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管管“罗永浩”，炒作网络舆论伤企现象何时休？

西贝大规模关店的消息刷屏全网令人唏嘘。据新华网报道，西贝计划一次性关停102家门店，占总门店数约三成，截至目前亏损已超5亿元，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确认关店属实。2025年 9 月罗永浩引发的预制菜舆论风波，与西贝陷入经营困境密切相关。当餐饮企业为生存艰难“断臂”，不得不追问：网络大V的言论边界何在？无节制引发舆论对企业造成伤害，何时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回溯这场风波，罗永浩的一系列操作极具典型性。2025年9月，他发文吐槽西贝菜品，呼吁立法强制标注预制菜，瞬间引爆热搜。面对西贝客服的回应及贾国龙“无预制菜、将起诉”的表态，罗永浩不仅连发数十条微博反驳，还开出10万元悬赏征集西贝使用预制菜的证据，甚至寻求专业仪器检测菜品烹制时间，持续推高舆情热度。

尽管西贝公开菜品制作流程、开放后厨，甚至优化菜品供应体系、下调部分菜品价格，罗永浩仍不断加码言论，舆论的杀伤力已不可逆：贾国龙提及风波对门店经营造成明显冲击，营业额出现下滑，西贝被迫推出大额补贴、员工加薪等自救措施，却仍难挽颓势，最终走向大规模关店。这场由单一言论引发的连锁反应，暴露了网络大V言论对企业经营的致命影响。

从法律视角看，罗永浩的言论早已超出普通消费者评价范畴。作为长期从事直播带货、拥有千万级粉丝的网络名人，其账号属于网信办新规中“从事内容创作、直播带货的职业网络账号”，具备明确的网络经营属性。这意味着他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者，其言论因兼具流量引导性和商业关联性，依法应承担更高的事实核实义务。

遗憾的是，罗永浩在未充分核实事实的情况下，用情绪化表述定性西贝产品，通过悬赏、号召爆料等方式放大争议、推高舆情热度，连带引发的网络讨论进一步扩散了负面影响，已对西贝经营造成实质性冲击。这种借监督名义放大企业争议、收割网络关注的行为，正是当前网络舆论伤企现象的核心症结——部分大 V 将企业当作流量跳板，通过制造对立舆情吸引关注，而自身却无需为舆情带来的经营损失付出对等代价。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前对网络大V言论的监管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行政监管存在缺位，尽管2025年12月网信办发布《网络名人账号行为负面清单》，明确划定13条红线，禁止恶意营销炒作、操纵网络话题等行为，但在具体事件中，监管响应往往滞后于舆情扩散，难以及时遏制负面影响。西贝风波持续近一周，舆情已造成不可逆损失，却未见监管部门对言论真实性及炒作行为及时介入核查。

另一方面，司法救济手段杯水车薪。企业遭遇不实言论攻击后，即便提起名誉权诉讼或商业诋毁诉讼，也面临程序漫长、举证困难的困境。正如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所示，网络言论侵权案件从取证到判决往往耗时数月甚至数年，而企业的经营困境却迫在眉睫。西贝创始人曾表态“官司一定要打”，而截至目前，双方争议未进入司法诉讼程序，背后正是司法救济时效性不足的现实无奈。

这种困境，恰似律师行业面临的恶意投诉难题。尽管四川省律协已出台恶意投诉处理规则，对捏造事实投诉者可列入黑名单并移送司法机关，但在全国范围内，多数地区仍存在惩戒缺位，律师面对恶意投诉往往只能被动自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却难以追究投诉者责任。网络大V引发舆情伤企与律师被恶意投诉，本质上都是“权利滥用成本低、受害者维权成本高”的制度性失衡。

要遏制网络舆论伤企乱象，必须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首先，应强化平台主体责任，按照2025年12月网信办发布的《网络名人账号行为负面清单》要求，对涉及企业的热点言论启动AI实时监测，对未核实事实的情绪化攻击、悬赏爆料等行为及时限流下架，从源头阻断舆情扩散。其次，行政监管需提速增效，建立网络言论快速核查机制，对涉嫌恶意炒作、商业诋毁的大V依法采取约谈、罚款、限流等措施，形成即时震慑。

同时，应优化司法救济路径，针对网络言论侵权案件设立绿色通道，简化举证程序，适用行为保全制度，及时制止侵权言论传播。更重要的是，完善惩戒机制，将恶意炒作伤企的大V纳入信用档案，与直播带货资质、商业合作资源挂钩，提高其违法成本。如同对律师恶意投诉者的惩戒，唯有让言论失实者付出切实代价，才能守住舆论监督与权利滥用的边界。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舆论监督也不能沦为流量收割的工具。西贝的大规模关店，为所有企业敲响了警钟，也倒逼监管体系升级。当网络大V的言论自由被装上“责任阀门”，当企业维权不再陷入“赢了官司、输了经营”的困境，清朗的网络生态与健康的营商环境才能真正实现。