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已经做好准备，一旦特朗普对中国出手，印度将迎来泼天富贵？

«——【·前言·】——»

特朗普二次上台，莫迪政府早早就开始盘算，怎么从中美摩擦里捞点好处。就是特朗普要是对中国下狠手，加高关税，中国货在美国卖不动了，那些美国企业得找别的地方买东西或者建厂。

印度觉得自己劳动力便宜，市场大，制造业也在起步，能接盘一部分。莫迪团队从选举结果一出，就开始调整对美关税，准备多买美国天然气和武器装备啥的，算是提前示好。

«——【·瞄准中美摩擦的市场空缺·】——»

2018年特朗普首次发起对华贸易战时，印度已展开行动。当时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覆盖机电产品、纺织服装等多个领域，导致大量“中国制造”在美国市场价格攀升。

印度商工部随即成立“对美出口促进小组”，主动与美国企业对接，推广印度产品的性价比优势，寻求替代合作机会。

2018年至2023年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商品份额从21.86%降至14.14%，降幅达7.72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美国自印度进口的份额则从1.9%提升至2.75%。尽管增长幅度有限，但在莫迪政府的战略判断中，若特朗普二次执政后进一步加征关税，中国商品留下的市场空缺将进一步扩大，印度即便仅提升少量份额，也能获得实质性收益。

为承接可能出现的产业转移与订单增量，莫迪政府近年推出多项举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20年启动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印度政府投入230亿美元专项资金，针对电子、汽车、医药等14个重点行业提供补贴支持，企业只要在印度扩大产能即可获得现金奖励。

该计划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5%，强化“印度制造”的国际标签。其核心逻辑明确：推动美国企业要么从印度采购商品，要么在印度设厂生产，两种模式均能为印度带来经济收益。

近年印度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另一方面维持与中国的经贸往来，避免双边关系过度紧张。这种策略的核心是保持中立姿态，等待中美摩擦升级的“窗口期”。

«——【·人口红利与市场规模的双重吸引力·】——»

印度吸引美国企业的核心优势之一在于人口红利。印度当前总人口超过14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65%以上，且劳动力成本显著低于中国——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月薪约6000元人民币，印度同类岗位月薪折算后仅2000元左右。对于纺织、电子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这种成本差异具备较强吸引力。

除劳动力成本优势外，印度本土市场规模同样具备吸引力。14亿人口构成的消费市场中，汽车、电子产品、日用品等领域的需求持续增长。

美国企业在印度设厂，既能规避对华关税壁垒，又能直接切入本土市场，形成双重收益。

部分特定行业中，印度已形成一定产业基础。医药领域，印度是全球最大仿制药出口国，美国市场近40%的仿制药源自印度；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成熟，塔塔集团旗下企业长期为通用、福特等美国车企提供配套服务；航天制造领域，印度产业增速超过60%，表现优于中国同领域同期水平。

这些既有优势，让印度认为自身具备与美国企业合作的实体支撑，而非单纯依赖政策红利。

为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商务部多次引导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友好国家”，印度是重点推荐对象。2024年，美印签署“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协议”，美国企业承诺在印度投资建设芯片封装测试厂，印度则提供税收减免优惠。这种官方层面的合作背书，让莫迪政府认为“富贵”落地的可能性显著提升。

«——【·印度难以突破的三重障碍·】——»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差距。莫迪政府的规划虽看似周密，但印度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可能导致所谓的“泼天富贵”难以落地，甚至形成发展负担。

若特朗普二次执政后真的升级对华贸易限制，印度将很快面临承接能力不足的困境。

第一重障碍是“印度制造”基础薄弱，政策目标与实际成效存在显著差距。

投入230亿美元的PLI计划最能说明问题，该计划实施四年后，截至2024年10月，参与企业的产值仅1519.3亿美元，不足目标值的40%，政府承诺的补贴发放比例也低于8%。

核心原因在于两方面：一，官僚体系效率低下，企业办理审批手续需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流程延误现象普遍；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港口运营效率极低——中国宁波港日均处理近5万标准箱，而印度最大的孟买港日均处理量仅1万余箱，货物滞港周期常达十天以上。美国企业若在印度设厂，将面临更高物流成本与订单交付风险。

第二重障碍是产业链完整性不足，无法形成替代中国的竞争能力。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全产业链协同，中国已构建起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在深圳等产业集群区域，可实现一天内配齐所有零部件。

印度则高度依赖进口，其生产的iPhone机型中，屏幕来自中国京东方、电池来自中国宁德时代，甚至包装材料也需从中国采购。若特朗普政府同步对中国零部件加征关税，印度工厂将面临原材料短缺问题，即便获得美国订单也无法顺利交付。

第三重障碍是市场风险过高，降低美国企业的投资信心。印度市场虽规模庞大，但政策稳定性不足，优惠政策调整频繁。2024年，印度突然宣布对进口笔记本电脑加征20%关税，导致戴尔、惠普等美国企业库存成本激增，陷入被动。

法律体系的不确定性同样突出，外资企业在印度参与诉讼往往面临长期拖延，且判决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本质而言，莫迪的“富贵梦”建立在对外部矛盾的依赖之上，而非自身实力的提升。如同此前部分势力期待中国太空救援出现疏漏，当前莫迪政府将发展希望寄托于中美摩擦，却忽视了自身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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