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三驾马车”

新质生产力从何而来？基于对工业化以来的经验总结，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提出了创新的“三驾马车”，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

这“三驾马车”的构建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开放性对于科技进步是非常重要的。科技进步需要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的市场体系，而封闭的政策会导致科技思想的滞后，甚至使原本的先进技术变得落后。

二战后美国的强大来源于它的“三大开放系统”。首先是教育人才系统，第二个是开放的企业系统，最后则是开放的金融系统。纽约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外国人占比为40%，尽管并非所有外国人都是人才，但足以说明他们的开放程度。硅谷的占比则更高，外国人达到了60%，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则主要来自一代和二代移民。其中，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因此，开放促成了美国获得优质的资本和技术，进而吸引了大量高端人才。美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经济枢纽，很多美国制造并不是美国人的制造，而是全世界聪明人才的制造。

“三驾马车”的第一个就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主要由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承担。据统计，9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来自大学或科研组织。

应用技术则主要由企业负责，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尤为明显。然而，由于应用技术转化的高风险，在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政府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应用转化。金融服务同样非常重要，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的转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服务。

以华为的5G为例：5G的基础理论研究是由外国科学家完成的，而将这一理论变为实际可用的技术，则是由华为这样具有雄厚实力的企业来实现的。

就产业发展而言，美国二战后最好的金融服务就是风投。政府不适合从事风险投资，因为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没有合法性来做这件事。传统银行同样不能挪用存款人的钱去做高风险的投资。

因此，美国发明了风投。这是近代以来，对科技进步最大的一个创新。这种方式把中产以上群体的民间闲散资本聚集起来，用于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投资。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其原因则在于“中等技术陷阱”。大的经济体，如果没有可持续的技术进步，很难跳出中等收入水平。例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少数几个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到了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中等技术的水平，这有两个特征。首先，我们缺少0~1的原创；其次，如果将应用技术创新量化为1~10，那么中国基本上处于4~8的水平。

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先生曾说：就制造业而言，美国是第一梯队，日本欧洲是第二梯队，我们还属于第三梯队。这些年我们当然进步很快，但还不是第一梯队。尽管在一些特定领域例如航空领域，中国已经赶上甚至超越美国，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还处于一个中等技术的水平。

未来，对于中国来说，也可以从建构“三驾马车”开始。

首先，在基础科研方面，尽管中国正在快速发展，但需要打破封闭的管理模式。我们的国家实验室应更多地向外部开放，而不是封闭在某个高校内部，尤其是当这些实验室的使用效率并不高的时候。

此外，对待科研技术方面，我们实际考虑的其实是论文发表，而不是科研本身。以购买芯片为例，我们很多实验室购买芯片的目的是写论文，而不是要搞产学研一体化，这跟美国大学购买芯片的目的并不一样。

其次，在应用技术转化方面，应该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避免国企和民企之间的恶性竞争。同时，国有企业应主要负责一些重大国民经济技术领域的创新，而将更多的商业化应用技术交由民营企业来完成。

下一个问题在于企业的国际化。在中西方分化的大背景下，国企走出去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如何让民营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构建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再次，金融服务需要进行深度改革，以支持高风险的创新活动。由于外资的减少，国有资本在创投这方面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需要改革现有的体制。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的成功经验，建立长期稳定且具有耐心的投资机制。现在，无论是地方上的国资还是民间的私募基金，大多数都专注短期投资，而缺少长期投资。

同时，我们还要加强教育、科研、人才的统筹管理。这也要求我们在体制上进行调整，以更好地促进三者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的教育、科研和人才管理体系相对割裂，教育由教育部负责，科研由科技部、工信部负责，而人才由人社部负责。这样的体制难以实现三者之间的高效协同。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综合性的协调机构，来统筹教育、科研和人才的管理，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协调。有些新产生的新质生产力由于体制机制的问题而无法落地，这是令人非常担忧的。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少了？一方面，外资少了；另一方面则是监管体制不改革。

通过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调研，我们发现中国至少在三个领域——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产生了大量的新质生产力。例如，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从复制到现在的创新。

然而，由于审批时间过长，而且即使落地了，又要和医保体系挂钩，药品的价格无法提升，因此大量的创新药最终选择去了美国或者东南亚国家。

在互联网领域，以游戏为例，新上市的《黑悟空·神话》很受欢迎，但在此之前，由于监管过度，大量游戏产业无法落地，这使得很多其他关联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也无法发展起来。

人工智能也一样，甚至更重要。过去，中国是应用西方的技术，随着技术积累，中国逐渐走向了原创，但这种原创要落地，就需要相对应的体制改革。在很多领域，中国并不比美国差，有些甚至超越了美国，但在商业应用的领域，还远远落后于美国。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相对应的体制与机制改革。

总之，技术和经济的结合并非凭空产生，它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开放的社会环境，而这需要体制的变革。

摘自 | 《领导文萃》2025年3月上

稿件来源 | “IPP评论”微信公众号

本文作者 | 郑永年

责任编辑 | 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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