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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康康

“印度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历史的话。就是一次次被异族征服的历史。印度的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而我们通常说的印度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入侵印度的侵略者的历史，印度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庞大帝国。”

——马克思

看罢革命导师给印度历史下的定义，也就不难联想到印度近期的历史问题上表现出的一贯地错误与无知。

看来老祖宗还真的是眼界高明，给印度人下了精准的定义。那么，为什么“印度没有历史”？印度人的历史观为什么这么差？

失落的档案与外来之声

历史，说白了就是被记录下来的故事。可印度的第一个麻烦，就出在了“记录”这件事上。它的历史文本，面临着一种“双重缺失”的尴尬：自己家的档案模糊不清，还得靠外人来帮忙回忆。

翻开印度本土的史书，比如那部有名的《诸王世系》，你会发现它更像是一首长诗。字里行间充满了浓烈的情感和神话色彩，想从中剥离出冷冰冰的历史事实，简直比登天还难。历史和文学想象搅成了一锅粥，让人分不清哪是真，哪是假。

更要命的是，那些被奉为经典的古籍，比如《吠陀》和《摩奴法典》，其真实性也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有说法指出，这些所谓的古代文献，其实是在18到19世纪，由英国殖民者根据婆罗门长老的口述整理编纂的。口说无凭，缺乏可以追溯的原始记录，这让它们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文字记录的模糊，背后是语言的巨大壁垒。在广袤的印度次大陆上，从来就没有过一种统一的“印度语”。直到今天，那里还存在着成百上千种语言。

而这种差异可不是我们方言里“吃了吗”有几种说法那么简单，而是语法结构都完全不同的“外语”级别。这从根本上就阻碍了一套统一历史文本的形成与流传。

有人可能会说，不是有梵文吗？但梵文的角色很特殊。它更像是古代佛经的专用文字，是释迦牟尼那个部族的语言，而不是古印度人日常交流的工具。

相比之下，中国的汉字就显得无比强大。它跨越了天南地北的发音差异，成了一根牢不可破的文化纽带，让今天的我们还能轻松读懂两千年前的古籍，维系了文明的延续。

古代中国僧侣的西行游记，比如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竟然成了我们了解古印度历史最重要的外部文献。

这意味着，古印度的历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他者”来定义和描绘的，它在历史的长河里，似乎缺少了为自己发声的主体性。

流水的王朝铁打的社会

如果说文本的缺失是历史的“失忆”，那么政权的非连续性，就是历史的“骨折”。印度的历史，就像一部不断被外来者改写的剧本，主角换个不停，却始终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核心。

印度这片土地，简直就是一部外族征服史。从雅利安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到突厥人、蒙古人，前前后后被征服了三十多次。马其顿人、大月氏、阿富汗人、葡萄牙人、法国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

但这些征服者们，大多遵循的是“征服”而非“融合”的模式。他们来了，就用自己的母语当官方语言。比如莫卧儿王朝，官方文件用的是波斯语。他们保留着自己的文化和习惯，与广大的印度本土民众之间，始终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这和中国的历史逻辑完全不同。在中国，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满清，外来的征服者最终都会被强大的汉文明所同化，开始说汉语、用汉字，自己也成了这个文明故事的一部分。

这种“濡化”模式，反而一次次地强化了文明的连续性。而在印度，每一次征服，都像是一次对历史的“格式化”，不断切断着传承的链条。

更有趣的现象是“铁打的社会，流水的统治者”。上层的政权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印度基层的社会结构——种姓制度，却几千年来稳如泰山，几乎停滞不变。

讽刺的是，这个被认为是印度最核心特征之一的制度，恰恰也是大约三千年前雅利安人入侵的产物。

种姓制度将印度原住民死死地钉在社会底层，而穆斯林征服者与信仰印度教的民众之间又存在着宗教鸿沟。整个社会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动力。

历史，似乎在这里失去了演进的逻辑，只剩下无尽的重复。所以，在英国人到来之前，这片次大陆从未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字和语言的统一。

最终那个“捏合”所有邦国的角色，竟然是由最后一个外来征服者——英国人扮演的。

印度河为何不在印度

当文本和政体都无法提供一个清晰的“印度”轮廓时，只能求助于地理。但恰恰在疆域问题上，印度历史叙事遇到了最致命的悖论。

翻开古代文献，尤其是中国僧侣的游记，你会发现他们口中的“印度”，主要指的是印度河流域。

那里才是古代印度文明的核心发源地。但你再打开今天的世界地图，会惊讶地发现，印度河的主要流域，绝大部分位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认知错位：我们谈论的“古印度”，其地理核心，根本就不是今天印度共和国的版图。

1947年的印巴分治，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划分，更是一次对历史地理的彻底重塑。

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其中包含了历史上许多外来统治阶层的后裔，带着印度河流域这片文明的故土，成立了巴基斯坦。而信仰印度教的群体，则组成了今天的印度共和国。

这次分离，直接导致了“印度河不在印度”这个地理与历史的悖论。

所以，现代印度虽然继承了“India”这个名字，但它的主体国土，在古印度的叙事中其实是相对次要的。

它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将一个在地理上已经分离出去的文明源头，与自己现实的国族身份进行无缝连接。这或许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印度更像是一个历史上的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拥有连续主体的国家。

结语

回过头再看“印度没有历史”这个论断，或许我们能有更深的理解。

文本记录的模糊与外来视角的介入，让它的历史失去了“母语”；政权频繁更迭且缺乏融合，让它的历史失去了“主线”；而地理疆域的漂移与断裂，则让它的历史失去了“故土”。这三大困境，共同造成了印度历史叙事的“失语”状态。

承认并理解这种“失语”，不是为了贬低或嘲讽。恰恰相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独特的样本，去观察一个文明，是如何在高度的破碎化与多样性之中，历经无数次冲击与重塑，艰难地构建着自己复杂而又独特的现代身份认同。

这本身，或许就是一部比任何线性史书都更加波澜壮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