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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赫海

编辑|赫海

《——【·前言·】——》

1950年的台北，政治局势如压抑的阴云，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军法局的大楼灯火通明，一份份文件被送上桌案。那一年的卷宗里，有四个名字被反复提起——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

三个月后，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同一份执行令上。吴石是军中高级将领，聂曦曾是他的副官，后来职务更换，却仍被列入同案。

隐藏在军中的那条秘密线

1949年秋，吴石抵达台湾。这位福建出身的高级军官，此时任国防部参谋本部中将参谋，兼掌机要事务。他熟悉军情系统，接触核心文件，表面上沉稳谨慎，生活规律，但在暗地里维系着一条隐秘的联络线。这条线后来被称为“密使一号”。

吴石并非仓促行事。他早在抗战后期就与一些旧识保持往来。1949年夏，局势急转直下，他被调赴台湾，表面上是延续任职，实际上暗线随之迁移。他清楚，这条线必须依靠熟悉的人维系。

当时与他最亲近的下属之一是聂曦。聂曦出生福建，毕业于军政学堂，曾任吴石副官，负责文件、通信和联络事务。1948年后，因人事调整，他调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后又转任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职位看似普通，却能接触到各种行政文件和内部通信。这种身份，正是吴石所需要的。

吴石在台北建立一个小规模的情报小组。成员不多，主要有陈宝仓、聂曦、朱枫几人。陈宝仓任国防部史政局秘书，负责文件整理；朱枫，原名朱谌之，从上海到香港，再辗转台北，担任外部联系人。聂曦在内部负责传递、掩护与文件管理。

情报线的运作方式简单却严密：吴石获取文件，陈宝仓复写或摘录，聂曦负责递送、传达或交由交通员，再由朱枫经香港递送。文件内容涉及部队编制、军政部署、岛内军事工程、驻防布置等。每一份文件都用编号、签押和特殊暗记处理。

那时，岛内的政治氛围日趋紧张。特侦系统扩张，监控深入军政机构内部。港澳联络点多次被截断，通信风险倍增。吴石明白，一旦暴露，整个链条都会被拉出。他要求各环节减少联系，文件交接必须口头确认，不许留痕。

风险仍在扩大。1949年底，浙江沿海的交通线被切断。台省工委系统遭破获，外线传递多次失败。部分文件被扣押，部分人员失联。 这意味着，吴石情报网的外部防护已经出现裂缝。

尽管如此，吴石并未收手。他判断形势仍可挽回。年底前后，他仍通过内部渠道传递数份情报文件。聂曦照常在史政局内签批、传递公文。那时，他的身份已经不是吴石的副官，但与吴石保持着频繁接触。文件往来多以“借阅”或“转呈”为名。职务关系虽然改变，但组织关系未断。

1950年初，局势急转。岛外已有多起案件暴露，台湾方面的侦防机构开始对军政高层展开排查。重点是国防部、参谋本部、海空军司令部等部门的情报安全。吴石所在的系统被列入重点对象。

此时，小组的外部联系人朱枫在定海被捕。她随身携带的文件被查扣，其中部分文件内容与台湾防务相关。卷宗移送台北，侦查线索迅速汇总。多个名字被标注在同一份报告上。 其中就包括吴石、陈宝仓、聂曦。

侦查机关立即行动。2月中旬，聂曦被捕。他当时正在史政局办公室处理公文。调查人员进入办公室，查封文件柜，扣押印章和公文袋。行动迅速而安静。案卷记录为“1950年2月15日，逮捕聂曦”。这一刻，案件的方向已经无法逆转。

一封被截的信，撕开整个岛的秘密

1950年初，外部系统率先出事。浙江沿海地区的一名交通员被捕，牵出朱枫。她在押解途中被带到台北。那时，吴石尚未察觉危险。朱枫的案卷中，已经出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陈宝仓、聂曦。

2月间，聂曦被捕。那天傍晚，他正在史政局处理文件，军警进入办公室，带走文件柜和印章。整个过程极快，没有争执。从那一刻起，案件的方向已不可逆转。

调查开始后，侦查部门根据线索逐步梳理情报网络。文件里出现了相同的传递路径：文件由吴石交付，陈宝仓整理，聂曦传递，朱枫递交。各环节清晰。侦讯持续数周，卷宗不断增加。

侦查意见书上写着：根据朱谌之及聂曦等人供称，吴石涉及将军事机密文书交付境外。
这份意见书成为3月1日晚行动的依据。

当天夜里，吴石被捕。行动由军情机关执行。沈默、迅速，没有波折。几小时后，他被押送到看守所。案件由军法局接管，四人正式并案审理。

在接下来的审查阶段，军法局组成专案小组，调阅文件、比对证据。聂曦的笔迹、文件编号、信封来源，都成为证物。调查人员发现，部分文件的编号出自史政局的内部档案。那是聂曦的职务范围。他虽不再是副官，却仍是文件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月下旬，军法局初步拟定罪名：“共同将军事秘密文书图表交付。”
罪名确立后，卷宗转入审判阶段。审理过程简短，庭审合议庭仅开一次。

档案深处，那一枚印章决定生死

1950年初，岛内的政治空气骤然紧绷。外部情报系统接连暴露，浙江沿海交通线被截，数名交通员落网。由此牵出的案件，迅速延伸到台北。朱枫在定海被捕，身上携带的文件被查获。那些文件的编号、印章，与台湾防务资料完全一致。侦查机关据此判断，泄密源头就在岛内军政系统之中。

2月中旬，聂曦被带走。那天，他仍在史政局办公室处理文件。侦防处人员直接进入办公室，查封柜档，带走公文袋和印章。行动干净利落，没有通知，也没有解释。随即，他被移送军法局侦查处。

侦查处随后调阅史政局档案清册，对照编号。结果显示，部分外泄文件的编号确出自史政局内部登记系统。文件登记员签名为聂曦本人。这一证据几乎坐实他仍在参与情报传递。

3月1日晚，行动扩大。军方根据侦查意见书中“根据聂曦及朱谌之供述，将吴石扣押”的条目，执行抓捕。吴石在台北寓所被拘。侦讯中，他被指为情报小组主导者。案件自此成定局。

随后一个月，军法局加紧调查，调阅国防部、史政局多项档案进行比对。调查人员确认，泄露文件均出自吴石所掌管的情报汇总室与史政局档案科。聂曦负责的总务组正是文件传递与复印环节。虽然他已不再是吴石的副官，但他在工作体系中的便利地位，使他成为联络中枢。

4月，侦查结案。军法局在报告中认定：“聂曦任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能直接接触机要文件，实参与交付。”同月案件移送合议庭，四人并案审理。

那年5月30日，判决书下达。吴石、陈宝仓、聂曦被定“共同交付军事秘密文书图表罪”，判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朱枫以“意图破坏国体”同判死刑。军法主文中写道：“聂曦虽非吴石副官，然仍为情报系统联络员，与共谋人参与交付，罪情重大。”

至此，案情的链条完全闭合。聂曦失去副官职务，却未脱离吴石掌控的情报网络。他的名字，最终被写入那份判决书，与吴石并列。

枪声响起之前，名字已被写进命运

1950年6月10日凌晨，台北马场町。警备总部设立封锁线。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被押解至刑场。四人同日执行。
现场简短，过程被严格记录。文件编号、执行时间、签发人、见证人一一记入。

案卷结尾只有几行字：“于午前九时，执行毕。”
此后多年，卷宗封存。直到档案公开，人们才重新看到那份侦查意见书上的关键一句——“根据聂曦及朱谌之供述，将吴石扣押。”

这句文字引发了长期争论。有人认为聂曦在严刑之下无奈供述，也有人指出，在当时的侦讯逻辑中，这只是笔录程序的惯常表述。但无论如何，他的名字在卷宗上已与吴石连在一起。

聂曦案的归档页显示，他被视为情报组的重要成员，而非附属。军法局认定其“任职便利，能直接接触机要文书”，对外传递路线明确。其“虽职称变更，仍负联络之责”被列入判决理由。

在同案卷中，附有一页财物清单：几件军服、一只手表、一支钢笔、一叠笔记。那支笔的笔迹曾出现在多份机要文件上。它成了证据，也成了他最后的物件。

从情报关系到共同犯罪，从职务变动到连带牵引，所有过程都在军法体制内完成。没有戏剧化的供述，也没有曲折的阴谋。聂曦的被捕，是制度运作下的必然结果。

当局记录中提到，侦查人员在结案总结中写下：“案件核心已明，组织链条全破。” 这句话标志着案件的终止，也意味着这条情报线彻底断裂。

吴石被捕时，聂曦确实已不是他的副官。但情报工作从来不以头衔划界。他仍在那条线之内，仍掌握文件出入，仍被认定参与“共同交付”。于是，当吴石的案卷被打开时，聂曦的名字也被写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