地旧石器考古有了重大突破

人类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上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一直备受世界的关注。人类何时登上青藏高原，何时永久定居于高原，在怎样的情况下发展了适应高原史前生业经济，独特的高原文明及其社会运行机制，都是需要由考古学主导的多学科研究来回答的问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尤其是近十年以来，西藏旧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重大突破。长久以来，由于缺乏地层依据、年代数据的遗址，学界对西藏旧石器时代的认识仅来源于地表采集石器的技术特征、风格类型比对来做出判断，无法真正科学地了解西藏旧石器的年代、技术来源。2018年，发表了尼阿底遗址考古发现及其初步研究成果。确证该遗址是具有科学测年数据的首座西藏旧石器时代遗址，实证了人类在4-3万年前已登上了青藏高原腹地的藏北羌塘高原。该遗址的发现及其成果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仅靠推测和猜测来说明其年代的学术研究时代。这是西藏考古学史上值得彪炳史册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随后，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支持下，先后在狮泉河上游流域的阿里革吉县梅龙达普洞穴遗址，堆龙河上游流域的堆龙区尚嘎岗遗址发现了超过5万年到10万年的旧石器遗址。这些发现不仅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自治区境内的重大考古发现，而且完全改变了人们对高原史前人类的开拓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图景，更为我们研究人类如何适应高寒缺氧环境，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样本。

填补了西藏旧、新石器过渡时代考古的诸多空白

如果说尼阿底、梅龙达普、尚嘎岗证遗址明了人类在10万至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时，史前人类拓殖青藏高原腹地的话，那么西部阿里夏达错遗址的再度科学发掘，以及噶尔县切热遗址的新发现和发掘，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利用高原内陆湖泊和河流谷地资源系统来适应高寒缺氧的环境，不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高原史前人类的社会历史图景，而且为距今1万至5千年期间的全新世早期狩猎采集者开拓青藏高原的历史，提供了坚实的考古证据，同时填补了西藏高原考古缺乏距今1万年至5千年期间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的空白。

新石器考古，为我们展现了青藏高原腹地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格局”

过去十年间，在西藏东部、中部和西部新发现的波密县拉颇遗址、林芝县立定遗址、拉孜县廓雄遗址、康马县玛不错遗址、札达县格布赛鲁遗址、革吉县梅龙达普遗址等的考古发掘，填补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5千至3千年期间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空白，不仅在区位上为我们提供了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在发展阶段上展示了不同地理空间内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格局”。

康马县玛不错遗址是近年在西藏中南部腹心区域发现的一处非常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代表性遗址，遗存主体年代为距今4500-3000年，它是一处有别于卡若和曲贡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玛不错早期文化的人群以湖滨渔猎生业为主要支撑，兼有远程农作物的食物消费，为研究史前西藏社会历史提供了与河谷、草原生态环境完全不一样的多样性生业经济与生存策略方式。因其重要的学术、科学价值，被入选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早期金属时代考古，为我们勾勒青藏高原腹地“文明化”、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公元前1千纪至公元6世纪，在西藏考古发展阶段上被定义为“早期金属时代”，也是“西藏早期文明”发展演进的重要阶段。从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看，这一阶段在考古材料上表现的遗存主要是墓葬、岩画、纪念性石构遗迹、建筑遗址等。

这一阶段，在广阔的羌塘高原湖盆与草原上，西部阿里荒漠山地和河谷绿洲比较常见的遗存是与游牧或农牧人群密切关联的岩画、纪念性石构遗迹和墓葬。而在藏东高山峡谷，藏南宽谷湖盆河谷区域内的常见遗存是与农耕定居人群有关的大量墓葬，以及畜牧相关的少量岩画。从数量可观的墓葬发现来看，这一阶段西藏高原的各个区域内人口分布密度明显增加；随葬品反映的社会阶层差异及权力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明显；不同生态环境下形成的区域文化的发展内动力越来越强，由高海拔游牧人群和低地河谷农人留下的各类遗迹，为我们探讨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西藏古代社会中出现的“邦国”、“小邦”时代的复杂化社会或者“权力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实物）资料。

史前西藏，从来不是“孤岛”一座

从距今10万年到距今5千年前，高原上生活的狩猎采集者与中国北方旧石器狩猎采集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距今5至3千年前，依靠成熟的粟作、粟麦混作、渔猎和狩猎、畜牧业生业经济的人群，开始永久定居于高原的各大河谷，出现高原最早的村落，文明的曙光已经到来。距今3至1.4千年前，麦作农业和牛羊为主的农牧经济，成为西藏高原的主要生业模式，考古学文化更加多元化，社会组织结构变得复杂，以地区不平衡性特点开始萌生实体政权；距今1.4千以后，青藏高原出现统一的吐蕃政权。

从史前时代到历史时期的西藏考古证据中，始终贯穿着西藏与祖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了西藏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众山环抱的雪域高原，自古至今以多元和开放的态度迎接八方来客

西藏高原的考古学文化表现出独特地域特征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与青藏高原以外古代人群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交流互动。从新石器时代的粟黍大麦小麦、绵羊山羊黄牛、玉制品、滑石珠、红玉髓等，到历史时期的桑蚕丝、王侯织锦、茶叶、围棋子、蓝绿地黄色联珠团花斜纹经锦纺织品和龟趺碑座等遗物，证明了西藏与周边地区一直保持着文化交流和物品互通的关系。西藏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在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上提供了实物证据，打破了之前普遍认为西藏高原因复杂地形、崇岭阻隔、高寒缺氧形成的封闭地理空间观念。

蓄势待发的高原考古，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

西藏考古工作收获凸显，不仅各类遗存的数量陡增，田野工作质量大有提升，多家单位、多学科联合参与田野发掘和研究的力量越来越强，逐渐形成考古工作的“西藏模式”。所获得的科学认识越来越丰富，课题意识、问题意识来统帅考古工作的自觉性越来越强化。我们坚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西藏考古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