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了50岁，如同过午的太阳，来日并不方长

作者：子墨

人过了五十，像日影悄悄过了中天。那光还在，却不再带着逼人的锋芒；那热还在，却学会了先温暖自己，再顾及旁物。

晨起推窗，第一眼不再去数远处楼群又新起了几座，而是下意识抬头，看东边天色是否澄净——倘若云厚，便像替自己松一口气：今日不必把心事晾晒得那么彻底。

五十岁之前，日子是铺开的宣纸，可以泼墨，可以重写；五十岁之后，日子成了折扇，一截一截收拢，扇骨历历可数。

年轻时，以为“来日方长”是一句温柔的承诺；如今才知道，它原是一句善意的谎言。

余光中四十九岁写《五十感言》：“五十之年，动则三思，言必三复，仿佛一只蜗牛，爬一步，摸一摸触角，又缩回壳里。”

读到此句，我方明白，所谓谨慎，不过是时间教我们把每一步都当作最后一步来走。

我开始在饭桌上主动谈起身后事，像谈一场即将出发的老友聚会：骨灰撒在故乡的河，还是埋在父亲手植的梨树下？孩子们笑，说爸还早呢。我也笑，不再争辩。

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借顾曼桢之口说：“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

我把这句抄在台历的空白处，像给自己留一张迟到的请假条：倘若哪天觉得山太重，便允许自己先坐下来，喝口水，再接着扛。

书柜顶层，三十年前买的《战争与和平》依旧停在第一卷十七页。当年觉得有的是时间读完，如今却甘愿承认：有些巨著注定只能擦肩。

梁实秋中年时慨叹：“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五十开始写作，也不算晚；问题在于‘开始’之后，还有多少‘之后’。”

我把书取下，轻轻放回最底层，腾出位置给每晚八点档的电视遥控器——那里的悲欢离合只需四十五分钟便落幕，像替人生按了快进键，省得自己再耗一生去亲历。

夜来无眠，听见客厅里老式挂钟“咔哒”一声，像替岁月又扣上一枚小小的印章。

我起身摸黑倒一杯温水，水温恰好，不烫口，也不寒凉。

林语堂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寻找美，而美往往躲藏在最平凡不过的事物里。”

一杯温水，一盏小灯，便足以安顿此刻的忐忑。

喝下去，忽然明白：所谓“知天命”，不过是懂得把沸腾的理想熬成温吞的汤，慢慢啜饮，暖胃即可，不再奢求它能点燃整片夜空。

五十岁后的散步，不再是为了抵达，而是沿途与每一株野草和解。看见石缝里蒲公英顶着残绒，我会蹲下来，替它挡一挡风。

木心五十岁仍独身在纽约，写道：“人从悲哀中落落大方走出来，就是艺术家。”风还是会带走它，但那一秒的迟疑，便算是我对逝去之物最体面的送行。

五十岁之后，应该知道来日并不方长，正因如此，每一次落座饭桌，我都愿意再盛半碗汤；每一次雨停，都愿意再多晾一竿衣物；每一次爱人唠叨，都愿意再拖延三分钟回嘴。

正如杨绛在《我们仨》里写：“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该走了。”我把“惜”字拆开——左边是心，右边是昔——原来惜别，不过是把过往的一分一秒，重新在心里温一遍，再轻轻放下。

午后，阳光斜过屋檐，一寸一寸爬上我的膝盖。我不再急着挪开，任它把皮肤晒成旧信纸的颜色。

记得弘一法师圆寂前写下“悲欣交集”四字，墨犹未干，人已远行。

倘若有人路过，会看见一个中年人，在光里打瞌睡，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

不必喊醒他，他正梦见自己回到十岁，站在田埂上，举着一束刚摘的油菜花，对着无垠的天空大声喊：“你看，我还有很多很多明天！”

然而，缥缈的声音飘上去，却被午后的风温柔地接住，又轻轻放下，然后，一切悄无声息，就如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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