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战争到日俄战争——近代日本崛起之路（十三）壬午政变

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对朝贸易增加了十几倍，日本从朝鲜进口的重要物品大米和黄金，在日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大米从1872年以来主要向欧美出口，为了缓和由此造成的供给不足或歉收时的米价上涨，进口了廉价的朝鲜大米。此外，由于日本国内黄金产量很少，同外国的金银比价的差额和贸易的入超，硬币的外流连年增大，因此从朝鲜进口黄金极其重要。

然而，对日本政府来说，朝鲜不仅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日本有着紧密的“政治的”和“战略的”关系。由于新疆的伊犁问题，俄国同中国的关系恶化，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对俄国向亚洲侵略的危机感都在加强。于是，朝鲜问题开始同对俄问题联在一起，使两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积极起来。日本和中国都分别邀请考察团和留学生，劝朝鲜政府开国图强，以便加强对朝鲜的“指导权”。

金弘集（1842—1896年）

朝鲜政府对开国并不积极，但自从发生云扬号事件（见上文第十二节《云扬号事件》）以来，正视了日本的军事力量，注意到其背后的近代化过程，感觉到为了对抗日本必须学习日本的成果，因而于1876年和1880年两次派使节团到日本，参观了行政、军事和教育的设施。尤其是后一次有金弘集、洪英植、金允植等后来成了开化派的官僚。朝鲜所谓的“开化思想”正式形成。

1880年，金弘集从日本带回中国驻东京公使馆参赞黄遵宪所写的《朝鲜策略》，并将此报告高宗。其内容为，朝鲜为对抗列强，尤其是俄国的侵略，应联合中、日两国实行开化，并应与美国结成友好关系。同时吸收近代工业文明以图自强。这个见解一方面反映了日本朝野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张之洞等中国官僚“联日反俄论”观点。

朝鲜高宗及开化派大臣对《朝鲜策略》相当推崇，准备以其内容为指导来调整内政外交方针。1881年，朝鲜政府派遣62名官员到日本观光游览，用两个多月时间详细考察了日本的各个部门，其中有12人回国后就任政府枢要官职，推进朝鲜的近代化。

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抓住一切机会，向朝鲜政府建议推行近代化的措施。1877年赠呈清朝同文馆刊行的《万国公法》两部；1879年邀请参观停泊在仁川府济物浦湾的军舰凤翔号；1880年赠送日本制造的各种步枪、手枪及弹药。花房所建议的近代化全部与军事有关。

1880年3月，朝鲜仿照清朝总理事务衙门设立统理机务衙门，作为处理外交事务的机关。统理机务衙门的设置表明朝鲜外交已开始采取遵照国际法的近代方式。1881年5月，根据日本政府的劝告实行军事改革，组建新式军队，称作别技军，聘请日本陆军工兵少尉堀本礼造为总教官。

可是，日本的扩张以及受日本影响的开化派的兴起，受到守旧派的反击。守旧派坚持支撑朝鲜锁国的所谓“卫正斥邪”的思想。他们认为，《朝鲜策略》所提示的方针将会导致“邪教”（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席卷朝鲜，动摇作为朝鲜立国根基的“正学”（即儒学，具体指程朱理学），因此高举“卫正斥邪”的旗帜，针对“开化派”和“开化政策”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风潮，史称“辛巳斥邪运动”。

1880年，兵曹正郎刘元植首先上疏反对《朝鲜策略》，并攻击带来《朝鲜策略》的金弘集，主张复设书院以“扶正熄邪”【《承政院日记·光绪六年十月初一》】。朝廷以他“诽诎朝廷，侮蔑士林”【《承政院日记·光绪六年十月初二日》】，革职发配平安道铁山。接着，前司谏院正言许元栻也上疏反对《朝鲜策略》，并进一步批判高宗所施行的“开化政策”，强调“内修外攘”，即施行儒家仁政才是根本。朝廷又以他“前衔陈疏，家僮直呈，俱系禁令”【《承政院日记·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为由，加以处分。又有司宪府掌令李骏善上疏，批评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武艺以及开放仁川港等“开化政策”。但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总之，朝臣对《朝鲜策略》及“开化政策”的公开反对就到此为止。

然而，朝鲜民间的反应则不然。按金弘集给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的说法是“民志尚属难回”，而另一开化派大臣卓挺植则在给何如璋的信中估计“朝中诸臣愿外交者已有十之七，唯民间则十无一人”【《郭廷以主编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二》】，表明不仅支持《朝鲜策略》及“开化政策”者极少，反对者更是站出来发声。

1881年3月，以大儒李滉的后裔李晚孙为首的“卫正斥邪”儒生们，开展上疏运动，要求放逐乱臣贼子，焚烧《朝鲜策略》，弘扬周孔之道。至同年夏，上疏达到最高潮，拥国王而握实权的闵妃集团的统治发生动摇。

当时，由于别技军的创立，朝鲜政府缩减了旧军规模，将京军五营（训练都监、龙虎营、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缩编为武卫、壮御二营，超过半数的旧军人被迫解甲。这本就引起了旧军人的不满，而缩编后的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也并未得到良好的待遇。闵妃堂兄、宣惠厅堂上（管理贡赋征收及发放俸饷事务机构的长官。堂上，是朝鲜国对正三品上以上官员的通称）闵谦镐克扣军粮中饱私囊，加上灾年以及日本的掠夺性贸易，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已经十三个月没有领到军饷。而与此同时，别技军的装备和待遇却远高于武卫营和壮御营，且又是日人充当总教官，这就引发了旧军人的极度反感。同时，由于日本商人囤积大米，使米价暴涨，士兵粮饷流进黑市，发生从中取巧的贪污行为，使群众生活陷入穷困，因此不满情绪迅速增长。

朝鲜别技军

1882年（农历壬午年，光绪八年）7月23日，久怀怨恨情绪的士兵及其眷属上万人麇集东别营（今韩国首尔郊外）发动哗变，并前往云岘宫，请求蛰居在此的大院君给予支持。自1873年失去摄政地位后过着冷遇生活的大院君，一直没有放弃对国政的干涉，并与“尊华攘夷”和“卫正斥邪”的儒生们一直保持着联系。首倡上疏运动的庆尚道（岭南），便是对大院君支持最有力度的地区，也是反对“开化政策”最有力度的地区。当哗变发生后，大院君敏锐的感觉到这是利用士兵们的反抗情绪，从闵妃手中夺回政权的一次好机会。他表面上劝解哗变士兵，暗中却煽风点火，召来兵变的发起人金长孙、柳春万等人，授以“密计”，还派自己的家臣许煜化装成士兵潜入兵变队伍中与金长孙等人一起指挥。可以说，大院君是兵变的催化剂，对兵变的扩大起到了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大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普通民众也加入了兵变队伍，使“兵变”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民变”，反闵排日的情绪被全面点燃。兵变士兵袭杀了李最应（兴寅君，大院君胞兄）、闵谦镐、闵昌植、金辅铉等闵妃集团权贵；捣毁了别技军营和日本公使馆，杀死了日本总教官堀本礼造等十余名日本人；甚至冲进昌德宫（朝鲜王宫，景福宫爆炸后迁于此）追杀闵妃。闵妃化装成宫女，在骊兴府大夫人（大院君妻）及李载冕（大院君子）的帮助下才得以逃出生天。

电视剧《明成皇后》中兴宣大院君形象

权倾朝野的闵妃集团就这样土崩瓦解。兵变士兵拥戴大院君入宫，高宗被迫下旨“自今大小公务，并禀决于大院君前”【朝鲜总督府编《朝鲜史·第六编·第四卷》】，宣布归政于大院君。大院君如愿以偿，在兵变士兵和民众的拥护下，第二次掌权摄政。这就是“壬午事变”。

7月31日，日本报纸详细报道了事变的内容。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闻》于8月1日发表了《述朝鲜之变》的社论。8月8日又发表了《论对朝政策》的社论。社论对作为“第二个日本帝国”的朝鲜所寄予希望的，就是成为“防御强俄之屏藩”的作用。

奥宫健之是自由党的左派，但他却在8月2日发表了《征韩论》的文章，称朝鲜人民为“未开化之蛮民”，主张出动“问罪之师”“征韩”。他强调：“欲使国民焕发爱国思想，则必须让其直接接触外国之事。”他把“壬午事变”看作是发动对外战争的好机会，试图谋求“扩张国权”，“大振国威于海外”。

自由党内部意见虽有分歧，但整个论调是“外示开战之势，内图和平谈判”，以谋求事件的解决。同时为了使朝鲜成为“防御强俄之屏藩”，应把它纳入“第二个日本帝国”的方向。

还有主张立即开战的，请求献纳军用资金的，志愿当义勇兵的，还印出了许多彩色版画，来煽动对朝鲜和中国的仇恨。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的社论中，主张采取强硬措施，断定发动这次事变的“顽固党”是“文明的敌人”，说“要向世界万国宣扬我们的政略是文明改进的政略，其军队也是文明改进的军队”这种主义。

日本政府考虑到朝鲜作为中国属邦的地位以及夹在中、日、俄三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鉴于自身羽翼未丰，也不敢轻举妄动。一方面压制黑田清隆的立即开战论，另一方面决定派遣陆海军和进行外交交涉的方针，胁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政府在对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的训令中指示：如果朝鲜政府有重大过失情况时，可以用“严厉逼迫”的谈判，予以“强使赔偿的处分”，使其割让巨济岛或郁陵岛。除谢罪和赔偿之外，还罗列了扩大通商、获得资源的许多要求。8月9日外务卿的补充训令中提出：取得咸兴、大丘、杨花津的开放；取得公使馆员、领事馆员的内地旅行权；元山、安边的对日本人“暴行事件”的解决；关于通商条约的让步。27日又训令为了补偿赔款，掌握端川金矿的监督权，以其产金充作赔款。

花房义质（1842—1917年）

8月12日，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军舰4艘、运输船3艘、陆军1个大队（约1,500人）抵达朝鲜仁川（济物浦）。清政府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当时李鸿章母丧丁忧，在安徽老家）得到朝鲜兵变及日本出兵的消息后，立刻决定对朝采取积极政策。他命天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驻中国领选使金允植、问议官鱼允中接洽，以了解朝鲜国情。金、鱼二人表示，乱党“不特绝倭洋，将谋不轨之变”【《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二》】，请求清朝出兵镇压平乱，保护国王，推翻大院君政权，同时牵制日本。张树声一面派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和鱼允中搭乘“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从天津出发，前往朝鲜调查事件；一面则奏请朝廷出兵朝鲜，与日本对抗，并镇压乱党。

丁汝昌、马建忠和鱼允中于8月10日到达朝鲜仁川。他们通过对日本及朝鲜方面的侦察，断定大院君为壬午兵变乱首，并且感受到日本的威胁。因此丁汝昌在8月14日返回天津时，带回了马建忠极力主张出兵朝鲜的报告书：“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马建忠《东行三录》】清廷遂批准了出兵计划，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淮军六营约3,000人前赴朝鲜镇压乱党，平定兵变。但清廷并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清军在仁川西面120里处的南阳府马山浦登陆后，按兵不动。

日本对清政府出兵大为震惊，外务卿井上馨训令公使花房义质“一秒也不要犹豫，马上进入京城（汉城）”【《伊藤博文关系文书》】，以速决谈判，避免中国的干涉。1882年8月16日，花房义质率日军向汉城靠近，准备以武力为后盾，强行与朝鲜政府谈判。由于日军兵临城下，朝鲜政府被迫于19日同意日军入城。花房义质在所谓的“要求函件”中提出了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手、抚恤受害日本人、赔偿各种损失、开放杨花津等地、准许公使和领事及其随员在内地旅行、派驻一个中队约800名日军保卫使馆等七项条款，并限三日之内作出答复。朝鲜方面则对日本的无礼要求以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花房义质对朝鲜的拖延战术非常不满，便于8月22日率军撤出汉城，以此来表示谈判破裂，并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打算按照既定计划，一旦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朝、日双方在汉城、仁川一线对峙，局势空前紧张。

日军一怒之下撤出汉城，使本来在马山浦按兵不动，已失去先机的清军获得了后发制人的机会。就在日军撤出汉城的同一天，大院君派人急驰马山浦，邀请清军代表马建忠调停朝、日冲突。8月23日，马建忠率200名清军进入汉城，“居中调停”。马建忠一方面与花房接洽，以期缓和局势，并在推翻大院君的问题上与日方达成默契；一方面又与大院君会谈，摸清了其坚决拒日的态度。避免与日军冲突是在朝清军的基本方针，为了避免与日方冲突，和平解决这一事件，马建忠决心除掉和谈障碍——大院君。

25日，吴长庆所部六营淮军全部到达汉城郊外。次日，大院君拜访清军大营，吴长庆当即将其逮捕，随后押至清军舰上，秘密送往天津。当夜，清军控制了汉城四大门和王宫内外，维持城内治安。翌日发布告示，安抚民心，宣称：“今年六月之变……顷者变告上闻，道路流传，皆言尔国太公（大院君）寔知其事。皇帝用是赫然震怒，念尔国太公既知其事，必能得其主名……今统领北洋水师丁军门暂与国太公航海诣阙，处人骨肉之间，全恩严义，我大皇帝自有权衡，必不于尔国太公有所深责，但举动仓卒，恐尔上下臣民未谕斯意，妄生疑惧，以元代执高丽忠宣、忠惠为例，大负乎圣意之高深。”【[朝]宋近洙《龙湖闲录·卷四》。注：忠宣即高丽国第26任国王王璋，忠惠即第28任国王王祯。前者被元英宗流放西藏，后者两次被押送大都受审，后死于流放途中】清军之所以用近乎绑架的方式急切逮捕大院君，表面上是为了惩办壬午兵变的祸首，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争取和平的结局。就这样，大院君第二次执政仅33天就烟消云散了。押解到天津的大院君被软禁在直隶保定府，1885年才获释返回朝鲜。

28日，清军前敌营务处帮办袁世凯用欺骗和威胁手段逮捕了大院君长子李载冕，并镇压了这次兵变。金长孙、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洪千石、许氏同、尹尚龙、郑双吉等8名兵变“魁首”被凌迟处死，带头围攻日本公使馆、杀死日人的朝鲜民众孙顺吉、崔奉圭、孔致元等被斩首，大院君系的官员和儒生李会正、郑显德、赵采夏、许煜、张顺吉、白乐宽等或赐死或问斩。

《济物浦条约》文本

9月12日，流亡在外的闵妃被清军迎回汉城，重新掌握朝鲜政权。闵妃政权答应了日本提出的大部分要求。日本与朝鲜双方代表在京畿道仁川海岸的济物浦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和《大日本国与大朝鲜国修好条规续约》，日本获得五十万日元的赔款，并获得了驻军权，扩大了釜山、元山、仁川的旅行区域，由于安边划入了元山的旅行区，又实现了安边的开市，得到了外交官及领事官到内地旅行的权利。这两个条约使1876年修好条规的遗留问题得到有利于日本的解决，而且日本还获得了在外国驻兵的权力，于是建立了向大陆扩张的强有力的桥头堡。

同年10月，清政府同朝鲜在天津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租界，从而使朝鲜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附属国。

在清朝的斡旋下，朝鲜也进一步敞开国门，与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等列强签订条约。此后清廷和日本在朝鲜京城均有驻军，从1882年到1894年，清政府和日本在朝鲜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直至甲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