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燕 马昇：商代西北方国的文明遗珍：山西吕梁高红商代夯土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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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红遗址远景

拨云见日，古城初现

在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和黄河西岸的陕北、内蒙古鄂尔多斯这么一个广大区域内屡屡发现有着相似文化特征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出土青铜器地点已达三十余处，青铜器总数已达数百件，多是在平田整地时发现，同时伴出的还有人骨，说明青铜器是墓葬里的随葬品。时代从盘庚、小乙至帝乙、帝辛，纵跨晚商时期。这些青铜器器型厚重，制作精美，造型和纹饰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有着明显区别。

具体到山西的吕梁山区，晚商青铜器主要发现于保德、石楼、柳林、吉县等地。由于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生活遗址，这支在晚商时期曾经活跃于吕梁山内的青铜文化的缔造者应该就是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这种观点似乎成为学界的共识。这支青铜文化昙花一现后便在吕梁山销声匿迹了，其来源与去向成为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

1983年由国家文物局等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在吕梁山区进行考古调查，在柳林三川河岸边的高红村发现了一个与晚商青铜器同时代的灰坑，通过对出土陶器的研究，初步认识到它和吕梁山的青铜器有一定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究的学术课题。此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虽然多次在吕梁地区进行了考古工作，但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2004年，由国家文物局课题组提出，陕西、内蒙、山西三省合作的“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生业、文化与环境研究”项目——山西境内的西部考古工作在吕梁山区的柳林三川河流域展开。高红遗址身系重大的学术背景，成为西部考古重点工作之一。

高红村位于三川河北岸，东距柳林县城约11.5公里。村南的山梁当地人称寺枣垣，被三川河三面环绕。三川河绕过山梁后向西流去。整个山梁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东、南部是缓坡，西、北部是陡峭的悬崖。纵横的沟壑将山梁分成大大小小相对独立的单元，环绕山梁修出层层的梯田。1983年晋中考古队曾在半山上的断崖边发现了一个晚商时期的灰坑。西部考古队把调查重点首先锁定在这一区域，希冀在采用卷地毯式的调查方法后能有新的发现。考古队员们按照规定的距离分散开来，从下至上细细搜寻，力求做到无一处遗漏。离河岸不远有战国、汉代陶片和灰坑一类的遗迹，在高处面阳的缓坡上能不断捡拾到晚商时期陶片。由于梯田的破坏，山坡上发现的遗迹不多。队员们一路追寻着陶片，不觉就到了山顶上，顶上地势平缓，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平坦，东部是漫坡地。高程823米，比河岸高出100米。出乎意料的是山顶上居然也有晚商时期的陶片。这时经验丰富的技工冀保金急急地跑到正在埋头搜寻的任发掘小组组长的我（王京燕）身边，压低声音说：“快去看，夯土！”焦急的神情中有掩藏不住的兴奋。夯土是古代建筑常用的一种方式，常常用于房屋、大型宫殿和城墙等的建筑。冀保金急切地把我带到一处断崖边，剥掉表层的灰土，均匀的夯层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每层夯土厚约6~7厘米。我不禁一惊，山顶上只有晚商时期的陶片，这里的地形易守难攻，在这么高的地方发现夯土，很可能这里是一处晚商时期的军事据点。根据数天来的调查情况判断，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对吕梁山晚商青铜文化的研究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难掩瞬间涌向心头的巨大喜悦，我马上把发现夯土的情况向领队马昇做了汇报。

考古队员们随即扩大了夯土的调查范围，在修梯田时切出的断崖上和冲沟边不断发现夯土的残迹。夯土集中在垣顶东部，有几处夯土向下延伸至四五阶梯田处。从南部大冲沟的断崖上看，几处断续分布的夯土的走向并不一致。由此看来，这里是一处夯土建筑群，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可能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夯土建筑。仅从调查情况看，还难以准确判断这些断续分布，走向不同的夯土建筑的使用功能，同时在年代判断上也缺乏考古地层学上的依据。为了确切了解夯土的年代，2004年6~7月，发掘小组选点对打破夯土的灰坑进行试掘，灰坑中所出陶片年代在商代晚期，由此判断夯土建筑的使用年代最晚也和陶片年代一致。在确定了夯土的年代之后，下一步就是要了解夯土的使用功能，这只能靠考古钻探和进一步的发掘才能解决。

通过考古钻探，在寺枣垣顶发现二十余块夯土基址，总建筑面积近4000平方米。由于水土流失和冲沟的破坏，已经难以看出夯土建筑的整体布局，当时垣顶面积和夯土的实际建筑面积比现存面积要大，这里应该是一处古城。

寺枣垣顶

2004年8月，高红商代夯土基址的大规模发掘拉开序幕，时任西部考古队副队长的谢尧亭主持发掘工作。经过3年的发掘，对夯土建筑构造方式及夯土基址间的早晚关系有了基本的了解。最大的7号夯土基址大致位于建筑群的中心，现存台基面高出当时活动面约1米，长近50米，宽约11米；8号夯土墙南距7号夯土基址18米，东西长42.5米，现存墙体高出当时活动面约1.5米。7号夯土和8号夯土墙之间有广泛的活动面相连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此外还在7号夯土东侧发现了在层位上晚于7号夯土基址的26号夯土院落。

打破夯土的两个遗迹单位（亦即7、8号夯土基址废弃后）所出木炭经14C测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分别是1220BC（53.7％）1120BC、1300BC（68.2％）1120BC，相当于殷墟二、三期，7、8号夯土建筑年代距其不远，当在殷墟二期偏早。26号夯土房的建筑规模远远小于7、8号夯土基址，地层关系在已发现夯土中是最晚的，其年代可能在殷墟二、三期之际。

高红遗址 7 号、8 号夯土基址

清理 7 号夯土南侧夯层

雄踞一方，对峙中原

目前发现的商代有着大型夯土建筑的遗址都是商王朝或方国的都城，如河南的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宫殿遗址、湖北的盘龙城商代中期宫殿建筑群遗址等。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基址是一座东西长约108、南北宽约100米的夯土台，殿堂基座位于台基中部偏北，东西长约36、南北宽约25米；盘龙城一号宫殿基址中的1号基址房基面宽39.8、进深12.3米。虽然高红遗址的整体规模不能与之相比，目前所能见的仅仅是高出地面的巨大的夯土台，无法准确地明了其功能，但如此规模的建筑，自不可等闲视之。这里绝不是一处普通的聚落居址。规模宏大的殿堂是权力的象征，是夯土建筑的最高形式，构筑如此大型的夯土建筑，非集团的力量不能做到，这里应是一处政治集团的活动中心。高红晚商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最早发现的一处殷商时期有着大型夯土建筑、与商文化面貌迥异的方国遗存。高红晚商遗址分布在吕梁山青铜器出土区域之内，年代也与之吻合。高红商代夯土基址的发现，为散布于吕梁山的晚商青铜器找到了归属。夯土意味着定居，高红集中发现的夯土建筑也为我们研究这支青铜文化的生存方式提供了新的视角。

高红遗址探方

史籍记载，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跃着方、鬼方、土方等方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指出“汾河以西石楼、绥德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应该就是方的居地。”甲骨卜辞中，武丁时期征伐方的卜辞达四百余版，可见方力量之强大，已成为足以对抗商王朝的劲敌。高红夯土基址的全盛时期，亦即7号夯土基址使用时期的年代大约在殷墟二期，正值武丁征伐方之时。一个没有一定规模，没有一定经济基础、没有凝聚力、没有严密组织、内部各自为政的部族或部族联盟，是构不成长期对商王朝威胁的。高红晚商遗址就位于方或以方为主体的诸方国联盟和商王朝交锋的前沿阵地。

囿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在吕梁山区可能难以形成大规模的遗址。吕梁山区出土青铜器的地点已达二十余处，可见高红这类易守难攻、又极其重要的遗址绝不是孤立的存在。在柳林三川河流域发现的与高红同时期的遗存还有东距高红约3公里的杜家湾遗址。作为一个政权的中心，其周围应有拱卫性的聚落和一定的统治区域。据目前资料，高红遗址周围较少分布有同时期遗存，这种孤立、冷清和高红晚商遗址曾是一方领袖的地位不符。在群山连绵的吕梁山区内，可能散点式分布着类似高红遗址的遗存，形似分散，却又一呼百应，凝聚力极强，共同保疆守土，曾一度与商王朝相抗衡。以高红遗址为代表的晚商遗存极可能是方或方内某个政治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

2013年，在黄河西岸的陕西清涧县李家塔镇辛庄村东的梁峁上，发现了一处规模恢弘的建筑遗迹，主体建筑加回廊总面积约4200平方米。这组建筑遗迹应是某种具有礼仪性质的高等级建筑遗迹，而非普通的居住建筑。遗址中出土的器物群面貌、纹饰风格、器类特征，皆同于柳林高红商代晚期遗存，和高红晚商遗存属于同一性质的文化族群。在黄河东西两岸的陕北、吕梁山区接连发现的晚商时期城址和独具特色的青铜器使我们领略到了这支游离于传统商文化之外的青铜文化的深厚底蕴，其发生和发展自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是我们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学术课题。

26 号夯土房 &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赵志军博士指导浮选植物碳化物

在2003~2006年山西西部考古中，除柳林外，2006年又在吉县卦甲山试掘了一个灰坑，其中出有类同于高红商代遗存的小口广肩罐和鬲。吉县上东村还曾经出土过绥德——石楼类型青铜器。从目前发现实物资料看，吉县是吕梁山商末周初青铜文化活动的南界。200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太原盆地北缘的阳曲东青善发掘了一处晚商时期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殷商式陶鬲和花边鬲（高红晚商遗址的标志性器物）共存，说明商王朝已经在太原盆地建立了根据地，高红晚商遗存的居民曾经进入太原盆地，在遭遇到势头强劲的商文化阻遏后，只能通过妥协换取和平。

从太原、临汾盆地晚商遗址的分布情况就可了解商王朝对吕梁山内的青铜文化如何处心积虑层层设防。太原盆地曾有历史上著名的昭馀祁泽薮，其南界在介休和灵石交界处，灵石县在太原盆地和临汾盆地之间，汾河切穿灵石境内的韩信岭，形成一段瓶颈般的峡谷。昭馀祁泽薮在夏商时期尚有大面积水域，从考古调查情况看，晚商时期太原盆地中心没有人类居住，遗址均分布在盆地边缘濒水的山前缓坡地带，商代早期，商王朝就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并延续到商晚期，太谷县白燕晚商遗址就是这类遗存的代表。灵石旌介、临汾盆地的临汾庞杜和浮山桥北，均有商王朝势力盘踞，商王朝步步为营，把高红一类遗存紧紧钳制在吕梁山内。太原盆地以南就很难看到高红一类遗存的踪迹了。

（作者均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