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可避免的屠杀：国军原有能力守住南京，错选此将当司令一切全完

电影《南京照相馆》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

日军破城后，一股国军败兵向南京城北的挹江门撤退，却被把守城门的国军拦住。双方争执不下，居然发生了火拼。

这并非编剧杜撰，而是真实存在的。

正是这种荒诞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民党军更大的溃败，以及南京军民惨遭阖城屠杀的悲剧。

而这一切，都绕不开一个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

一、选错的主将

淞沪会战失败后，国军虽然失利，但仍有一定实力，各路败兵以及南京附近的军队，仍有十余万人之多。

当务之急是找出一个既有威望能镇得住各中央和杂牌军的，又要有一定应变能力，一边整齐收拢部队一边制定有针对性防守计划的能干之将。

国民党军并不缺乏良将，如果应对得法，选人得宜，保卫南京并不是办不到之事。

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陈诚、薛岳等大将，这些人的对部队的控制能力，以及实战经验，都是当时一流之选。当然这也分跟谁比，在解放军面前谁也不好使。不过被解放军击败并不能证明他们菜。

瘸子里拔将军，拔出一个算一个，但蒋特级上将偏偏选了一个瘸子里的瘸子。

李宗仁对唐生智的评价是：静极思动。此语精准点中要害，既讽刺了唐生智的别有用心，也把蒋特暗于识人用人阴阳了一顿。

唐生智是湖南军阀出身，最大特点是反复无常。他当年靠一师之部队起家，先后反过湖南旧军阀、老东家赵恒惕，又反过北洋吴佩孚。参加大革命北伐融入国民党军后，又两次反蒋。

只因他对湘系部队有一定号召力，资历也老，所以蒋冯阎桂和北方一众杂毛小军阀，都卖他一个面子。

但此公徒有名资而无甚么军事大略，宁汉分裂迫蒋下野后，他野心膨胀，认不清武汉政府四面皆敌的形势，居然以武汉为基地举兵东下企图席卷东南。结果很快被南京政府联合各路军阀共同倒唐，唐生智不得不通电下野去日本避祸。

在新军阀各种混战中，唐生智基本没有什么大胜。可想而知，这样一个人在风雨飘摇之际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有多么荒唐。

那么为什么蒋千挑万挑挑花眼，错把矮子当大个呢？

1937年12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防守事宜。与会的高级将领如李宗仁、白崇禧、刘斐（时任军事委员会作战组组长，相当于蒋的作战处长）、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等人，通通不主张死守南京。

理由出奇地一致，即南京在军事上是死地，东面门户既已洞开，从上海到南京全无天险和坚城可以阻挡。南京北面又是大江，且战且走也不好走。

唯有唐生智主张死守。

此言一出，蒋介石立即赞同，便叫他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李宗仁为什么讽刺唐生智“静极思动”呢？原来唐生智1930年新军阀混战中失败，遭到阎军、陕军和蒋军夹击，湘军将领何键等人也倒了他的灶，唐生智此后便彻底脱离他经营多年的军队。

1931年从海外回国，辗转于各派军阀之间，蒋介石出于收揽湘系人马的考虑，把他弄到国民党最高最事委员会当了个空头官儿，忽忽数年，成了个政治吉祥物。

召开南京防守会议，他因为挂了个执行部主任的头衔，所以得以与闻守城大事。当众这么一表态，正好造成了力排众议、不惜一死的民族气节。

二、防守战术完全失误

唐生智表态说：“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

但他接手南京防守事宜后，完全没有什么积极的措置，从指挥层面更加加剧了守军的混乱。

守卫南京的国军部队计有：

中央军：

71军（王敬久，由德械87师扩编）、72军（孙元良，由德械88师扩编）、78军（宋希濂，由德械36师扩编而来），74军（俞济时，51师、58师，各军中兵力较强的一支），教导总队（桂永清）。

东北军111师、112师。

直鲁联军第二军团之41师、48师。

粤军66军、83军，该两军各2个师。

川军21军（辖2师2独立旅）、23军（3个师）。

黔军103、102师。

海军若干。

各军人数多达10余万，乍一看数字倒挺厉害，实际根本没有多大战斗力。

一是唐生智多年疏于一线作战，而且没有一个强力的指挥集团，中枢指挥层面几乎发挥不了正作用。

二是各军队属于不同派系，很难协同作战。、

三是各部队刚在淞沪会战中经受过血战，大多数部队伤了元气，有的师仅有二三千人，仅相当于一个团。且许多部队仓促整补后都由新兵构成。川军黔军更甚，许多士兵只有十四五岁，南京市民称之娃娃兵。

三是军种过于单一，基本都是步兵，只有很少量的装甲部队和炮兵，空军海军略尽于无，无法形成立体防御。

而对面的日军却是装备精良、海空军皆有、指挥顺畅、配合密切的虎狼之师。这仗首先从实力对比上就充满悲剧意义。

但并不是说实力处于劣势就不能打胜，或者说一定会丢掉南京。中国军队再怎么说是拥有地利之便，依托我熟悉之地形及民众之支持，再在南京坚持三个月，待大后方之主力陆续开到，南京屠城之命运或可避免。

怎么说呢？

首先是防守策略上，唐生智采取的是最笨拙的节节抵抗据点死守，把本就有限的兵力逐层撒出去，沿着几条与南京城垣基本平行的外围弧线进行防守。

如果这是为集结后方主力而争取时间，那倒无可厚非，但当时南京附近已无强大兵力驰援，把兵力撒出去纯粹是送死。当然，最大的锅是国军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淞沪抗战打了三个月，后方居然没有持续调上有力部队，导致苏南几成真空。

唐生智做出这种调度，仍然尚用的是十几、二十年前新旧军阀混战的打法，兵力组织缓慢而笨拙，进攻效率极低，处于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时代，这是唐生智作为一个旧军阀的历史局限所在。

若是集结一部有力兵力，择日军一路（日军分三路，既有正面强攻的也有侧面迂回的）而击之，哪怕歼其一部，亦可使其攻势暂缓。或是移重兵于南京城外某地，以其为饵，诱日军前来攻之，再以诸部合击，譬如台儿庄大捷的打法。

这都不是难到无法实施的打法。

三、最后时刻的糊涂决策

其次是战术上。

各路部队在外围失利后陆续退至南京城，依托城垣进行抵抗。这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子。

担任南京东部外围阵地防守的粤军第八十三军参谋处处长刘绍武侦察到日军部队的配置、活动情况及其指挥部所在地，就建议，“以(该军)第一五六师全面出击，解决敌指挥部后，即将矛头指向句容西进之敌截歼之，使南京守城部队赢得准备的时间”。

但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刘兴说，“守恐不保，还说攻吗?”消极地否定了出击的方案。

第八十三军参谋长陈文复“以同乡关系，用电话向唐生智作同样的建议，也不得唐的重视。

刘兴是唐生智当年在湖南时的旅长、师长，铁杆心腹，同样也是个无甚大略的守旧军人。

日军开始进攻城垣第一天夜晚，防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发现山下麒麟门一带各村庄都有灯火，目标显明，知是日军的宿营地。他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总队长桂永清，并和第三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灿联名建议，集中兵力，由紫金山的岔路口地区出击，奇袭敌人后方。

桂永清向唐生智请示。唐回答:“现在消耗兵员太多，万一出击不成，守南京城的兵力就更不够了。”

唐生智再次否定了部下主动出击的建议。

防守中山门外卫岗、孝陵卫、白骨坟、孩子里、工兵学校一线阵地的第八十七师261旅旅长陈颐鼎在12月9日也向上级建议，“由孩子里经张家山向小石山敌右侧背施行反击，结果以‘万一出击不成，影响防守阵地兵力’为由，未被采纳，坐受敌人打击。

防守作战绝不是龟缩在城中被动挨打，有限度反击历来是杀伤敌有力量，甚至破坏其进攻部署的有力措施。

唐生智一一拒绝，那他有什么高明战术呢？

啥战术也没有，他负责表态喊口号，浑身上下就属嘴皮子最硬。

围城期间，唐生智甚至还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军队将死守到底。

看上去倒挺有民族气节，但一些熟知情况的外国人很明白，中国的军阀历来不会把老百姓放在军事考虑之内，军事失败后数十万平民如何自处他绝不会管。甚至城内十余万将士，也不在军阀的考虑之内，不管死多少士兵那都是他们的命。

正是这种不计成本的麻木与愚蠢，使唐生智的司令长官部在总体部署上毫无建树，听由各军、师脚踩西瓜皮各自为战。

那唐生智天天干什么呢？

唐生智在指挥、组织这场战役中，一如中国旧军阀的惯常作派，慵懒、疏漏、马虎、混乱和仓促，对战斗进程漠不关心。

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参谋程奎朗回忆说：“唐司令长官在围城战斗中，每日傍晚在庭前散步，照常由侍从身背大温水瓶，手捧小茶壶和三炮台随侍左右，每几分钟用热毛巾拂脸，品香茗，香烟一枝接一枝地抽，看样子颇为镇定安祥。”

唐生智当时胃病比较重，体力不行，索性连各处阵地看也不看，只靠长官部的参谋们汇报情况，他云里雾里也弄不清楚。

战斗至第六日，大部城垣已告易手，日军正向城内推进。常凯申特级上将电令唐生智，实在无法抵抗可相机撤退以图恢复。

唐生智在12月12日下午5时召开的最后一次长官部会议，令各军，大部突围、一部渡江。

一部渡江是指长官部直属部队和宋希濂的78军，因其距离江岸较近，就近过江。其余部队分向皖南等地突围。这本来还算是一个基本正常的命令。但愚昧毫无军事应变能力的唐生智，紧接着又宣布一个自以为是随机应变的命令：“若不能突围，在有轮渡时亦可过江。”

渡江北撤是最便捷的通道，各军自然蜂拥而去，这直接造成十万大军猥集拥堵，大家谁也走不了。

在城北挹江门防守的第36师宋希濂部没有及时得到新的命令，仍依唐生智以前关于不让一人一枪出境的指示，阻止溃兵通过，不仅延误了撤退时间，而且导致各部火拼，秩序大乱，互相践踏，死人无数。大量中国溃兵终于涌到下关一带江边，但面对的是一片浩瀚的冬日的长江江面，所有的船只都遵照唐生智的命令，早就撤走了。前是茫茫大江，后是穷凶极恶、紧追不舍的数万日军的合围，中国守军陷入危境。

12日晚9时许，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长官们乘坐一艘预先密藏在江边芦苇中的小火轮逃向江北。一些军、师级长官也随之逃遁。他们在逃走时甚至来不及通知他们的部属。退至长江边的约十万中国守军，以及无数的、盲目地随军队逃来的南京居民，群龙无首、一片混乱，都被日军俘虏，终至被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