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诺斯罗普的笔记

2024年新出生人口意外反弹，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正在逼近的现实，中国历史上两拨数量最庞大的人口，如今正集体步入晚年。

一场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即将到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两次婴儿潮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从动荡走向安定，土地改革让农民有了生活根基，工业建设开启了就业新渠道，医疗条件也逐步摆脱了旧社会的落后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次婴儿潮悄然到来，从1949年到1957年，累计有1.05亿新生命降生。

这些孩子长大后，成为了支援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在农田里、工厂中撑起了经济复苏的一片天。

不过，这波生育高峰在三年困难时期短暂中断，直到1962年，补偿性生育需求集中释放，更为庞大的第二次婴儿潮拉开序幕。

从1962年到1975年这14年间，每年出生的人口都超过2500万，1963年更是创下2700万的单年出生纪录，这一数字更是至今仍未被超越。

算下来，两轮婴儿潮累计贡献了超过4亿人口，这个庞大的群体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人口结构。

如今，第一次婴儿潮的人口已步入70岁以上的高龄，第二次婴儿潮的群体也陆续满60岁。

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无法逆转，当如此庞大的群体集中进入高风险年龄段，“死亡堆积”效应就变得格外明显。

随着更多60后、70后逐步迈入高龄，未来的死亡高峰还将更加突出。

如果说婴儿潮是死亡高峰的“基数前提”，那么医疗技术的进步则是让这个高峰“延后且集中”的关键因素。

医疗水平上升

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当时的主要死因是传染病和新生儿夭折，很多人根本活不到老年。

而到了2024年，人均预期寿命已接近79岁，翻了一倍还多，这背后是疫苗的普及、抗生素的应用，以及大型手术技术的成熟。

现在，天花、麻疹等烈性传染病已基本绝迹，婴幼儿存活率超过99%，青壮年因意外或疾病早逝的比例也大幅下降。

医疗进步把死亡从各个年龄段“推”向了老年，使得死亡风险高度集中在70岁以上。

同时，疾病谱的变化也加剧了这种集中性——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病成为主要死因，而这些疾病的高发群体正是老年人。

仅心脑血管疾病一项，就占了老年死亡原因的40%以上，加上癌症的贡献，老年群体的死亡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除了这些之外，年轻人越来越少，死亡和生育不平衡，而这背后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死亡生育不平衡

上世纪70年代，为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后政策更为严格。

这一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1980年人口增长率就从1971年的2.7%降至1.2%，但也直接导致了年轻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

到202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突破20%，意味着每5个人中就有1位老人。

人口金字塔彻底从“底宽顶窄”变成了“头重脚轻”，2024年新生儿数量仅954万，而死亡人数达1093万，一减一增之间，人口总量首次出现明显下降。

如今，再加上高房价、高教育成本、激烈的职场竞争，让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现在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在一线城市的平均成本超过80万，这还不包括买房等隐性支出。

很多年轻人直言“连自己都养不起，不敢生孩子”，导致总和生育率已低于1.1，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2.1的警戒线。

生育意愿低带来的不仅是新生儿减少，更是养老负担的加剧。

“421家庭模式”已成为常态：一对夫妻要赡养4位老人，还要抚养1个孩子。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立养老院的床位需要排队数年，私立养老院每月费用动辄上万，而多数老人能接受的月费在5000元以内，供需差距巨大。

很多年轻人不得不一边打拼事业，一边远程协调父母的养老和医疗问题，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让他们不堪重负。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在现在小区里的老年活动中心越来越热闹，医院的老年科病房常常满员。

所以，现在年轻一代面临的困境，更需要被看见、被回应。

毕竟，人口变迁的本质是生命的传承与延续，唯有以系统性的应对，才能让每个阶段的生命都绽放应有的光彩，这正是社会发展最深厚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