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求职记”：溥仪特赦后的两个心愿与时代答案

1959年深秋，北京植物园的温室里飘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一位戴着厚框眼镜的中年人蹲在花架旁，正用布满老茧的手给兰花分株。路过的同事喊他“老溥”，他笑着抬头应声，额角的皱纹里还留着几分旧日宫廷礼仪的端庄。

谁也想不到，这个熟练摆弄花草的园丁，竟是曾经的“大清宣统皇帝”溥仪。

特赦令下的忐忑人生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礼堂里，溥仪听到自己名字时双腿发软，差点碰倒座椅。当他颤抖着接过特赦通知书，周恩来那句“把皇帝改造成为新人”的承诺，终于化作现实。走出高墙时，53岁的溥仪兜里揣着民政局发放的20元安置费，站在北京街头竟不知该往何处去——紫禁城已成故宫博物院，醇亲王府住进了机关单位，最终他敲开了五妹韫馨的家门。

在韫馨家的半个月里，溥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平民初体验”。他第一次自己挤公交去派出所办户口，在“文化程度”栏犹豫良久写下“初中”；第一次拿着粮票排队买馒头，因为不会算找零闹了笑话；甚至第一次学着用煤球炉子，把一锅粥烧成了炭黑。这些窘迫却鲜活的日常，正悄悄抹去他身上“末代皇帝”的印记。

两个心愿背后的时代困局

民政局干部登门慰问时，溥仪鼓起勇气提出两个请求：“我想当医生”和“希望回故宫工作”。前者源自战犯管理所里学到的医护知识，后者藏着对故园的复杂情结。然而这两个愿望，都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

卫生部门婉拒了他的从医申请——没有系统医学教育背景的溥仪，连护士资格都无法取得。故宫博物院方面更是为难：昔日皇帝若以工作人员身份出现在太和殿，难免引发围观甚至历史争议。时任北京市长彭真得知后，在工作会议上感慨：“给溥仪安排工作，是检验新中国改造政策的试金石。”

转机出现在1960年早春。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园长俞德浚接到特殊任务：为这位特殊的新中国公民找个“既能劳动又能学习”的岗位。当溥仪穿上崭新的蓝色工作服，站在温室玻璃房前，他忽然想起40年前在养心殿读《天工开物》的情形——历史给了他最意想不到的轮回。

植物园里的“皇帝学徒”

溥仪的工号是“001”，工作内容包括给热带植物浇水、打扫温室卫生。最初他连喷壶都拿不稳，常常浇湿自己的布鞋；分辨不出杂草与幼苗，把刚扦插的葡萄藤当野草拔了。老工人们却对这个“特殊学员”格外耐心，技术员刘宝安手把手教他嫁接技术，组长刘殿凯带着他学习《植物学基础知识》。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这样描述这段日子：“我学会了用枝剪给月季修形，懂得了不同土壤的酸碱度。当亲手培育的君子兰开出第一朵花时，那种喜悦胜过当年太监呈上的任何贡品。”最让他自豪的是参与培育的“京葡一号”葡萄新品种，后来成为北京郊区的推广品种。

植物园不仅给了他新身份，更重塑了他的时间观念。昔日养心殿里的西洋钟记录着晨昏定省，如今温室里的温度计提醒他何时开窗通风；过去敬事房太监捧着绿头牌等待翻牌，现在工作日志上工整记录着每日的湿度数据。劳动改造不再是惩罚，而成了连接新生活的桥梁。

从《我的前半生》到特殊馆员

1962年4月，溥仪的人生再次转折。在全国政协礼堂，他接过周恩来亲笔签发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聘书，任务是撰写回忆录。面对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这个曾经的“真龙天子”成了最特殊的历史见证者。

在同事杜聿明、王耀武等前国民党将领的帮助下，溥仪开始系统整理记忆。他常常对着光绪年间的《宫中则例》发愣——那些熟悉的典章制度，如今成了需要批判反思的对象。在自传中他诚恳写道：“当我给日本关东军当傀儡时，每道‘圣旨’都是民族的伤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溥仪在整理慈禧太后膳食单时，发现当年御膳房每日竟要消耗60头猪、30只羊，而同一时期的华北农村正经历大饥荒。这份对比材料后来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实证，他拿着放大镜核对账目的身影，被摄影师定格为“历史审判者”的经典画面。

最后的公民时光

1967年深秋，溥仪因肾癌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躺在普通病房的他，常与病友分享植物园趣事。当护士送来每日限量的鸡蛋时，他总会想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自己把特供的鸡蛋让给怀孕同事的往事。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床头始终放着一盆自己培育的虎皮兰，绿意盎然的叶片上依稀映着养心殿的琉璃瓦光影。

溥仪的葬礼没有谥号、没有仪仗，只有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但挽联上的“中国公民爱新觉罗·溥仪”字样，恰是他用七年时光书写的最终答案。故宫研究员朱家溍后来回忆：“溥仪先生晚年最常说‘自食其力最踏实’，这句话该刻在所有历史遗迹的解说牌上。”

【参考资料】

《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
《溥仪的后半生》（李淑贤口述）
《周恩来与溥仪》（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植物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