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传奇｜战国楚简：改写中国思想史的珍贵典籍

文/图 张卫平

竹简，堪称“中国最早的信史”。战国楚简，是从时间的深渊中打捞出的文明遗嘱，以其沉默而雄辩的力量，不断刷新我们对中国思想史起源的认知。

从考古学视角看，自1965年江陵望山楚墓出土207枚楚简起，至近年王家嘴楚墓出土3200枚、秦家嘴楚墓出土3910枚楚简，荆州地区出土的楚简数量持续攀升，已达数万枚，占全国出土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一系列考古发现，不仅为楚文化研究带来革命性突破，也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思想宝库。

显影历史：被修订的叙事与被正名的霸权

“从孔子到韩非，先秦诸子的争鸣，奏响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言，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至关重要的时代。“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构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框架，并深远影响着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伦理与哲学体系。

可以说，楚国的科学、哲学与文学艺术，共同构筑了上古时期精神文明的高峰。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楚哲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以屈原诗歌、庄子散文为代表的楚文学，则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然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传世文献主要源自齐、鲁地区。荆州战国楚简的出土，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正如山东大学教授侯乃峰指出：“目前几乎所有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都将目光聚焦于荆州出土的楚简。”当历史学者首次在荆州接触楚简时，首先关注的便是简文的版本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差异。

思想的传承，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而更像一场漫长而复杂的显影过程。政治需求与学派之争，犹如一只无形的大手，对历史底片进行筛选、裁剪甚至篡改。秦朝的“焚书坑儒”，使先秦典籍遭受重创，中华文明几近断层。而战国楚简，作为秦始皇焚书前埋入地下的遗存，是未经后世修改的“原始底片”。

荆州王家嘴出土的《诗经》与《孔子曰》、秦家嘴出土的《吕刑》与《四王五霸》、枣林铺出土的《上贤》等文献，包含大量未见于传世典籍的内容，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躲过焚书之劫的楚简，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更加真实的春秋战国。南开大学教授程平山明确指出：“楚简的出土，解决了一些长达两千多年的学术争议。”

就古文字学者看来，最具冲击力的发现是关于“春秋五霸”的定论。司马迁在《史记》中构建的“五霸”序列，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早已成为常识。然而，楚简《四王五霸》中所载的楚王，并非一鸣惊人的楚庄王，而是“始都郢”的楚文王。一字之差，重若千钧。

楚简，不仅是竹与墨的凝结，更是失落的文明在竹片上的“复活”。其以无可辩驳的原始性，重新绘制了中国思想史的基因图谱，不仅为楚文王正名，更重塑了我们对春秋战国政治思想格局的认知，将一个更加多元、更具张力的“天下”观念重新呈现。

第二届楚文化节开幕式第二篇章《“简”述历史读懂中国》的背景

儒门别传：《孔子曰》与失落的“楚国版《论语》”

如果说《四王五霸》修正了政治史观，楚简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冲击则更具颠覆性。其中，王家嘴楚墓出土的《孔子曰》堪称思想史上的“石破天惊”。部分内容可与今本《论语》对读，印证经典的流传脉络；同时，亦有不少未见于《论语》的语录，章节之间亦存在异文。

专家认为，楚简《孔子曰》是一部未被后世传读的《论语》，是一个被时光湮没的孔子言论宝库，在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美国汉学家顾史考评价：“王家嘴《孔子曰》的发现价值难以估量，使失传两千多年的孔子语录重见天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荆州出土的战国楚简，是改变中国思想史的珍贵典籍。

战国时期，孔子思想如泉涌流，在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门人弟子中，以多种抄本和编纂形式传播。楚地儒者所传习的，或许正是这样一部带有楚地特色的《论语》选编。这些佚文，能展现出更鲜活的孔子形象，或涉及今本《论语》未深入讨论的议题，为我们理解孔子思想的全貌打开了新的窗口。山东大学教授侯乃峰指出：“王家嘴《孔子曰》与安大简《仲尼曰》性质相似，均属《论语》成书前的流传材料，对研究《论语》的形成与儒家思想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楚文化六大支柱之一的老庄哲学，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贡献卓著。郭店楚简《老子》的发现，不仅是现存最早的《老子》抄本，更因内容与传世本存在差异，揭示了先秦时期楚国思想文化的独特面貌，既反映了楚人对天下思潮的吸收与重构，也展现了楚国思想在百家争鸣中的积极参与。充分表明，楚文化并非单一的神巫传统，而是融合中原理性主义与地方特色的复合体系。这一发现，将楚国思想史从“屈原—庄子”的文学化叙事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政治哲学的维度。

楚简《老子》的年代断定，证明了其核心思想在战国中期已经广为流传，间接地支持了《老子》早期文本的真实性。

楚简，使我们得以窥见儒家思想在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前，那段充满生机与探索的“青春岁月”，这是对中国思想史叙事的根本性改变。

捧读埋藏两千多年的楚简，我们仿佛置身于战国儒者辩论的学宫，听到的不是单一宣教，而是众声喧哗的思想交响。《尚书》是儒家的经典，曾在中原地区广泛流传，但秦家嘴楚简《尚书·吕刑》的出土，不仅为文献校勘提供新资料，更表明了《尚书》对南方特别是楚国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二.届楚文化节开幕式上武术表演《一简千年》

诗乐重光：华夏文明的另一种可能

楚简对中国思想史的改写，也体现在对《诗》与“乐”等经典的呈现上。早在孔子之前，“诗”已是贵族教育与外交辞令的基石，但《诗经》的成书与早期流传始终迷雾重重。

王家嘴楚墓出土的楚简《诗经》，主要涵盖今本《毛诗·国风》内容，但在结构、篇序及文字方面均存在着一定差异。考古研究表明，楚简《诗经》版本接近公元前450年左右。专家认为，这将“对《诗经》学史产生颠覆性影响”，是现有具明确考古来源的诗经楚简，其价值与“安大简”相当，足以改写《诗经》学的历史。

这些差异，并非抄写时的讹误，而是暗示着先秦时期可能存在多种《诗经》编纂与传授系统。楚人所习的《诗经》，或与孔子删订的“三百篇”版本不同。楚简如同“时间胶囊”，保存了《诗经》定型前的原始面貌，为了解先秦思想的多元性、交融性及典籍传播史提供了关键的“拼图”。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建委强调：“战国楚简所出土的古书，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中国古书的原始面貌。”

楚简所呈现的“诗”乐传统，也为理解屈骚文学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语境。屈原《楚辞》中丰富的神话意象，以往多被归因于楚地独特的巫文化背景。

然而，楚简《诗经》表明，楚人同样系统接受并重构了中原的诗教体系。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并非无源之水，很可能建立在楚地特有的“诗”学传承基础上。

楚简中“诗”“乐”的融合形态，进一步揭示了屈骚中“歌乐舞一体”的文体特征，正是楚国礼乐文明浸润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华夏文明早期并非铁板一块，在中原文化的主流框架下，还存在地域性差异。楚简为我们保存了这种“差异性”的珍贵样本，展现出文明演进的另一路径。

从《诗经》到《楚辞》，楚简串联起的是一条南北文化交融、诗教精神地域化的线索。

关于“乐”的文献同样重要。孔子曾痛心于“礼崩乐坏”，但“乐”的具体形态，因抽象难解而后世莫详。楚简中关于“乐”的论述，不仅涉及思想层面（如乐教与政教关系），还可能包含具体仪轨记载。楚简的出土，将那个只存于文字、被视为治国要义的“乐”，重新拉回现实，令人想象其曾有的宏大体系与感召力。

在楚文化中，“乐”不仅关乎礼制，更与楚辞中所见的祭祀仪典、天人沟通密切相关，是理解楚国精神世界不可忽视的维度。 诗乐结合，是楚国君子人格养成的核心。楚简使这片思想“拼图”更为完整，让我们更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文化脉搏。

第二届楚文化节开幕式第二篇章《“简”述历史 读懂中国》背景上展示的战国楚简

战国楚简，是一部我们远未读完的书。每一枚楚简的解读，都可能引发对既有定论的重新审视。在这些竹简的字里行间，我们找寻的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初源记忆，更是一种开放的、充满可能性的精神姿态。

第二届楚文化节开幕式上武术表演《一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