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富足”吴越国？《新五代史》揭开“东南乐土”的残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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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玉龙/文

热播历史剧《太平年》里，那个富庶祥和的东南乐土，让很多网友啧啧赞叹，频频点赞。而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吴越国却是另一副面孔。他用冷峻的笔锋，记录下了钱氏百年统治的底色，那不是歌舞升平的盛世图景，而是一部浸透着剥削与压迫的沉重档案。

欧阳修编修《五代史》时，距吴越国纳土归宋过去了五十多年，钱俶后人尚在朝为官，很多人和事尚未湮没。他在《吴越世家》中直指吴越国虚假繁荣的本质：“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这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个被长久压制的社会形态。怯弱，或许并非天生，而是在严苛统治下生存的必然姿态；淫侈与工巧，则可能是在逼仄空间中寻求喘息的本能。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其根源直指钱氏政权的基本国策：“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

欧阳修不厌其烦地描绘了那令人窒息的税网：“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鸡鸭鱼蛋，日常微物，竟也逃不过官吏每日的登门索缴。这已非简单的征税，而是一种无孔不入的系统性汲取。更触目惊心的是催税的场面：“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公堂之上，帐簿陈列如阵，唱名声与笞杖声交错，“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百余人依次受刑的惨状，足以戳破任何关于仁政的想象。欧阳修沉重地写下：“尤不堪其苦。”这是史家压抑不住的愤懑评判。

对外，钱氏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孔：“当五代时，常贡奉中国不绝。”及至“宋兴，荆楚诸国相次归命，倜势益孤，始倾其国以事贡献。”这种恭顺，到了钱俶朝见宋太祖时达到顶峰——“益以器服珍奇为献，不可胜数”。而宋太祖那句“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轻蔑之中透露出一种残酷的真实：这些堆积如山的贡品，其源头正是对两浙百姓日复一日的榨取，甚至是对岭南商贾的掠夺（“又多掠得岭南商贾宝货”）。

公元978年，钱俶“举族归于京师”，吴越国和平落幕。仅仅五十多年后，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面对这段尚未冷却的历史，发出了穿透时代的追问。他在卷末的“呜呼”之叹中，剥开了层层历史表象。

他首先质疑那些为统治者合法性背书的“天命”叙事：“非徒自古术者好奇而幸中，至于英豪草窃，亦多自托于妖祥，岂其欺惑愚众，有以用之欤？”钱镠起于草莽，其崛起过程中不乏各种祥瑞传说，欧阳修却直指其本质——这或许只是“欺惑愚众”的政治手段。

接着，他直指钱氏统治的根本缺陷：“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没有德泽，只有虐用。这八个字，彻底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更深刻的是，他将吴越国的个案置于整个五代的大背景中：“是时四海分裂，不胜其暴，又岂皆然欤？”这是对乱世中统治通性的洞察，钱氏并非特例，其暴政是分裂时代众多割据政权共性的一面。正是这种共性，使得百姓“不胜其暴”。

欧阳修最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历史叙述本身：“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欤。”人们总是选择性地记忆那些“应验”的预言，而遗忘更多“不中”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同样支配着后世对历史的认知：人们容易记住钱氏“纳土归宋”的和平结局，讴歌其“保境安民”的明智，却有意无意地淡忘了那百年间的“重敛”与“笞责”。

五十年的时间距离，让欧阳修得以相对清晰地审视这段历史。既没有近到被情感或政治压力完全束缚，也尚未远到让细节湮没于传说。他笔下的吴越国，因此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真实：它确实维持了区域内的相对稳定，避免了大规模战乱，这是其值得记载的功绩；但这种“太平”的底座，却是对民众的残酷盘剥。它的“归顺”固然顺应了统一大势，减少了生灵涂炭，但这选择本身也包含着势尽力孤后的无奈。

《太平年》和《宋史》唱的是一出戏，都在美化吴越钱氏。一个为收视，一个为政治。而欧阳修所记录的，是他看到听到的吴越钱氏。《宋史》中的吴越钱氏，向宋王朝纳贡称臣，忠心耿耿，谨小慎微，是其真实的一面。《新五代史》中的吴越钱氏，骄奢淫逸，横征苛役，鱼肉百姓，亦是其真实的另一副面孔。这两种记录都是真的，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吴越国：一个对外伏低做小、对内残酷压榨的割据政权。

真正的历史评判，不能只看“纳土归宋”这结局有多“圆满”，更要看这条路是怎么走来的。当我们在千年后回望，吴越国的遗产究竟是什么？是那虚幻的“太平”盛名，还是欧阳修笔下那个横征暴敛的吴越钱氏政权？历史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记住：所有被颂扬的美好的背面，都隐藏着大多数沉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