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柔肠丨酒曲长河十八弯

囗 鲁 川

酒，这款氤氲千年的酉时三滴销魂水，从其发明诞生之日起，就在褒贬激荡的争议中流走。

《说文解字》言：“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说的是史上第一位美女酿酒师仪狄，因酿得一款绝佳琼浆玉液反被明君大禹所疏远。此说飘在历史风影里虚实难辨，但无可否认这一心念或许是历史上最早的“禁酒令”思想萌芽。明智的禹王担心后世会因酒误身、迷途、亡国。

但另一位传说中的酿酒工程师杜康就幸运得多。“吃人家嘴短”的曹操力推他的手艺，借着酒劲为他代言。一曲《短歌行》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句，使其名垂千古。陕西白水县至今还保留着杜康庙，每逢酿酒时节，仍有酒业匠人前往祭拜。

相对于上述二人酿酒相对实证的记述，现代考古发现，其实早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有陶制酒器存在，可见酿酒技艺远比他们的传说更为古老。

到了奔逸的、艺术自觉性超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酒从祭祀用品逐渐转变为文人雅士的灵感催化剂。最著名的当属竹林七贤和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前一伙号称七怪，后一个团队达四十二人之多。七怪们在刘伶怂恿下，天天除了喝酒就是手伸到衣服里搓灰，盲摸扪扑逮虱子，再就是 对“啸”山林，气冲竹海，借坦荡胸襟青史留名。王逸少对酒的态度则是浅尝辄止，意在借酒曲通“道”、修仙、守神。永和九年三月初三，他携四十余位名士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修禊仪式，沿溪而坐，羽觞随波漂流，停在谁面前谁就饮酒赋诗。史载，这次聚会诞生了三十七首诗作和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酒的浇灌下靠文字打败了时间。

在唐朝，诗人李白将酒文化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他的小迷弟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记录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态，栩栩如生呈现了“谪仙”素太白狷介。就凭他在都城长安醉写《清平调》炫酷的高光时刻，杨贵妃亲自为其磨墨，玄宗皇帝移驾屈身为他调制醒酒汤。一生与酒为伴的李白，直到离世的最后那一刻，都在借酒气加持倚着船舷打捞长江里的流月。奈何月光与大江勾连，将这位千古奇才和他的千秋大梦醉沉江底，一任后人把酒酹长风。

酒一路流淌到宋代，才出现了“蒸馏法”酿酒技术的重大突破。北宋的田锡《曲本草》记载了用葡萄蒸馏烧酒的方法步骤，这估计是我国高废白酒的雏形。到了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明确记载了蒸馏制酒的相应器具，依此法酿出来的酒当时称为“阿剌吉酒”。及至明代，北京城里有条“烧酒胡同”，是宫廷御酒作坊所在地。兴建这条胡同，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发现北方寒冷，遂命人改进南方黄酒酿造工艺，以创制出高度数的烧锅酒来满足民生需要，沿袭至今，也就成了现代二锅头的前身。对这种烈酒的记录，清代《燕京杂记》载：“京师酒品最重烧刀，其性烈，饮少辄醉。”。

回望饮酒历史，没有文化意趣介入生发的酒场是智慧的荒漠。一直以来，古代酒宴上的行酒令堪称智力竞技场。唐代有“手势令”，类似现代的划拳；宋代流行“诗令”，要求即席作诗；明清时期发展出复杂的“筹令”，使用专门制作的酒筹，上面写有各种饮酒奖惩的各种规则。

《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中，详细描写了鸳鸯当令官行酒令的场景。从“骨牌副儿”到“诗词歌赋”，酒令既考才学又调节气氛，是一项才情短兵相接的狠活。相比之下，唐玄宗与杨贵妃钟爱的“射覆”就轻松有趣的多了。这款游戏在瓯盂下藏物让人猜，猜不中者罚酒，猜中者则获所藏之物后亦饮。不知这是否体现了帝王与民同乐的心理设计。

一生游戏人间的达人苏东坡，当然不会在饮酒环节落下文化短板。他不仅是日日佳酿作伴的美食家，还是一位亲临车间酿酒的高级工程师。被贬黄州时，他尝试用蜂蜜酿酒，写下《蜜酒歌》。在惠州又创“桂酒”，为此专作《桂酒颂》。可酿酒毕竟是个技术活，不像作诗填词那般性情，在《避暑录话》记载了许多唱他的蜜酒“饮者辄暴下”实况，大概相当于现代说的“喝完就拉肚子”。试想，坡翁招来一帮小迷弟，端上一款亲手酿制但自己又不喝的浑酒，频频派他们豪饮，之后再看他们一个个此起彼伏地拎着裤子跑厕所拉稀，末了，还呵呵地招呼他们明天抽空再来。其中来讨教书法的米芾一路小跑冲出柴门，夹着火辣辣的菊花说:“切，我信你个鬼”。

酒香一经飘进市井巷陌，就有了千般滋味的人间烟火。《清明上河图》里，北宋汴梁的“正店”就多达七十二家，画中尤为突出地描绘了“孙羊正店”的热闹场景。至南宋，作“汴京”回光返照的临安城里的大酒楼和苍蝇馆子，更是挨肩林立。《武林旧事》记载“大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小肆扯幡即设，饮者粗具自宜”。

时髦的“酒吧女郎”的出现和流行，大致要追溯到明代。当时将之称为“酒纠”。她们负责陪酒、行令、调节气氛。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描写了赵春儿作为“酒纠”的机智表现，从文学角度记录了封建社会里，一位女性行走在纠缠不清的酒场上和男权背景下的艰辛苦楚。清代胡同茶馆里往往兼营酒水，并发展出“大酒缸”特色，即当街摆放半埋地下的酒缸，上盖朱红木盖，客人围着酒缸小酌，别具风情。现在看来，这种方式不仅野蛮粗放，更不健康卫生，易滋生时疫。

在民间，有一款酒对文学意境创造贡献最大，它就是绍兴的“女儿红”。其命名由来最为浪漫，就是在生了女儿时将黄酒和心愿一并埋下，待女儿出嫁时取出宴客贺喜。若女儿夭折，则称此酒为"花凋"，以志追念。后，为避讳不吉，演变为“花雕”。人间的悲欢离合，也就是靠这一坛黄酒的缝缝补补，在醒与醉之间，或黄粱一梦，或眨眼千年。

只因与泥土大地朝夕相伴，所以在古人眼里，饮酒是要讲究“因时因地而异”。春季饮温酒以发散，如桃花酒；夏季饮冰镇酒以消暑，如莲白露；秋季饮果酒以润燥，如菊花酒；冬季饮热酒以暖身，如屠苏酒。至于到节气深处的某个点位，则讲究的更为细致。诸如立春当天饮椒柏酒，端午时刻饮雄黄酒，重阳佳节饮茱萸酒，这些习俗都蕴含着中医养生智慧。尤其除夕的“屠苏酒”，要按照“从小至大”的顺序饮用，认为能“辟邪气”。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诗句，正是这一风俗的写照。

写意的华夏文明，其核心密码是道法自然“无中生有”的一路衍生、消长、平衡……在酒，它九九归一的文化终极指向必定是人生哲学。陶渊明“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道出了酒的形而上意义。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更是点明酒作为精神载体的本质。在古代文人眼中，既追求"三杯通大道"的洒脱，又疏离“酒性伤身”的短板。这种辩证思维体现在《菜根谭》的智慧中是“饮酒莫教成酩酊，看花慎勿至离披。”有解读者言其意与苏轼《浊醪有妙理赋》所言：“酒勿嫌浊，人当取醇。”极近，有异曲同工之和，余以为不尽然。东坡先生借酒更想表达的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要拿得起放得下，做人要洁身自好。”立意甚高。其实，无论是陶渊明的玄淡，还是《菜根谭》里的俗智，亦或是苏东坡笃守的慎独，一旦醉里挑灯自见，都是一己肉身在酒的浸泡中追求本我、自我、超我与社会和自然在精神世界里的妥协和解而已。

酒，从千万年前甲骨文的“酉瓮子”里滴滴拉拉洇到现在，直至如今动不动就“嗨”的干杯碎片文化，它始终流淌在国人的血脉之中。它既是文人心灵皈依一路朝圣的神水，更是诗人打马追梦的脱缰灵兽；它既是市井承烟火之欢的粘合剂，也是百姓淡然常乐宽心的按摩汤。杯盏之间，抚慰人生，映照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