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吉鸿昌十五年

牛建中/文

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吉鸿昌同志英勇就义四十八周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实践的磨砺，我对吉鸿昌的怀念也与日俱增。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十五年里，我一直跟随吉鸿昌，先后担任他的护兵、随从副官主任。我和他朝夕相处，受益非浅(应该是受益匪浅)。时至今天，他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桩桩往事时常激起我深切的回忆。

初次相见

我初次见吉鸿昌，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天。那时，我十四岁。由于父母早逝，家境贫寒，经人介绍，我在河南沙河店崔耀祖药铺当小伙计。

一天，有个叫赵栋方的人来崔家借宿。晚上，我去给他送水，他见我面容憔悴，衣衫褴楼，就对我说:“跟我去当兵吧。军队上除管吃穿外，还有月饷一块大洋。比你在这里强得多。”我略加思索，便应声同意。

第二天，鸡叫头遍，赵栋方将我从睡梦中叫醒。我穿好衣服，悄悄地跟着他离开了崔家。我们走到驻马店，再乘火车去信阳。下车后，赵栋方把我带到车站附近的一个帐篷里去见一个姓吉的长官。这人二十四、五岁，浓眉大眼，身材魁伟。他把我上下打量一番，问些家庭情况后，叫来护兵薛少庆说:“你带他洗洗澡，换换衣服。”说罢，掏出三块大洋交给薛。我们到街上买了衣服、鞋袜，洗了澡，经过简单整理，又去见吉。吉说:“留下吧，给你弄副门对子(胸章)。”于是，在块手掌大小的布上，用毛笔写了“十六混成旅直属工兵连幼年兵牛建中”十六个字，缝在我胸前，算是徽章。

不久，我得知，这个姓吉的长官就是吉鸿昌，是十六混成旅直属工兵连连长;赵栋方是二排排长;一排长叫张印湘;三排长叫赵登禹。

从那时起，我和薛少庆专管吉鸿昌的衣食住行。在我没有成为正式护兵以前的两年中，一切供给均是由吉鸿昌承担的。

模范连长

一九一九年夏天，冯玉祥任常德镇守使。吉鸿昌奉命开往湘西常德。部队出河南进湖北，到处呈现一派南国水乡景色，江河纵横，稻田百衲。途中，有时遇到大雨，道路泥泞，行走十分困难。为不掉队，全连官兵拉手拄棍，逶迤前进。那时，南方蚊虫很多，加上缺医少药，我们走到石首时，一些士兵便病倒了。吉鸿昌决定在这里休息数日。他将连队集合起来，先言明纪律，让我们注意礼貌，遇年长者以“大爷、大娘”称呼;上街时要讲究军容，公平买卖。随后，他抽调了几名士兵搭起帐篷，让病员住进去。又拿出五块大洋，让伙夫买些蛋肉为病员调剂伙食。很多士兵知道此事后，深为感动。

我们在石首休整几天后继续前行，很快到了湖南。临近常德，一个传令兵给我连送信，他为抄近路，骑马穿过稻田而来。吉鸿昌立即将他喊住，厉声说:“这水稻是老百姓的血汗，随意糟踏，你不怕父老兄弟们唾骂?”那个传令兵面红耳赤。

那时，湖南督军是张敬尧，此人非常可恨。他置百姓死活子不顾，恣意搜刮，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湖南的老百姓怨声载道。相比之下，吉鸿昌的队伍军纪严明，所到之处军民相安。我们走到常德，冯玉祥夸吉鸿昌带兵有方，誉吉为“第一模范连长”。

一九二年六月，直皖战争爆发。不久，我们由常德经津市向汉口开拔。路上，士兵郭成德和二排长赵栋方因事口角，赵说话欠妥，郭一气之下竟开小差。此事报知冯玉祥，冯即把吉鸿昌叫到旅部训斥一顿，撤掉了吉的连长职务。吉鸿昌回来向我们告别，他说:“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对不起弟兄们。”当天下午，吉鸿昌怀着自责的心情离开部队。临走时，全连官兵依依难舍，都哭了。

吉鸿昌走后，冯玉祥亲自到工兵连安慰我们。一星期后，冯派直属团团长李鸣钟将吉鸿昌找回，担任十六混成旅学兵连连长。不久，我也调到学兵连，又回到吉鸿昌身边。

招兵营长

一九二一年春天，冯玉祥率所部进发陕西，打督军陈树藩，行至潼关，将部队分成三路向西安进攻。冯估计，接火后，陈部有可能经荆紫关向豫西南退却，遂命吉鸿昌守蓝田。蓝田在西安东南，是通往荆紫关的要道。我们在那里守了两天两夜，没有动静。吉鸿昌求战心切，派人四处探听，才得知陈树藩已逃到咸阳，吉立即带部队北上，中午时分，赶到咸阳，陈部又弃城而逃。正要追击，冯玉祥的传令兵到，他对吉鸿昌说:“旅长让你速回西安。”当天傍晚，我们又赶回西安。吉即到督军署见冯玉祥。此时，冯玉祥正在后院散步，一见吉鸿昌劈头就问:“我让你守蓝田，没有命令，为什么往北跑?”吉鸿昌答:“打陈树藩。”冯说:“陈有五旅之众，你才百十余人，能行吗?”吉说:“他虽说有五个旅，实际为他卖命的至多几千人。我一个连也能搞他千八百的。”冯又说:“人称你是‘吉大胆’，果然名不虚传。”这次，冯玉祥没有真生气，他吩咐马弁在督军署找个地方，让吉休息。

此次战役之后，十六混成旅改为十一师，冯玉祥任师长。张之江任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任二十二旅旅长。吉鸿昌升任二十一旅四十三团三营营长。

第二天早上，冯玉祥开出四个连长、四个司务长、十二个排长、三十六个班长的名单，交给吉鸿昌说:“现在，部队已经扩编，招兵是当务之急。若无战事，你尽管往各地招募新兵。如遇打仗，你即带新兵营投入战斗。”吃过午饭，吉鸿昌便动身启程。我们先后到渭南、华阴、三原一带招兵，耗力不小，只招了不足四连人，住在西安南边的一个山洞中，加紧训练。训练好后，全部交给冯玉祥，再去招募。

一九二二年春天，爆发了直奉战争。不久，冯玉祥调回吉鸿昌和他所带的新兵营参加讨伐张作霖。部队出潼关经观音堂到洛阳，准备从郑州北上增援吴佩孚的西路军。不料，河南督军赵倜(外号赵三麻子)，乘机在直军后方捣乱，派他的弟弟赵杰率兵大举进攻郑州，以策应奉军。于是，冯部投入了肃清后方之敌的郑州战役。战斗开始，张之江就在魏庄一带与敌人发生了激战，双方伤亡很大。冯派刘郁芬、宋哲元增援，也未能奏效，形势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亲自到前线督战，官兵士气大振，经几度激战，敌势渐弱。最后，冯玉祥抓住战机，将冯治安的学兵连、李向寅的手枪连一并调上前线正面突击。又命吉鸿昌的新兵营绕到古城白沙，切断铁路，形成夹击之势，猛烈冲杀。敌人招架不住，狼狈向豫东逃窜。冯即派部队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开封。

郑州战役后，冯玉祥担任了河南督军。他加紧部队的训练和补充。一天，冯将吉鸿昌叫到督军署，对吉说:“赵倜的残部虽然还在豫东一带活动，但成不了气候。眼下，不会有大的战事。你是河南人，对这里的情况熟悉，还是带原班人马招兵去吧。”吉又到一些县招募新兵。到秋天，经他招募训练的新兵约有六、七千人。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冯玉祥出任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十二月初，冯命吉鸿昌随大部队行动，向北京进发。路过黄河时，一个新兵不小心，把枪掉到河里。冯得知此事，怏怏不快。几天后，又命吉鸿昌去招兵。吉先后去河北、山东、安徽等省招募，历尽艰辛，毫无怨言。到一九二三年冬天，他又招募和训练了近一万名新兵。

中山学校

一九二四年九月，冯玉祥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决心发动“首都革命”。这时，冯部已发展到一师三旅，约三万人。不久，吉鸿昌奉命回到北京南苑。九月下旬，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紧张之际，冯率所部由南苑出发，经怀柔、密云、古北口开赴滦平。在滦平，冯玉祥召集秘密会议，决定拥护孙中山，将队伍改称国民军，联合胡景翼(笠僧)、孙岳，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打倒曹锟、吴佩孚。次日，遂挥师南下，进军北京。一路之上，军心振奋。吉鸿昌带一营新兵，随刘郁芬部首途返京。一天晚上，部队到了高丽营作暂短休整。吉鸿昌将书记长何子顾叫来说:“目前，形势很好，革命成功后，需要大批治国人材。你到我家乡去，把我的房子、土地卖掉，办个学校，让穷人子弟上学，将来对国家有用。”后来何子顾回到吉鸿昌家乡，办了一所“吕潭学校”，他任校长，管理校务。吉经常寄钱，给予资助。初时，收学生几十名，后逐年增多。一九二五年春，孙中山先生逝世，为纪念他，学校改名“中山学校”。

十月初，我们从安定门打进北京，曹银、吴佩孚的卫戍司令王怀庆抱头鼠窜。冯玉祥宜布软禁曹锟，并从故宫赶走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与此同时，张之江、刘郁芬在杨村与吴佩孚部激战，吴军迅速瓦解、溃败。吴佩孚逃往岳州。我们也回到西苑、门头沟驻防。此时，冯玉祥担任了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第二军军长;孙岳任第三军军长。一军扩编为六个师，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张之江、宋哲元等升为师长。兵额甚缺，冯又命吉鸿昌到河南招兵。

讨奉战争

一九二五年春天，段祺瑞执政，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军受到北方各系军阀的联合进攻，冯玉祥被迫宣告下野，国民军退出北京，开入张家口一带。同年夏天，段祺瑞政府为了阻止国民军势力回到京津地区，宣布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西北各省划为国民军势力范围。冯军改称西北军。

这年秋天，吉鸿昌从河南招兵回来，适值讨奉战争爆发。天津督军李景林依靠张作霖的势力，不断扩大地盘，与胡景翼、孙岳两军磨擦，终于发生冲突。双方在青县激烈战斗，胡、孙的二、三军被打得渐渐支持不住，急电冯玉祥求援。冯派张之江进攻杨村，以应援胡、孙，但激战多日，未能奏效。张正在踌躇，吉鸿昌自告奋勇，带一营新兵，绕道韩柳墅将李军防线突破。接着，直插纵深，扩大战果，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张之江待宋哲元、李鸣钟部赶至，一并猛力攻击，李景林大败，逃往德州。

修蜈蚣坝

一九二六年春，冯玉祥前往苏联参观。在此期间，西北军群龙无首，各自为政，无人统驭。吴佩孚东山再起，联合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阎锡山合击西北军。几度激战，西北军节节败退。在这之前，吉鸿昌从南口转战到绥远，身边只剩下我们少量勤杂人员。他找到绥远都统李鸣钟，李任他为绥远警务处处长。

一天，吉鸿昌上街察看，忽然街中尘土飞扬，人群纷纷向两侧躲闪。我们紧赶几步，上前一看，原来是两个外国神父在骑马奔跑。吉鸿昌见此情景，气愤已极，上前将马拦住，厉声道:“这是中国的土地，今后不准你们在街上骑马乱跑。如下次再犯，我一定敲断你们的马腿。”两个神父面面相觑，只得牵马灰溜溜而去。

又过数日，吉鸿昌收到武川县警察署一份报告，说大青山娱蚣坝一带山高路险，冬季过往行人不小心滑下去，摔死冻死者甚多。倘若绕行，必须多走两天远路。因此，虽常出事故，但翻山越岭的人并不减少。吉鸿昌看后，夜不能寐。第二天一早，便去蜈蚣坝察看地形，决心在此修路。他找到平绥工务段段长冯欣农，提出修路计划。冯欣农早年和吉鸿昌的父亲熟悉，也是吉鸿昌推心置腹的朋友。当时，冯正无事可做，很愿意承包这项工程。于是，找了十几个颇有经验的技术员当工头，条件是干一天活儿给两天的工钱，二百多民工每天除管吃外，加工钱两吊。一切准备就绪，便在山下搭起帐棚，破石开工。不到两月，山路修通。大青山两侧人民十分高兴。竣工那天，吉鸿昌亲自验收，并挥笔题了“非工不食”四个大字，刻在碑上，立于山下。

增援兰州

一九二六年四月，甘肃土著张兆甲、孔繁锦投靠吴佩孚。吴委任张兆甲为平凉镇守使，孔繁锦为天水镇守使，与西北军作对。五月，张、孔联合马福祥，马鸿、马廷贤、马、马琳的土著武装两路齐发，猛攻兰州，将刘郁芬的第二师团团围住。刘急电李鸣钟求援。吉鸿昌得知此事，找到李鸣钟说:“我先去增援兰州，然后，把冯玉祥请回来，他不回来，咱们西北军就垮了。”征得李同意后，吉将警务处的事务交给一个姓赵的科长负责，遂带绥远都统署手枪团和部分警察队，向甘肃进发。

我们走到五原，在一个地主家里借了一辆马车，把较重的东西放在车上，继续前行。数日赶到宁夏。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是“五马”之一马福祥的侄子，听说吉鸿昌到，要宴请他。吉鸿昌接到请柬，沉思片刻，决定前往。为防不测，我们在省政府外面布了警卫，吉鸿昌自带一个姓罗的连长同去。马鸿宾并无敌意，待吉以上宾，宴罢无事，让我们住在于家大楼。次日，我们又继续向中卫进发。一路遍地沙石，缺水少吃，十分艰难。走到干塘，兰州来人说，敌人知道援兵将到，纷纷溃退了。吉鸿昌带着我们直插兰州，刘郁芬大为欢迎。几天后，刘下令反攻。吉鸿昌进驻岭口，在附近山上的一个小庙旁住下，指挥作战。接着向会宁守敌张兆甲第一防线突击。晚上，我们攻占了六盘山，张部败退。不久，又拿下平凉，收复了西峰镇。天水的敌人孔繁锦闻讯逃往四川。至此，甘肃局面暂告稳定。

这年九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到五原，任命吉鸿昌为三十六旅旅长。于是，吉鸿昌找到旧部张印湘、徐福胜，将他们所带部队编为两个团，又招募了部分新兵，计一千余人，驻在西峰镇、泾川一带。

解西安之围

一九二六年九月中旬，冯玉祥在五原发表宣言，响应北伐。

不久，率所部经宁夏入甘肃，准备出西安、进河南与北伐军会师郑州。但是，此时西安守军李虎臣、杨虎城的两师约万余人，已被吴佩孚系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十万之众围困六个月之久。城内弹尽粮绝，军民衣食无着，已饿死很多人，情况十分危急。因此，解西安之围是当务之急。冯遂命吉鸿昌率部进军西安。这时，吉鸿昌的三十六旅扩编为十九师，吉被任命为师长。我们经长武、彬州至咸阳，击溃守敌后，绕道猴儿寨向西。十月初赶到西安城外，在徐家寨与刘军交火。我方官兵冒死硬拼，进行一个村一个村的苦战，双方死伤枕藉，但我们未能突破敌人防线。于是，吉鸿昌改变战术，命令部队挖沟筑垒，逐步推进。将近四十天，刘部被各个击败，退到渭南。当我们从北门进人西安城时，遇到一个妇女躺在地上，面黄肌瘦，奄奄一息。我赶忙拿出一个馒头给她，她正要吃时，被吉鸿昌制止住，他说:“饿了那么长时间，吃干馒头会要命的。先给她点稀的喝。”我才顿时省悟过来。杨虎城、李虎臣见到吉鸿昌，泪如雨下。活下来的百姓无不感激吉鸿昌救命之恩。

东进路上

西安解围之后，吉鸿昌的十九师驻守渭南。我们在陕西没住多久，一九二七年五月，冯玉祥命令吉鸿昌师东进，参加北伐。部队遂出潼关到达洛阳，继又到巩县。吉鸿昌在这一带招兵买马，部队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而后继续向东挺进。端阳节，我们到达郑州。此时，奉军屯集在黄河北岸，正积极准备渡河占领郑州。面对这种形势，冯玉祥召集军事会议，研究渡黄作战计划。会上，冯问:“谁能把奉军撵走?”吉鸿昌站起来说:“我去。”散会后，吉带我们沿黄河向西去寻找渡口，在祀水等处未找到，又到巩县西边的孟津，在铁血镇找到数只小船。吉鸿昌察看了这里的地形，认为河面虽宽，但水位很低，有利于部队展开，便决定在此渡河。午夜时分，部队开始行动。吉鸿昌率先跳入水中说:“会水的在前，不会水的在后，跟我来。”官兵一个个跟上去，握住绳索，分十余路直扑对岸。时河水很浅，刚到腰部，唯脚下泥浆很深，偶有下陷者，经及时应援，均得脱险。先头部队抵达对岸后，迅将奉系军阀万福麟的第八军一营包围。敌人正在高枕酣眠，毫无防范，待梦中惊醒，已成俘虏。第二天，吉师全部渡过黄河，打垮了增援的敌人，建立了前进基地。接着，又乘胜发起攻击，从焦作打到新乡。所经之处，敌人惊慌失措，未及抵抗就四处逃散。我们缴枪三千多枝，孤军深入，大获全胜，稳定了河南的局势。冯玉祥十分高兴，通令嘉奖十九师全体官兵。

九月，冯玉祥命吉鸿昌由新乡返回郑州，参加豫东战役。我们先沿京汉线推进，打败靳云鹗部，占领许昌。不久，又抵达开封。此时，直鲁联军张宗昌部从山东向开封猛扑过来，他的先头部队潘洪军部约三万人已集结在兰考，扬言三天之内攻占开封、郑州。在此紧迫情势下，冯玉祥即令吉鸿昌攻打兰考。出发之前，冯亲自到开封郊外的沙滩上检阅了部队，鼓励士气。当天下午，我们赶到兰考。当时，潘洪军正集中部队讲话，作战前动员。我们乘机将潘军包围，接着，发起攻击，官兵齐声呐喊，勇敢冲锋，敌人不战自乱，大部投降，只小部分逃遁。潘洪军自杀身亡。

攻打曹县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豫东战役之后，冯玉祥控制了河南局势。为进一步解除北伐军的后顾之忧，冯决定进军山东，命十九师为先遣部队。我们到达曹县，被姜明玉军二万多人挡住去路。萎明玉原是刘镇华镇嵩军一部，刘部溃败后，他又投靠了张宗昌，张委任姜为第三军军长，防守曹县。吉鸿昌命部队向县城发起攻击。不意，护城沟又宽又深，防御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几经激战，未能得手。转眼到了十二月，吉鸿昌组织了数百名大刀队，在一天夜里突然向县城外围工事猛烈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仓惶逃入城内。第二天上午，吉鸿昌召集各旅旅长研究后，决定将县城东门、西门、北门围住，留南门敌出城。同时命令北关、西关部队日夜挖洞。另找一些士兵到南门外喊话，劝姜明玉投降，每日数次。城上敌人气焰嚣张，初时对骂，后又放枪。十几天过去了，敌人仍不投降。一天，吉鸿昌带了十几个士兵抬着馒头、肉来到南门，亲自向城上敌人陈说利害，并让士兵将馒头、肉送到城下，姜部士兵用绳子把东西吊上去，又开始放枪。吉鸿昌回到北门，下令再度攻城。此时，西关、北关部队已把洞挖到城下。吉命放进数百斤炸药，两声巨响，将城门炸开。几百名敢死队员先冲进城内，接着大部队涌入，纵横砍杀，枪声大作，敌人乱成一团，很快城破兵降，姜明玉眼看败局已定，开枪自杀。

在这次战斗中，吉鸿昌左臂中弹。当我发现后，急叫医官包扎。吉说:“现在战斗很激烈，不许声张。”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大义灭亲

攻克曹县，部队休整。一九二八年二月，吉鸿昌决定回家乡看看。经冯玉祥批准后，我们乘一辆汽车回到扶沟县吕潭镇，一进村，乡亲们纷纷前来看望。吉鸿昌先到中山学校，见到老友何子顾，叙离别之情。然后，询问了学校的情况，察看了校舍。他勉励师生员工共同努力，把学校办好。还说:“今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我写信。”

第二天，吉鸿昌到祖父坟前扫墓，回来后和嫂子谈及家务事，得知侄子吉星南和某有夫之妇通奸，被男方告发，便与奸妇合谋在饭锅里下药，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全都毒死。县衙虽将吉星南和奸妇带走入狱，但惮于吉鸿昌的名声，不敢严办。吉鸿昌听后，非常气愤。他找了几个乡亲查问，证明情况属实，遂派我乘车去县城，把吉星南和奸妇从狱中提出。我们回到吕潭镇西门，传令队长邓怀义、副队长王子超正在那里等候。他们一挥手，我把车停下。邓怀义附我耳边说:“师长命令，把他们就地枪毙。”说着，将吉星南二人从车里拉出来枪毙了。枪响之后，吉鸿昌也赶到，他问我:“打死了吗?"我说:“打死了。”吉说:“罪有应得，咱们走吧。”我们出吕潭镇北门，直回曹县。五月，我们由曹县向济宁开拔，正值麦子拔节，原野一片葱绿。途中，传令兵杨占刚的马脱轤而跑，踏倒一大片麦子。吉鸿昌命令射击，将马击毙，把马肉分给附近百姓，作为踏麦的赔偿，马鞍由杨占刚背到济宁，以示惩罚。

救孙良诚

一九二八年六月，我们由济宁开抵临清。一天，吉鸿昌接到孙良诚警卫处长郭楚才的电话，说日本兵在济南滋事，把洗澡堂子包围了，许多国民党军官和孙军长被围在里面，不准出来。吉鸿昌放下电话，立即带我们乘船沿大运河南下，至阿城沿黄河东进。到洛口，吉将部队展开，疾赴济南。当时，蒋介石也在济南，他听说吉鸿昌带部队到，遂派车把吉接去，对吉说:“这事关系到异国，我要和平解决，你休息去吧。”吉鸿昌回来，对我们说:“日本兵在中国这样逞凶，蒋介石还要和平解决，令人难以理解。”“我要打进城去，把孙军长救出来，”于是，他亲自带徐福胜旅进入济南，将澡堂团团围住。日本兵见来了这么多人，大为震惊，未作抵抗，但不肯开门。吉鸿昌命令部队打开澡堂的围墙，冲了进去，将围在里面的人全部救出。

打马仲英

一九二八年六月末，吉鸿昌率部由济南经临清到天津北仓，不久，又奉命返回山东。此时，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冯玉祥到南京任军政部长，鹿钟麟为代总司令，开始整编西北军。一天，吉鸿昌正在东阿山上的小庙旁喝水，接到鹿钟麟的命令，让他到北京陆军大学“学习”，并解散十九师。对此，吉鸿昌心中十分不快，他说:“派我去‘深造’可以，为什么要撤消十九师?我们全师官兵浴血奋战，却落得这等结果，是谁从中作梗?”感到愤愤不平。其实，吉鸿昌与上级长官特别是孙良诚的矛盾在我们这些护兵中早有耳闻。他认为孙作战指挥不力，缩手缩脚，瞻前顾后，缺少魄力。而孙良诚认为吉“不顺手”，难以统驭，早想把他撒掉。这种矛盾并没有因吉鸿昌解济南澡堂之围而缓和。孙借部队整编之机，上报鹿钟麟派吉鸿昌去陆大“学习”，既可以体现上级对部下的“关心”，也能达到体面地解除吉的兵权的目的。

吉鸿昌在北京陆军大学住了一星期，又突然接到冯玉祥的电报，让他速回南京。吉鸿昌赶到南京，在四道杆子的一个院子里见到冯玉祥。冯说:“佟麟阁在河州被马仲英围住，你马上去那儿接替十一师师长职务，让佟麟阁回兰州休息。”说完，给吉鸿昌一个任命状。吉即乘火车到泰安，带上原十九师傅参谋长、宋祖舜军需长和郭鸿图连，直奔河州。我们从泰安乘车到三门峡，因铁路到此为止，不得不改作步行。走了近两个月，到达兰州。在刘郁芬处吃过饭，又马不停蹄地南下，向河州进发。到了河州，吉鸿昌接任师长，重新整顿佟麟阁留下的这支数千人的队伍，遂向马仲英部发起进攻。马仲英是甘肃一带有名的土匪，拥有一万多人，都是骑兵，常常一人配二、三匹战马，善于长途奔袭。一九二八年底，吉鸿昌经过周密部署，在北原首战马仲英，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伤亡惨重。马带残部逃往洮州。吉鸿昌为彻底肃清这股顽匪，尾随追击，经定西、天水、宝鸡、徽县、成县、武都、凉州至古浪。马匪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逃遁路上，大肆杀害平民百姓，抢掠财物，闹得鸡犬不宁。一九二九年一月，马仲英由古浪逃到民勤，在城内大肆烧杀，全城四、五千汉族百姓被杀得所剩无几，惨不忍睹。待吉鸿昌赶到，马匪又流窜宁夏。宁夏主席门致中毫无戒备，城防空虚，致使宁夏很快落入敌手。门致中逃到兰州，找到刘郁芬，请求增援。刘急电吉鸿昌率部进剿。我们由民勤经于塘、中卫向宁夏挺进，沿途沙石漫漫，走得人困马乏。历时近一个月，赶到宁夏。但到省城非经大坝不可。马仲英派重兵在此顽守，企图阻止我们入城。吉鸿昌命令部队向大坝守散攻击，第一梯队上去，被打了下来。再组织攻击，又败退回来。第二天，吉鸿昌命李旅长率部向西，绕过大坝，攻敌背后:李因迷路，不知去向，吉的计划落空。第三天，又命牛团长猛力攻打，也未能拿下，全团官兵大部分牺牲。吉鸿昌再令齐龙麟团长进攻，并亲自上前督战，官兵冒死攻打，终于攻克。接着，向省城挺进。马仲英见大坝失守，遂退出宁夏。我们又跟踪追击，将马匪残部撵过石嘴山、磴口，到内蒙古。从此，马仲英一蹶不振。

施政宁夏

一九二九年春天，门致中走后，吉鸿昌担任宁夏主席兼三十军军长，我为他的随从副官主任。一天，吉鸿昌对我说:“这个地方文化落后，又多风沙。要普及教育，动员各村多栽树，你看怎么样?”我说:“您要把这两件事办好，宁夏百姓是会高兴的。”几天后，他将各县岁数最大的人召集到省府开会，就教育、植树问题征求意见，商讨办法。会上，吉鸿昌讲明议题，问大家有什么困难，可以上报省里解决。最后，还说了几句顺口溜:

村政府，县政府，

办民事，莫迟误。

育玉多设学:

生材多栽树。

吉鸿昌说完，会议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异口同声称赞吉鸿昌为百姓着想。

在宁夏期间，吉鸿昌还十分注意回汉两族关系的改善，尊重回族群众的生活习惯。一次，他将石嘴山一个姓郑的开明人士请到府里，详谈了改善回汉民族关系问题。事后，郑逢人就说:“宁夏有吉在，黎民安居乐业。”还有一次，吉把我叫进办公室，对我说:“你去买套回族衣服。”我很纳闷，就问:“谁穿?”吉说:“我呗。”待我把衣服买来，他穿上，很高兴地和事先约见的几个阿訇一起照像，后将照片发至各县。这件事，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吉回回”。从那儿以后，愿意随他当兵的人也多起来，短短几个月，我们部队又发展到近二万人。十月，冯玉祥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讨反蒋，反被阎软禁在建安村。时宋哲元为代总司令。不久，调吉鸿昌部去西安。

几番周折

一九二九年十月末，吉鸿昌由宁夏率所部到达陕西大荔县，还未及吃饭，鹿钟麟就来了命令:撤掉吉鸿昌的军长职务，由葛云龙接替。当时，宋哲元因在河南打了败仗，被冯撤掉了代总司令职务，由鹿代之。葛云龙拒不接任。四、五天过去了，军心大乱。鹿钟麟又电吉鸿昌只身去潼关。吉说:“我不去，我要到太原找冯总司令。”第二天，我们俩刚一出门，正碰到冯玉祥的警卫旅长纪镇同。纪说:“总司令由太原回来了。”于是，我们一起去风陵渡，在那里见到冯玉祥。吉鸿昌心里很难过，向冯诉说了事情的原委。冯说:“跟我回去吧。”我们随冯回到潼关。

在潼关，吉鸿昌住在城东一座水塔下的房子里。水塔很高，下边有两尊石雕狮子，栩栩如生。此时，吉鸿昌心情惆怅，每天早晨在水塔下打拳。一次，他弄来一副铁链，将自己手脚套住，用力挣脱。他说:“我们要打碎铁链，争得自由。”他又写了“醒狮”二字，让我找来石匠，照笔体刻于石狮背上，然后，涂上红漆，异常醒目，吉鸿昌说:“中国人要觉悟，像睡醒之狮，立于世界，谁也不敢欺侮我们。”

几天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西北军总司令部随从副官长。吉只当了两天，冯又下令，任吉为三十军军长，命率部到虞乡、灵宝、闻喜集结待命。吉鸿昌当即赴任。临走，冯玉祥对他说:“咱们的十二门野炮也归你保护，要是丢了，我就找你吉鸿昌。”吉说:“行，要是丢一门，总司令拿我以军法论处。”冯遂让西北军炮兵司令傅大个子和纪镇同与吉鸿昌同行。走到闻喜，吉鸿昌说:“镇同，你回去吧。你是保护总司令的，他若不安全，谁都无指望。”纪镇同又返回潼关。

一九三〇年春天，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反蒋。冯玉祥统帅第二方面军担任河南境内及陇海、京汉两线的作战任务。战争开始，吉鸿昌军由闻喜一带开抵洛阳，接着又到杞县、通许、太康。吉在太康住城东一片竹林里。转眼到了六月，麦子熟了。一天，吉鸿昌让部队帮助百姓收麦，我们下到地里，还没动手，就来了命令，冯玉祥命吉军第二天拂晓赶到杞县。太康离杞县一百多里。部队星夜急行军，赶到杞县，天刚微明。我们在城西才驻下，陈诚的三个师就包围上来。部队走了一夜，疲惫不堪，饭还没吃，立即投入战斗。吉鸿昌脱了衣服，让我拿着，手持大刀，大喊一声:“跟我上!”带着部队冲了过去。陈诚的部队被冲得落花流水，死伤累累，后退数里。第二天，陈诚待顾祝同的增援部队到后，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又发起进攻。吉鸿昌也将全军投入拼搏，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惨重。后来:吉鸿昌又将后勤人员编成预备队，随时准备加入战斗。正在这时，孙良诚部队从敌人侧翼出击，几度鏖战，陈部被迫全线后退。我们步步跟进;将敌人赶到商丘。

杞县之战，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总的形势依然是敌强我弱。冯，阎、李各怀异志的暂时联合，在军事上很难战胜统一指挥的蒋介石。经过七、八，九三个月的拉锯战争，吉鸿昌手下只剩下三千多人，很多枪让牛车拉着，没人使用。这次倒蒋战争，以失败告终。冯玉祥被迫下野，他的旧部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李鸣钟部被蒋介石改编。

一九三〇年底，蒋介石任李鸣钟为豫鄂皖“剿共”总司令。李手下没什么人，想拉走吉鸿昌。他坐飞机到了太康，派军法处处长刘干臣去新郑找到吉鸿昌，刘说:“吉兄，你还是接受改编吧，不改编，军饷、武器装备都没有，能维持多久?”吉鸿昌说:“目前，我不愁武器，军饷却是大问题。干臣，咱们共事多年，我相信你不会害我，明天我就跟你去见李鸣钟。”次日，吉鸿昌跟刘干臣出新郑往东南走，经尉氏、通许到太康，和李鸣钟见了面。李对吉接受改编很高兴，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几天后，李鸣钟对吉鸿昌说:“蒋委任你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从那以后，部队的吃、住、军饷都解决了。不久，吉鸿昌奉命将二十二路军总部迁至潢川，部队在光山、罗山、固始、息县驻防。吉在这一带招兵，部队又很快发展到四万人。

一九三一年三月，蒋介石命李鸣钟到豫鄂皖边区“剿共”，李鸣钟接到命令，将吉鸿昌叫到汉口商议。吉对李说:“前些年内战不止，遭殃的是老百姓。再打下去，老百姓还能过吗?我从潢川到汉口，沿途几百里，庄稼地里草那么高，一片荒凉，这是谁造成的?”李鸣钟不置可否。吉鸿昌从汉口回到潢川，心里很不痛快。终日思考稳定部队、脱离蒋介石之策。于是，他暗中派人与贺龙部队接触。

四月，蒋介石再令吉鸿昌部“剿共”，吉迟迟不动。蒋很恼火，派部队遏近潢川，威迫吉鸿昌交出部队。正在这时，吉收到家中来电，说吉父病重，希速回看望。我随吉鸿昌从潢川到信阳，又从那儿乘车到开封。回到家里，吉父已经去世。吉鸿昌将亡父灵柩护送到家乡吕潭镇，埋葬在祖父坟地。吉此行前后共用了二十多天时间，但部队的形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吉鸿昌的一些军中好友来信，说副官鞠建州、军需处长宋和勋都被蒋介石以“通共”嫌疑关在黄陂狱中，手枪营长也被撵跑了。吉得知后，忧心如焚，在家中没有住几天，就急急忙忙赶回潢川。到了那儿一看，什么都没有了。经向附近百姓打听，才知道部队已开往湖北。我们只好又回到信阳，从那儿乘火车到武胜关。这年大雨滂沱，冲断铁路，火车到此不能行进。我们只得下车。吉鸿昌让我找了一只小船，顺流南下，到武汉，在扬子江饭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到码头买了船票，我们乘船回到上海。

被迫出国

我随吉鸿昌刚到上海，蒋介石就派他的机要秘书高凌百在一品香大旅社找到吉鸿昌，要吉办理出国手续，逼吉出国。在等待办手续期间，吉鸿昌心中有事，终日闷闷不乐。一天，他约了几个人，其中有个姓常的，到杭州住了四、五天，又回到上海。到九月中句，高凌百告诉吉鸿昌:“出国手续近日就能办好，你赶快准备一下，待船期一定，马上就走。”吉鸿昌对高的这种催逼，非常反感。当时，还曾为翻译的事同他吵了起来。几天后，吉鸿昌的夫人胡洪霞由天津抵达上海，我从车站把她接到旅社。吉夫妇和凌勉之等组成“出国考察团”，准备九月二十一日启程。临行前两天，突然从东北传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吉鸿昌胸中燃起愤怒的烈火，决意改变出国计划。他找到高凌百说:“日本侵占我国土，杀害我同胞，国难当头，我能昧着军人的良心远走高飞，而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吗?”并亲自打电报给在南昌的蒋介石，要求留在国内，率军抗日。蒋介石坚决不应，高凌百又软硬兼施，进行劝说，让吉鸿昌按原定计划出国考察。此时，原订船期已误，又换九月二十三日的船票，吉鸿昌和夫人等一行乘搭夫脱轮船离开了祖国。

临行时，我送他们出黄浦江到吴淞口。上船前，吉鸿昌眼含热泪对我说:“我是个军人，不能打日本，却远走他国，心里非常难过。我走之后，你不便在上海久留，赶快回我家去。”在吉鸿昌出国后的第三天，我就回到天津，一方面等待他的消息，另一方面帮助照顾他留下的孩子。

吉鸿昌出国后的经历，已著成《环球视察记》，这里就不再赘述。

新的转折

一九三二年二月，吉鸿昌抱定抗日救国的志向，毅然从法国回到上海。不久，抵达天津。我听说吉鸿昌回来了，跑到车站迎接。吉鸿昌十分关心抗战的形势，决心举旗抗日。他说:“要抗日，就要有队伍。蒋介石已同日本讲和了，靠不住了。还是找找旧部，看他们能不能把队伍拉出来。”吉鸿昌在天津住了十几天，便动身去上海。路过山东时，特意下车找到韩复榘。吉对他说:“现在，全国民众抗日情绪很高，我们在国家危亡的关头，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拉队伍抗日才符合历史潮流。”韩说:“不是以前了。现在蒋介石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不能听你的了。”吉鸿昌郑重地说:“你们是被蒋介石改编的杂牌军，怎能得到他的信任?蒋的嫡系是黄埔，这些人骄横跋扈，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你早晚会被他一脚踢开。”韩复榘还是听不进去。吉鸿昌只得离开济南，继续乘车南下。三、四月间到上海，先住一品香饭店，几天后，又住进华安公寓。

在上海期间，吉鸿昌经常和进步人士接触，还和共产党人宣侠父取得了联系。两年以后，我才知道，正是在那个时候，吉鸿昌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走上了献身于中国革命的道路。他每天早出晚归，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参加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的活动。后来，吉鸿昌决定找仍在湖北地区的旧部，策划反蒋抗日起义。七月，吉鸿昌从上海到南京，在张之江的中央国术馆住了几天。以后，又乘船经芜湖、九江到武汉。在那里，吉鸿昌打听到他的旧部在黄陂、麻城一带驻防，便亲自前往招集旧部。我们找了一辆汽车，行至黄陂，木桥倒塌，车过不去。吉鸿昌让我到附近一个村里，找来村长，由他带十几个小伙子，把车抬过河去。吉给了他们五十块大洋，作为报酬。我们过河后没走多久，就到了宋埠，这一带是张印湘三十师驻地。张得知吉鸿昌到，先是避而不见，待吉找到他，陈说抗日道理，张听不进去。吉鸿昌只好告辞。临别，张印湘说:“蒋介石已知你到这里，让我杀掉你。看在旧情份上，我不能这样做，但也不能听你的。”吉鸿昌说:“印湘弟，咱们过去患难相处，我现在有几句忠言:你跟蒋介石没有什么出路，只有抗日，才有光明前途。眼下，我吉鸿昌的情况是不好，将来，你能不能胜我，还得看看。”说完，坦然而去。我们走出二里多路，碰到三十师九十旅的一个团长，吉鸿昌跟他很熟，是多年的挚友，就问:“你的队伍哪?”那个团长说:“在附近的村子里。”吉说:“拉出来，跟我走吧。”那个团长立即返回村里，没有多久，就把全团人马拉出，跟吉鸿昌进山，向红区前进。我们翻山越岭走了五十多里，已是午夜时分，部队来到一个大村子里，正准备烧水、吃饭。忽然，街中大乱，原来是蒋介石派彭镇山配合汤恩伯部追上来。开始，敌人不打枪，嚷着要活捉古鸿昌。我一看，大事不好，赶紧对吉说:“咱们赶快走吧。”部队正要突围，突然枪声大作，一团人仓促应战，因寡不敌众，大部牺牲。我在混乱中找了一匹马，让吉鸿昌骑上，带少数部下，从村里突围到附近山上。再往山下一看，村里火光冲天，吉鸿昌的忠实部下燕鸿甲被敌人抓住，捆在树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见此惨景，带出来的人也四处散去，各奔他乡。我和吉鸿昌在山上等到天亮，敌人才逐渐撤退。中午，吉让我弄点吃的东西来。我摸进村，一个人也没碰到，又返回山上。这时，发现有两块地里种的是红薯，我挖了两块给他，吉诙谐地说:“大将生来命真苦，坐在马上吃红薯。”没有丝毫的灰心丧气。吃完，我们继续往前走，在一个村子里找到赤卫队。一个战士领着我们找到鄂豫皖红区的民政部长，这个人原是北京陆军大学的学生。虽未见过面，但他对吉鸿昌早有耳闻，因此，十分热情。当时，赤卫队没有固定的住处，走到哪儿宿在哪儿。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走了不少地方。红区的革命气氛和山山水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吉鸿昌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决。后来，赤卫队派人护送我们到麻城，我们乘船回到上海。路上，为防不测，吉鸿昌化名王敬之，剃掉胡子，扮成商人。

不久，吉鸿昌乘圣经号轮船由上海返抵天津，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一天，他给冯玉祥写了封信，让我送去。那时，冯已从泰山到达张家口。我把信交给冯，他看后写了封回信，由我带回天津，而交吉鸿昌。事后，我听吉说:“有冯将军拥护抗日，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

坚决抗日

一九三三年二月，我随吉鸿昌到达北京，先住西单背阴胡同，又转住惜薪司。几天以后，到了张家口。在那里见到冯玉祥。他们俩商议了组织抗日武装队伍事宜。次日，吉便到赤城找到孙殿英，准备向他要些人。可是，孙一听“溶共”、“倒蒋”、"抗日”，根本不干。吉鸿昌又返回张家口，找到徐继福，吉对他说:

“我有二百枝枪，你能不能帮我运来?”徐满口答应，通过关系，租用“满洲铁路汽车公司”的汽车，将枪由天津运到张家口。路上，关卡一看“满铁”的汽车，均不作检查。待枪运到，我才得知，吉鸿昌在天津卖掉了部分家产，买枪抗日。爱国之心，实在可敬。经过反复奔走，吉鸿昌招集了一些旧部，举起抗日大旗。以后，东北的流亡学生、军官团的旧部也来了不少，很快发展到一支四千余人的队伍。与此同时，方振武率领驻在山西南部的所部两个师成立抗日救国军，北上开到察哈尔抗日前线。

五月，冯玉祥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方报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冯的旧部孙良诚，佟麟阁、张凌云等也加人抗日同盟军，部队迅速扩大到近十万人。

六月，日军猛犯察北，并占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接着，又联合伪军，继续向南推进，形势十分紧急。吉鸿昌奉命率同盟军主力北上，分三路迎击日伪军，经儿次激战，先克康保，又收复宝昌、沽源。日军退守多伦。这年夏天，吉发起多伦战役。

多伦在滦河上游，驻日军一千多人，是华北通向内蒙的锁钥。七月初抗日同盟军先头部队迫近多伦，先突破日军外围防线，后向龟缩在城内的敌人猛攻。由于日军武器精良、顽强抵抗，打了两天，未能攻进城。我军伤亡较重。第二天拂晓，吉鸿昌率部发起全线总攻，让敢死队员顶着浸湿水的被子，迅速接近城墙，炸开几个大洞，部队涌入，奋勇厮杀，将守敌全部歼灭。多伦终为抗日同盟军所光复。

这一仗，毙伤敌人一千多名，打出了威风，举国振奋，抗日热情大为高涨。

收复多伦不久，蒋介石派宋哲元当了察哈尔省主席，他的目的是叫宋哲元约束冯玉祥的行动。宋只是敷衍搪塞。对此，蒋深为不满，又派部队入察，和日军勾结，造成南北夹击的态势，使抗日同盟军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同盟军内部一些人开始动摇，但吉鸿昌、方振武等坚持抗战到底。不久，冯玉祥被追离开抗日同盟军，方振武为代总司令。方和吉经商议，决定进军热河，攻占了半宁等地。此时日、蒋军队加紧对抗日同盟军“讨伐”，方、吉部队处境愈来愈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吉鸿昌曾设想将部队拉到陕北。但部队行军经大青沟至商都，守城的部队不给开门，只得往西北，走到土木尔台，傅作义部不让前进，于是又返回商都。至此，吉鸿昌经内蒙古、宁夏转赴陕北的设想落空。时商都正北、西南都有蒋军拦截，吉只好率部往东南走。行至张北二台子，宋哲元派张凌云给吉鸿昌送信，说只要同意改编，保证人员安全。吉鸿昌说:“凌云，你回去告诉宋哲元，他如出卖中国，死了不如一条狗。让我跟他走，不行。蒋介石我都不放在眼里，何况宋哲元。”张凌云原是抗日同盟军将领，后来投靠了宋哲元。他听了吉鸿昌的这席话，很不舒服，就回去了。

九月，我们经沽源到独石口，正遇从东北退下来的刘桂堂、汤玉麟部，经过商议，决定南下进军北京。吉鸿昌、方振武率部经赤城、延庆、十三陵、昌平到小汤山，被蒋军万福麟部堵住。吉鸿昌由北边转到东边，在一棵大柳树下脱掉衣服，手握大刀，带队接连几次猛冲，攻入敌阵。战士们奋勇拼杀，敌人狼狈逃窜。次日，万福麟又重整旗鼓，在日军飞机、大炮的配合下，猛烈反攻。吉鸿昌命令部队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日军飞机、大炮失去威力。在方振武部的配合下，经过激烈战斗，我军将小汤山的敌人消灭，但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还有一个大学校长在此战斗中牺牲。

部队在小汤山略加整顿，准备转移，不料日、蒋军队迅速包围上来，形势非常危急。东面的高丽营、牛栏山已被日军占领，南面的何应钦部正往北运动。何与日军勾结，实行南北夹击，并出动大批飞机狂轰滥炸。我军连日苦战，伤亡很大，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剩下人不多了。吉鸿昌和方振武决定同国民党军商震部谈判。

我们走到孙河东边的马家营，在国民党三十二军一四二师司令部见了商震，商让我们吃了饭，然后叫了两部汽车，方、吉分别坐进去，商派几名护兵押送我们去北京。汽车行至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天色渐暗，路边有一片坟地。方振武伴装解手，溜掉了。又走了二里多路，我和吉鸿昌也借机溜掉。护兵不追，又把车开回去。

我和吉鸿昌顺铁路走到半夜，来了一列南去货车，我们爬上去，辗转回到天津。时为一九三三年冬天。

英勇就义

到天津后，吉鸿昌没有冒然回家。我们先在一个俄国人开的咖啡馆里吃些点心，吉便让我去他家找他的夫人胡洪霞。胡来到咖啡馆见了吉，说:“家里已被监视，你出入要格外小心。”吉鸿昌又扮成商人模样，回到家里。不久，吉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联络各派抗日人士，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吉鸿昌在“大同盟”中担任主任委员。

一九三四年春天，我随吉鸿昌、宣侠父再次到上海，住了几天，又返回天津。这时，蒋介石发出通缉令，吉鸿昌处境十分危险。但是，吉鸿昌以他的机智、冷静和勇敢，经常甩掉跟踪的特务，在天津惠中饭店和国民饭店秘密开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这年秋天，敌人加紧了对吉鸿昌的监视。军统特务经常尾随跟踪，吉的行动非常困难。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对我说:“现在，外地的一些朋友找我，来天津不方便，也不安全。你回北京去，在哪儿设个联络点，接待找我的人。”几天后，我回到北京，在旧鼓楼大街住下，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先后接待过薛传芳、安瑞海、袁世同等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我从报纸的号外上得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进行革命活动时，被国民党特务刺伤的消息，非常震惊，立即赶至天津。时吉鸿昌已住入法国天主教堂医院，由于院方百般阻挠，不让我们见面，我又返回北京，应付找他的人。但终日心神不安，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吉鸿昌。后来听说，法租界工部局对吉鸿昌“审讯”后，竟然把吉“引渡”给国民党政府，我忧心如焚。

十一月二十四日傍晚，一个好友告诉我，吉鸿昌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北京陆军监狱。噩耗传来，我失声痛哭。

事后，我才知道，吉鸿昌同志在就义的时候表现得十分英勇。行刑的刽子手本来要在他身后开枪，他大声说:“我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找黑枪。”刽子手绕到他的前面举起枪来，手都发抖了。吉鸿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牺性时年方三十九岁。

吉夫人胡洪霞知道鸿昌同志就义的消息后:痛不欲生。国民党陆军监狱不许家属领尸体，吉夫人急得用头撞监狱的铁栏杆。后来吉夫人被勒索了一万元钱，才把遗体领出来，停枢于南长街长寿寺。第二年(一九三五年)，才运回他的老家河南吕潭镇安葬。

吉鸿昌同志英勇牺牲十五年后，他所热爱的祖国获得解放。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的遗骸由河南扶沟迁到郑州黄冈寺烈士陵园。他的崇高形象，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阎典恒记录整理

(政协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