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将军：提前几个月安排家人撤离台湾，距他被捕仅有2个月！

最近，大家应该都看了《沉默的荣耀》吧？与以往那些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剧集不同，这次，创作团队大胆尝试，直接将历史事件艺术重现，更是用了那些烈士们的真名。

这让观众们能够更好地自主搜索，了解那段历史。吴石将军等人的纪念碑、墓碑前面，也都多了许多不同的色彩，那是后辈们献上的鲜花。

说起来，陈宝仓将军也是其中的一位烈士。他在察觉到危险的时候，就将家人送离了台湾。那个时候，距离他被捕，只有2、3个月了。

1900年的北平，八国联军刚撤走没多久，城南松宝斋古玩店的伙计陈父，正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叹气。

这孩子名叫“宝仓”，盼着能给家里存点“宝贝”，可乱世里哪有安稳日子？没几年，松宝斋遭了劫，家底被抢空，陈父积劳成疾，在陈宝仓14岁那年走了，没过几个月，母亲也跟着去了。

彼时的陈宝仓刚念完中学，连学费都凑不齐，在街上看见清河军官预备学校的招生启事，眼睛亮了：管吃管住还免学费，哪怕要每天天不亮就练队列，他也认了。揣着几件打补丁的旧衣裳去报到那天，他在心里跟自己说：“先活下去，总有办法。”

在清河念了几年，陈宝仓凭着一股“死磕”的劲，把测绘图、战术课都学到了前几名，顺利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

那会儿的保定军校，是军阀时代的“军官摇篮”，同学里有后来的抗日名将，也有跟着阎锡山、冯玉祥混的，可陈宝仓不掺和这些，每天除了上课，就泡在图书馆里看工程图纸。有同学笑他“太死心眼”，他却指着图纸上的战壕说：

“工兵的活，差一厘米就可能让弟兄们送命。”

1923年毕业，他投奔了阎锡山，从排长干到团长，跟着部队在山西、河北之间打转。可看着军阀们今天抢地盘、明天打内战，他心里越来越难受：“这身军装要是用来打中国人，还有啥意思？”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在军营里闷头喝了半瓶烧酒，把帽徽摘下来擦了又擦：“该打鬼子了，再不能这么混下去。”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时，陈宝仓已经是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管着外围防御的协调。日军的飞机像蝗虫似的往阵地上扔炸弹，炮弹把土翻过来又翻过去，他连着好几天都没沾过床，眼睛里全是血丝，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就用手势指挥士兵加固工事。

这仗硬扛了好几个月，把上海的百姓和物资都护着撤到了内地，可陈宝仓的右臂也被弹片划了道深口子，条件有限，他简单裹了块布就接着走。

转年春天打安徽宣城，他正趴在战壕里看地图，一架日军轰炸机突然俯冲下来，炸弹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炸开。等他醒过来，右眼已经看不见了，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流，卫生员要抬他下去，他却攥着望远镜不肯放：“怕啥？一只眼照样能瞅准鬼子的阵地！”

养伤期间，妻子师文通带着孩子来看他，看着他空荡荡的右眼窝，哭得直发抖。陈宝仓却笑着把女儿抱到腿上，用没受伤的左手给她叠纸飞机：“爹这是跟鬼子‘换’的记号，以后看见独眼的，就知道是打鬼子的英雄。”

眼伤还没好利索，武汉会战又开始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知道他懂战术，专门把他调到第二兵团当参谋长，跟着兵团司令张发奎守德安。

那会儿日军调集了2万多人，装备比国军好得多，陈宝仓带着工兵连在阵前挖了好几层反坦克壕，还在壕沟里埋了自制的炸药包。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亲自带着士兵往阵地上送弹药，左腿被流弹擦伤，也只是撕下衣角缠了缠。

这一仗打下来，日军联队长田中大佐被击毙，两万多鬼子没剩下几个，士兵们都喊他“独眼将军”，他却摆了摆手：“是弟兄们厉害。”

1940年秋天，日军占了越南，中越边境告急。陈宝仓奉命去靖西组建指挥所，刚到地方就发现，边境上不光有鬼子，还有特务盯着进步人士。中共办的《新华南》杂志缺印刷地方，他偷偷把自家后院的仓库腾出来。

抗敌演剧队被特务刁难，也是陈宝仓拍着桌子跟特务呛声：“在我靖西的地盘，谁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先问我答不答应！”

有次胡志明在广西天保被当成日本间谍抓了，要就地枪毙。陈宝仓听说后，连夜骑着马去跟当地专员交涉，“这人是帮着咱们抗日的，杀了他，寒了人心！”好说歹说才把人转到柳州的战区长官部，最后保下了性命。

可这事也引来了麻烦，军统特务在蒋介石面前告他“通共”，差点把他叫到重庆受审，还是张发奎等人帮着说情，才躲了过去。陈宝仓摸着右眼的伤疤，跟身边人说：

“我没做错，要是为了怕麻烦看着好人受欺负，那才真叫白活。”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靖西，陈宝仓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给士兵们讲课，他忍不住愣了愣，脸上的喜悦怎么都藏不住。没过多久，他就接到调令，去青岛担任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主持日军投降仪式。

10月25日那天，青岛汇泉路跑马场上挤满了人，老百姓举着小旗子，到处都沾满了人。陈宝仓将军穿着笔挺的军装，看着日军司令官在投降书上签字，陈宝仓心里感慨万千。他以为国人终于能过上太平日子了。

可他的希望很快就落了空。没过多久，国民党就开始筹备内战，陈宝仓被调到济南当第四兵站总监，负责给前线送军粮。可他看着士兵们背着枪往解放区开拔，心里像压了块石头：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还要打？

有次，看着仓库里堆的军粮有些都发霉了，附近的百姓们却连红薯都吃不上，陈宝仓当即让人把好的粮食分给百姓们，那些发了霉的，则留着自己吃。

这件事很快就被王耀武知道了，一下告到了蒋介石哪里，说他“通共，把军粮送给解放军。”这次陈宝仓并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辞了职，他说：

“我不想再打仗了，要是穿军装是为了对付同胞，我宁可不穿。”

到了1948年，陈宝仓带着家人去了香港。那时候的香港，聚集了不少不满国民党内战的进步人士，他在这里见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也见到了中共华南局的同志们。聊起台湾的情况，大家都有些犯愁。

就在这个时候，陈宝仓突然说：“我去台湾。”

他在国民党内部还有不少熟人，能凭着“国防部高参”的身份混进去，搜集军事情报。妻子师文通知道自己拦不住他，只是默默地给他收拾行李，细心地将一切都收拾好。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去，大概率是有去无回了。

刚到台北，他就找了个机会见到了吴石。吴石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也是潜伏在台湾的自己人。

两人在老茶馆见的面，点一壶茶，没说半句废话，就定好了联络方式：每周三下午，在茶馆靠窗的位置，两人一人带本书，情报就藏在书页里。

那会儿的台北，特务简直就像“苍蝇”一样多。陈宝仓每次去接头，都要换身便衣，坐三轮车绕三条街，再穿过菜市场，确认身后没人跟着，才敢进茶馆。

1949年的时候，台湾的局势就越来越紧张了。

有一天，陈宝仓的女儿一回到家，就怯生生地跟他说：“爸爸，街上又在抓人了，五花大绑的，听说要拉去马场町。”听了这话，陈宝仓虽然嘴上还在安慰闺女，可他心里也明白，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

当天晚上，他就跟师文通说：“你带孩子去香港，越快越好。”师文通哭着说要一起走，可陈宝仓知道，全家一起撤目标太大，特务肯定会盯上。

最终，夫妻俩商量出一个办法，假装“离婚”。那段时间，邻居总能听见他们吵架，甚至还摔了碗。没人的深夜，陈宝仓却仔细地将家里的金条分两份，一份用来支撑妻儿以后的生活，剩下的则交给交给英商朋友，让对方把师文通和孩子送走。

1950年1月12日，师文通带着孩子去基隆港坐船。陈宝仓没去送，只是躲在码头对面的窄巷里，军大衣领口拉得老高，右眼旧伤被海风激得发疼。他看着客轮的烟囱一点点变小，直到看不见，才偷偷抹了抹眼泪。

这一别，就是永别。

家人走后，陈宝仓的日子就更紧张了。

吴石劝他：“你也撤吧，找渔船去香港，还来得及。”可他摇了摇头：“台南的海防图还没弄全，我走了，谁送出去？”那段时间，他几乎住在了办公室，情报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要核对好几遍才敢抄下来。

2月下旬，坏消息传来：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了。虽然一开始没叛变，可风声已经紧到不行。陈宝仓赶紧把没送出去的情报烧了，灰烬拌进花盆里，还在上面种了株花，连一点痕迹都不留下。

有同僚偷偷给他准备了渔船，让他夜里走，他却又拒绝了：“再等等，等把最后一份情报送出去。”

终于把塞着情报的书交给了交通员朱枫的时候，他长舒一口气。那天夜里，陈宝仓忍不住对着月亮念陆游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虽然心里明白，自己很有可能等不到那天了，但还是忍不住抱着希望：万一呢？

1950年3月1号，蔡孝乾叛变了，供出了400多个地下党员。3月3号，报纸上登了“破获匪谍案”，吴石当天就被抓了。陈宝仓知道，自己也快了。

他把剩下的密件烧干净，却故意在衣柜夹层留了半封没写完的“通共信”，他想当“大鱼”，让特务以为抓了他就够了，放过还没暴露的同志。

3月29号早上，陈宝仓正在吃粥，门突然被撞开，特务举着枪冲了进来。他没慌，放下筷子，只对邻居说：“帮我给香港家人报个平安，就说我一切都好。”

审讯室里的灯光特别刺眼，特务用了皮鞭、烙铁、电椅，陈宝仓的衣服被血浸透了，却没吐一个字。特务举着那半封“通共信”问他，他只淡淡一笑：“我通的不是‘共’，是中国。”

6月8号，军法处下了死刑判决。陈宝仓签字的时候，在“陈宝仓”3个字旁边，写了句“浮名身外事，应不愧苍穹”。2天后，他跟吴石、朱枫、聂曦一起被押去马场町刑场。

行刑前，他跟宪兵说：“请让我面朝香港方向。”那里有他的妻子、孩子，有他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牵挂。

枪声响起时，他没喊口号，也没哭，就那么站着，像平时站岗一样，50岁的陈宝仓，就这样把生命停在了海峡这边，把信仰留在了他想守护的这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